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Communication guidelines for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working with adults with changed cognitive capacity and their carers: A scoping review with implications for neuro-on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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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医疗场景中的有效沟通是保障照护质量的核心,当服务对象存在认知障碍(People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PwCI)时,沟通复杂性显著上升。认知障碍可表现为从细微的执行功能下降到严重的认知缺损,医护人员(Healthcare
背景:医疗场景中的有效沟通是保障照护质量的核心,当服务对象存在认知障碍(People with Cognitive Impairment, PwCI)时,沟通复杂性显著上升。认知障碍可表现为从细微的执行功能下降到严重的认知缺损,医护人员(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HCPs)需针对不同个体及其家庭调整沟通方式,这一过程极具挑战性。尽管已有大量工作聚焦于建立医护人员沟通技能培训项目与相关指南,但针对认知障碍的专项沟通培训尚未有效转化至肿瘤学领域。本综述旨在提炼适用于PwCI的医护人员沟通指南,为神经肿瘤学领域的医护人员培训资源开发提供依据。
方法:本综述遵循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anna Briggs Institute, JBI)的范围综述方法,并按照PRISMA-ScR(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extension for Scoping Reviews)格式进行报告。数据来源于已发表的学术研究及灰色文献,检索词聚焦于医护人员针对认知障碍成人(如脑损伤、痴呆)的沟通指南。检索限定于非住院照护场景中医护人员与成人的沟通。
结果:去重后初筛获得6257篇文献,经标题与摘要筛选后纳入603篇进行全文评估,最终43项研究进入数据提取阶段。研究人员将医护人员沟通的关键要素归纳为六大类别:1)沟通概念——支撑高质量沟通的理论基础;2)呈现与传递——医护人员分享内容与信息的方式;3)行为与行动——医护人员为促进沟通采取的具体举措;4)环境因素——支持互动开展的外部环境设置;5)家庭参与——平衡照护者沟通需求的策略;6)组织因素——保障高质量沟通的系统机制。
结论:基于相关卫生领域的现有经验,这六大关键要素为医护人员提供了清晰的策略框架,使其能够更好地调整沟通方式以适应PwCI及其家庭的需求,这些要素将作为核心内容用于开发神经肿瘤学领域的医护人员沟通技能培训项目。
1. 引言
医疗沟通是保障照护质量的核心环节,清晰、双向的信息交互是完成健康评估、健康教育及后续诊疗决策的基础。医护人员与患者及其家庭建立信任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合作、开展新诊断告知、制定复杂治疗方案及推动共同决策的前提。但在高压情境下,医疗沟通面临巨大挑战:患者及家属常处于突发健康危机的冲击中,面对陌生环境、陌生术语与密集的就诊安排,极易产生疲惫与信息过载,其反应模式因个体经历与健康认知差异而各不相同。与此同时,医护人员也可能受限于时间与资源压力,在特定场景下缺乏足够的沟通信心。针对个体的沟通调适已被公认为优质医疗的必要组成部分。
当个体出现认知功能改变或下降时,医疗沟通会变得尤为复杂。认知变化可从轻微的注意力分散到严重的问题解决、计划与记忆功能缺损不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如痴呆、多发性硬化)、获得性脑损伤(如创伤性脑损伤、卒中)及部分精神疾病均可影响成人的思维清晰度与决策能力。原发性恶性脑肿瘤患者同样会出现认知功能改变。医疗咨询依赖医患双方对信息的清晰传递与理解,而认知改变会直接影响信息的接收、反馈与执行。医护人员往往难以识别患者的认知变化,或在识别后无法及时调整沟通方式以满足其需求。如何在充分告知、获取知情同意、促进协作的同时,兼顾患者意愿与家庭照护者的参与,是所有相关方均需面对的平衡难题。
既往医疗沟通技能培训多针对特定疾病对沟通的影响,如痴呆、获得性脑损伤或癌症,部分项目聚焦于患者或照护者的沟通支持,肿瘤学领域的培训则更多覆盖诊断告知、决策制定、生存照护、家庭参与及临终关怀等病程阶段。然而,针对脑肿瘤诊断背景下医护人员如何理解与适应认知改变对沟通影响的指导仍十分匮乏。原发性恶性脑肿瘤(脑癌)因疾病本身与治疗效应均可能导致认知变化,正是上述领域的交叉点。本范围综述的目标即为识别并整合医护人员在与认知能力下降成人及其照护者沟通时的关键要素与推荐实践,并将成果应用于脑肿瘤领域的后续研究。
1.1 综述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1)针对服务认知功能受损成人的医护人员,现有的推荐沟通指南有哪些?2)医护人员在支持此类人群及其照护者时,使用了哪些核心沟通要素?
2. 方法
本叙事性范围综述严格遵循JBI范围综述框架与PRISMA-ScR报告规范。选择范围综述方法旨在全面梳理现有证据,识别医护人员与认知功能下降人群及其家庭沟通的核心特征,该方法允许纳入政府指南、专业灰色文献及学术文献等多源证据。本综述方案已于2024年2月18日在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 doi:10.17605/OSF.IO/6UP3Q)注册。
2.1 纳入标准
基于PCC(Participant, Concept, Context)框架制定纳入标准。参与者涵盖13岁及以上符合定义健康条件的青少年与成人及其照护者,无地域、文化背景或语言限制。概念层面聚焦于临床实践指南、沟通模型或框架中包含的具体建议、研究或培训材料中的核心概念,涉及的医护人员角色包括医生、护士、心理学家、神经心理学家、社工、作业治疗师、言语病理师及照护协调员。情境层面涵盖可能导致认知能力下降的健康状况:获得性脑损伤(卒中、脑损伤)、神经退行性疾病(痴呆、多发性硬化)、严重精神疾病(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及胶质瘤/原发性恶性脑肿瘤。
2.2 排除标准
排除先天性或神经发育性疾病(如智力障碍、发育残疾、孤独症谱系障碍)相关研究,因其起病于儿童期且沟通需求随病程动态变化。排除针对患者或照护者的干预研究,因其主要关注患者/照护者的改变而非医护人员的沟通策略。排除住院照护场景的研究,因其人员配置与沟通模式存在差异。排除书籍评论、病例报告、社论、观点文章及2014年前出版的书籍章节。
2.3 方案偏离说明
在标题与摘要筛选阶段,研究团队发现失语症相关研究多聚焦沟通干预,经与临床神经心理学家讨论,修改方案以排除失语症干预研究。在全文筛选阶段,进一步排除针对诊断告知的沟通研究,因另一项正在进行中的综述已专门探讨原发性脑肿瘤的诊断沟通。
2.4 信息来源
同时检索已发表与未发表材料。已发表研究来自Medline(Ovid)、CINAHL、PsycINFO与Scopus数据库,并对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进行手工追溯。未发表材料来自ProQuest学位论文库、ECRI指南信托与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指南数据库,并通过谷歌搜索引擎与专业协会网站检索灰色文献。
2.5 检索策略
检索策略基于人群、概念与情境设计,并根据不同数据库调整MeSH词与主题词,详见补充文件中的Medline OVID检索策略。所有学术与灰色文献材料统称为“研究”,数据库检索于2024年2月19日完成,灰色文献检索于2024年3月18日至5月23日间完成。所有文献导入EndNote 20.6管理,并上传至Covidence系统软件进行筛选。
2.6 研究筛选
由两名独立评审员在Covidence中完成去重与标题摘要筛选,第一作者(DL)完成所有筛选,其余团队成员分担第二轮筛选。符合标准的文献由DL进行全文评估,30%的全文由第二名团队成员复核以确保一致性,分歧通过团队讨论解决。
2.7 数据提取
研究团队预先制定数据提取模板,提取内容包括:认知障碍人群医疗沟通的总体概念与方法、资源目标、目标疾病与职业群体、预期受益对象、核心特征与组成要素、医护人员沟通的推荐策略,以及资源的设计过程、评估结果、优势局限与后续计划。
2.8 数据分析
采用叙述性综合法进行数据分析,将识别出的要素按执行模式归类,如沟通概念与理论、环境因素、医护人员行为、沟通传递、家庭协作与服务要素。数据按“医护人员可直接管理的要素”“系统与组织管理的要素”“沟通核心概念”三个层级整理,后经团队讨论将“照护者与家庭参与”单独列为一组策略。研究人员通过利益相关者反馈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将提取的数据集以书面摘要与线上汇报的形式呈现给16名医护人员与15名有亲身经历者,该过程属于一项经伦理审查的共同设计研究的一部分,用于独立验证本综述识别的沟通关键要素。
3. 结果
正式数据库检索获得10540篇研究,灰色文献与引文追溯获得198篇,去重后剩余6257篇进行标题摘要筛选,排除5654篇,603篇进入全文评估,其中21篇无法获取全文,最终43项研究纳入数据提取。
3.1 研究描述
纳入研究主要来自美国(n=12)、英国(n=9)、澳大利亚(n=8)、加拿大(n=7),其余分布于奥地利、比利时、挪威、瑞士、荷兰、日本与巴西。多数研究针对痴呆人群(n=23),其次为获得性脑损伤(n=15,含卒中)、胶质瘤/原发性脑肿瘤(n=2),另有1项针对多发性硬化,1项针对肌萎缩侧索硬化。4篇针对65岁以上人群,1篇针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
3.2 资源目标
资源的既定目标多样:部分研究考察医护人员的沟通体验,探索沟通的促进与阻碍因素;部分提供系统的临床沟通框架;部分明确界定提升医护人员沟通的具体策略,包括沟通调适、尊重患者价值观、传递希望;部分聚焦共同决策、预立医疗照护计划讨论及协作与安全策略;另有部分针对特定场景,如驾驶能力终止告知、老龄化对沟通的影响及沟通辅助工具使用。
3.3 资源类型
多数资源包含具体沟通建议(n=16),部分为沟通框架或培训包,5项源自原始研究,4项源自综述,4项为沟通指南(其中1项针对远程医疗),4项为沟通要点说明单。
3.4 目标受益人群
多数资源同时针对认知障碍人群及其照护者(n=22),19项仅针对认知障碍人群,2项分别针对照护者与老年人群,1项针对澳大利亚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
3.5 目标医护群体
超过半数资源未指定具体学科,面向全体医护人员(n=24);4项针对医护联合群体,7项针对护理群体,6项针对医生群体,2项针对专职医疗群体。
4. 医护人员沟通的关键要素
研究人员将医护人员与PwCI的沟通关键要素归纳为六大类:1)沟通概念;2)呈现与传递;3)行为与行动;4)环境要素;5)照护者与家庭参与;6)服务/组织要素。沟通概念构成高质量沟通的理论基础,服务/组织要素指卫生系统为提升沟通采取的行动,其余四类为医护人员可直接实施的策略。
第一类为沟通概念,共识别出9项核心概念:尊重、尊严与希望;以人为本(Person-centred)路径;家庭中心实践;维护人格完整性;尊重PwCI的个体偏好;协作;目标设定;信息支持;共同决策。这些概念多作为培训项目、理论框架与实践指南的统领性思想,而非具体操作策略。
第二类为呈现与传递,指医护人员向PwCI传递信息与照护的具体方式。建立融洽关系是核心前提,可通过称呼姓名、自我介绍与角色说明、提前准备议程、展现友好态度、积极建立信任、询问意见与目标、征求许可、邀请提问等方式实现。简化沟通传递是关键操作,需使用简单句式、避免专业术语与俚语、使用全称、语速放缓并配合停顿、鼓励轮流发言、避免打断、给予充足时间、允许沉默、直接面向PwCI说话、以建议替代命令。需进一步降低语言负荷,每次仅传递一个问题、想法或指令,使用平实语言,多采用是否题而非开放式问题,聚焦信息交换与直接陈述,必要时使用语言特异性口译员,优先讨论重要事项,并根据文化、性别与识字水平调整沟通方式。信息强化是确保理解的重要环节,需通过总结陈述核查理解、逐字重复关键信息、复盘复杂内容、提出澄清性问题,并可结合回授法(teach-back)确认掌握程度。非语言表达可强化沟通意图,包括面向PwCI、保持眼神接触、使用开放肢体语言与手势、微笑、适度运用幽默,远程医疗中需注视摄像头。同理心沟通风格至关重要,需以尊重与尊严的态度沟通,认可个体的情绪体验,提供口头安慰,尊重个人与家庭的过往经历,探寻目标与价值观背后的个人动机,借助个人经历与兴趣开启对话。困难话题的处理需格外谨慎,建议分多次会话逐步引入(如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在传递坏消息时平衡希望与信息,由医护人员主导对话,从探索当前体验开始,避免强行推进。
第三类为行为与行动,指医护人员为促进沟通采取的具体举措。建立融洽关系的行为包括营造舒适氛围、积极倾听、避免打断与接打电话、根据个体调整沟通风格、询问对日常功能的影响。通过明确患者偏好实现沟通调适,包括询问称谓偏好、家庭参与意愿、文化与性别规范,识别其在信息获取、沟通方式、治疗选择与决策中的偏好。需考虑使用沟通辅助工具、辅助沟通设备,并根据视、听与认知障碍调整沟通方式。支持沟通的非语言行为包括缓慢靠近、避免无语言的单纯手势、保持开放的肢体语言,适度使用轻触(如握手、触碰手臂)以提供安慰与维持注意力。书面材料可有效支持沟通,需提供平实语言或多语种的优质书面材料,手写关键信息,绘制简易示意图,借助艺术、音乐、谈话垫等材料引导对话。需常规评估认知能力与决策能力,避免超出PwCI的理解能力沟通,可使用身体提示或视觉线索、语言辅助工具支持表达,鼓励迂回解释,缩短单次互动时长以维持参与度。建立协作型沟通,寻求共识与协作讨论,共同制定可行的行动计划,分享信息与考量,保持沟通风格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若一种方式无效则及时切换,安排随访并设置下次预约。
第四类为环境要素,指可通过调整以促进沟通的外部环境。消除干扰是首要措施,需减少背景噪音,选择安静、平和的空间,移除杂物与多余设备。优化环境设置,合理摆放家具以保障舒适度与环境扫描便利性,确保充足照明与适宜室温。打造文化适配与熟悉的环境,让PwCI感到安心。利用环境辅助沟通,与PwCI及其家庭平视就坐,必要时使用环境中的物理提示辅助解释,数字沟通优先选择视频会议而非电话。
第五类为照护者与家庭参与。普遍建议将照护者与家庭成员纳入治疗讨论,为其提供可靠的信息与教育,支持共同决策。需注意在场人员的构成,尊重隐私,留意家庭互动中的性别差异,优先邀请能够支持沟通的家属参与,保持与家属沟通的一致性。认可家庭的优势与贡献,尊重照护关系,承认照护负担,区分PwCI与家庭的体验差异,尊重照护者的角色与专业知识,评估其未被满足的需求,为照护者提供单独与团队沟通的时机以获取旁系病史与沟通偏好。保持灵活性,支持面对面、电话等多种沟通方式,预留充足时间。医护人员与系统需向照护者明确说明随着认知障碍进展可能出现的自主能力变化。
第六类为服务与组织要素。组织层面需为PwCI及其家庭设立单一联络途径,建立协调的团队协作机制,确保团队内部有效传递沟通障碍与需求信息,优先选用熟悉PwCI情况的临床人员核对病史与共病情况。需为团队成员提供认知障碍对沟通影响的培训,使其了解本地可用资源(如支持小组),掌握预立医疗照护计划与决策能力的临床应用。服务交付层面需确保书面信息以适宜的语言与格式提供,必要时使用口译员,支持早期转诊至专职医疗服务,制定预立医疗声明,在常规照护中使用患者报告结局指标,定期检查沟通设备的视听功能,为家庭提供练习技能的现实机会与支持小组项目。
5. 讨论
本综述识别的沟通策略与通用医疗沟通指南存在交集,均强调以人为本、尊重、尊严与协作,但在认知障碍场景下需更具针对性的调适。信息传递需进一步简化,语速放缓并预留处理时间,降低语言负荷,优先呈现核心信息并反复澄清。医护人员需常规评估认知能力与所需支持,将非语言策略(如微笑、眼神接触)系统性地融入沟通,体现共情。环境要素在通用沟通中常被忽视,但对认知障碍人群的信息处理能力有直接影响,减少干扰、优化舒适度是必要前提。家庭参与方面,本综述与TRIO沟通指南均强调照护者的重要性,但本综述特别指出需识别能够支持而非替代PwCI表达的照护者,在维护PwCI自主性的同时发挥家庭的协作作用,这对脑肿瘤患者的复杂治疗决策尤为重要。组织要素方面,完善的医疗记录系统与多学科会议是保障沟通的基础,单一联络人式的照护协调被证实为关键策略,同时需通过正式培训提升医护人员在预立医疗照护计划与共同决策方面的能力。
5.1 局限性
本综述排除了未明确提出沟通框架或指南的研究,可能遗漏部分细节,但核心要素在多研究中得到重复验证,确保了全面性。未深入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策略差异,也未纳入失语症的特异性沟通建议,且未直接纳入患者与照护者的亲身经历视角,这些均为后续研究的方向。
6. 临床实践启示
原发性脑肿瘤患者同时面临预后不良与进行性神经认知下降的双重挑战,认知变化的表现与影响个体差异极大。本综述提炼的沟通策略将用于开发针对神经肿瘤学医护人员的专项培训资源,未来可拓展至其他肿瘤领域与良性脑肿瘤照护。后续需进一步探索沟通技能培训的效果评估方法,包括对医护人员行为与患者体验及结局的影响。将这些要素嵌入日常医疗实践,并确保其与组织价值观一致,是实现可持续改进的关键。
7. 结论
本范围综述明确了医疗场景中与PwCI建立并维持高质量沟通的核心要素,既包括支撑沟通的理论概念与组织系统,也涵盖了呈现传递、行为行动、环境设置与家庭参与等可直接操作的策略。与通用医疗沟通框架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信息传递方式、环境布置与医护人员的具体沟通行为上。这些策略大多直观易懂,未来的挑战在于如何将其从隐性技能转化为医护人员的自觉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