《COVID》:Spatial Memory and COVID-19: Cognitive Patterns, Assessment Approaches, and Neural Substrates
Tania Llana,
Sara Garces-Arilla and
Marta Mende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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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综述探讨了COVID-19对空间记忆这一核心认知功能的具体影响。文章整合了急性、急性后及新冠后遗症(PCC)阶段的临床证据,指出空间记忆在PCC患者中常见受损,尤其在长时程记忆和导航情境中。综述批判性地分析了传统神经心理学工具的局限性,并强调了结合虚拟现实(VR)等生态学评估新方法的重要性。文中进一步探讨了与COVID-19相关的神经生物学机制,指出海马体与内侧颞叶的结构与功能改变是关键所在。
COVID-19已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多系统性疾病,可对神经系统和认知功能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它对于空间记忆——一种对日常导航和功能独立性至关重要的认知功能——的具体影响,却仍未得到充分探索。这篇综述旨在提供一个批判性的综合,梳理当前关于SARS-CoV-2感染如何影响空间记忆的证据。
空间记忆在COVID-19之后的改变
目前,专门评估不同疾病阶段空间记忆的研究仍然有限。在急性期和急性后期,认知评估多依赖简易认知筛查工具,对空间记忆的关注较少。这使得相关证据主要集中在新冠后遗症(PCC)阶段。综合来看,证据表明空间记忆在PCC患者中经常受到损害。
视觉空间记忆的改变:多项使用视觉空间记忆测试(如复杂图形延迟回忆)的研究发现,PCC患者在延迟回忆中表现不佳,低于预期标准。控制组对比也支持这一发现,但结果存在不一致性。纵向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移,延迟回忆得分可能有改善,但需注意练习效应的干扰。
非导航性空间记忆的改变:通过非导航性空间任务(如柯西积木测验、CANTAB空间工作记忆任务)的评估也表明,PCC患者在短时和长时空间记忆测试中表现出障碍。障碍的发生率与其他认知领域相当。在控制组研究中,短期空间记忆受损的证据更为一致。
导航支持的空间记忆改变:迄今为止,仅有少数研究(两项)在PCC中使用了导航支持的空间记忆测试,均采用虚拟现实(VR)物体位置记忆范式。结果发现,PCC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差异在24小时的长时间延迟回忆中最为显著,表明PCC对物体位置记忆的影响在更长的保持间隔后更为明显。
影响空间记忆的调节因素:关于可能影响空间记忆结果的因素,证据尚不明确。感染后的评估时间、年龄、急性期疾病严重程度(通常通过住院状态、机械通气需求等指标衡量)等因素与空间记忆结果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研究中存在很大差异和不一致性,这主要归因于研究方法的异质性、样本量小以及评估时间点定义不一致。
COVID-19患者空间记忆的神经心理学评估
评估视觉空间和空间记忆的工具在生态效度和对空间过程(如认知地图形成)的敏感性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传统与新兴工具:在临床上,评估常常依赖于传统工具。例如,雷伊-奥斯特里特复杂图形测试(ROCF)延迟复制和图样记忆测试(FMT),它们主要用于评估视觉空间能力,但也涉及注意、计划和执行功能。常见的空间记忆评估工具包括柯西积木敲击测试(CBTT),用于评估空间信息的保持和操作;以及剑桥神经心理学测试自动化成套测验(CANTAB)中的空间工作记忆(SWM)任务。此外,10/36空间回忆测试(SPART)侧重于空间配置的学习和延迟回忆。
然而,这些非导航范式主要评估小尺度空间处理,对构建认知地图所需的空间整合过程要求有限。因此,它们可能低估了动态导航中才会显现的缺陷。新兴的评估方法,如沉浸式虚拟现实(VR)物体位置记忆范式,为解决这一局限提供了可能。这种范式允许在可导航的虚拟环境中评估空间记忆的获取、巩固和长期保留,具有更高的生态效度,为认知评估和康复提供了新思路。
空间记忆改变的神经基础
空间记忆的正常功能高度依赖于内侧颞叶(MTL)的完整性,特别是海马体、内嗅皮层和海马旁皮层。COVID-19后空间记忆障碍的潜在机制可通过一个整合模型来理解,该模型涉及从系统性炎症到大脑结构功能改变的一系列过程。
生物标志物研究:急性SARS-CoV-2感染可引发系统性炎症和神经炎症。研究表明,在PCC患者中,血浆中神经丝轻链(NfL)、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等生物标志物水平升高,这些标志物与海马体积和认知功能的变化相关,提示持续的神经炎症和神经元/胶质损伤可能介导了认知后遗症,包括空间记忆障碍。
神经影像学研究:神经影像学研究为COVID-19后MTL结构和功能改变提供了证据。结构磁共振成像(MRI)研究发现,PCC患者的海马体,特别是其前部和齿状回亚区,体积减小,并与复杂图形测试(ROCF)的表现相关。海马体的微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其血流灌注降低。这些结构变化伴随着较差的空间工作记忆表现。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研究发现,包括默认模式网络(DMN)在内的广泛脑网络功能连接性发生改变,而这些网络在情景和空间记忆中扮演关键角色。扩散张量成像(DTI)则揭示了与记忆障碍相关的白质微结构改变。然而,神经影像学发现存在显著的异质性,且将结构/功能改变与专门的空间记忆任务表现直接联系起来的研究仍然很少。
当前文献的方法学局限与空白
尽管相关研究不断涌现,但针对COVID-19后空间记忆的研究仍面临方法学上的诸多挑战和空白。
首先,概念和方法的碎片化是一个主要问题。许多研究通过“视觉空间记忆”任务(如ROCF)来操作“空间记忆”,但这些任务主要评估视觉知觉编码和组织策略,而非海马依赖的认知地图形成或导航学习。这导致了概念上的不精确和结果的不一致。其次,当前证据主要依赖静态、小尺度的任务,这些任务生态效度有限,可能无法检测到在复杂、动态导航环境中才会出现的功能障碍。虽然VR等新方法前景广阔,但目前应用有限且缺乏标准化。第三,研究样本、疾病严重程度定义、评估时间点等方面存在高度异质性,且常缺乏对混杂因素(如疲劳、情绪症状)的控制,使得难以区分病毒特异性效应与其他影响因素。最后,纵向研究稀少,且大脑神经影像学改变与行为学上隔离出的空间记忆障碍之间的直接关联证据不足。
结论
总结而言,现有证据更倾向于表明,在COVID-19(特别是PCC)后,某些视觉空间和空间记忆成分存在选择性脆弱,而非空间导航记忆的一致损害。这些障碍在更长的记忆保持间隔和导航情境中似乎更为明显。行为学上的障碍与内侧颞叶(包括海马体萎缩、低灌注和功能连接中断)的结构功能改变之间存在一定关联。
然而,这些结论需谨慎解读。临床人群的异质性、评估工具(多依赖传统神经心理学测试)的局限性、以及评估时间定义的不一致,都限制了结论的确定性。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障碍是空间表征本身的原发性破坏,还是疲劳、情绪症状和系统性炎症等泛化因素的继发效应。
未来的研究方向应是开展更大规模、纵向、标准化的研究,采用明确界定的空间记忆结构,并结合生态效度更高的导航范式。同时,需要将行为结果与神经、生物标志物直接关联,从而为开发针对性的认知康复策略提供基础,以帮助PCC患者恢复空间导航能力和功能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