膳食组分对中国稻米中4种未监管金属分布与生物可及性的贡献:对健康风险评估及基于健康风险阈值推导的启示

《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and Analysis》:The contribution of dietary components to the distribution and bioaccessibility of four unregulated metals in Chinese rice: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risk assessment and derivation of health risk-based threshold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5月24日 来源: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and Analysis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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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未监管金属缺乏风险阈值,受污染稻米得以进入市场,从而带来潜在健康风险。本研究收集了117份中国稻米样品,以评估膳食组分如何影响稻米籽粒中4种未监管金属的分布与生物可及性,并探讨其对健康风险评估及基于健康风险阈值推导的意义。连续提取分析显示,75.09–84

  
由于未监管金属缺乏风险阈值,受污染稻米得以进入市场,从而带来潜在健康风险。本研究收集了117份中国稻米样品,以评估膳食组分如何影响稻米籽粒中4种未监管金属的分布与生物可及性,并探讨其对健康风险评估及基于健康风险阈值推导的意义。连续提取分析显示,75.09–84.47%的未监管金属与蛋白结合组分相关。随机森林(RF)模型识别出蛋白相关组分是金属累积(35.7–39.2%)和生物可及性(43.1–49.4%)预测模型中的主导贡献因子,而其他膳食组分则表现出金属特异性效应。蛋白与73.36–80.24%的总健康风险相关,其中植酸和Ca与Co和Ni的9.19–12.14%风险相关,膳食纤维则对Mo和V贡献12.14–12.64%。基于健康风险的阈值与蛋白含量之间观察到显著负相关(p < 0.01, r = ?0.53至?0.62),而与Ca含量呈正相关(r = 0.27–0.45),提示蛋白含量较高且Ca含量较低的稻米可能需要更严格的阈值。这些发现强调,未来针对未监管金属的健康风险评估与监管决策应纳入多种膳食组分。
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Food Composition and Analysis》,聚焦中国市售稻米中4种未监管金属——Co、Mo、Ni和V——的赋存、结合分布、生物可及性及其健康风险阈值推导问题。研究背景在于,当前Cd、As、Pb、Cr等受监管金属由于最高允许浓度和严格监管措施,其在中国稻米中的污染风险已总体处于较低水平;然而,Co、Mo、Ni、V等未监管金属虽具有明确的潜在毒理学危害,却缺乏针对稻米的健康风险限值,导致受污染产品仍可能进入市场。尤其是Ni具有较高致癌斜率因子,Co则在非致癌风险方面表现突出,这使未监管金属成为食品安全评估中的关键盲区。与此同时,稻米中金属并非以游离态独立存在,而是常与蛋白、植酸、膳食纤维、矿质元素等膳食组分结合;这些结合关系将进一步影响消化过程中的释放、溶解与吸收,进而改变实际暴露水平。因此,仅依据总量浓度开展风险评估可能高估或误判风险,也无法为未监管金属阈值制定提供充分依据。基于此,研究人员系统考察膳食组分对未监管金属在稻米中的分布、生物可及性及健康风险阈值的影响,以为更精细化的风险评价和标准制定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从中国17个主要水稻产区对应的网络零售渠道收集117份供人食用稻米样品,覆盖全国主要商品稻米来源。研究表明,未监管金属在中国市售稻米中的浓度范围较宽,整体健康风险显著高于当前已受控的受监管金属;其中Co的非致癌风险和Ni的致癌风险尤为突出。进一步分析发现,蛋白是决定这4种未监管金属在稻米中累积、组分分布、生物可及性及总体健康风险的首要因素;植酸、Ca、膳食纤维和Mg则对不同金属发挥次级但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基于生物可及性校正后的暴露评估,研究人员建立了未监管金属的健康风险阈值,并指出高蛋白、低Ca的稻米应采用更严格的安全限值。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推动未监管金属从“总量监管缺位”转向“基于生物可及性和膳食基质效应的风险治理”,为食品安全标准优化提供了新的科学框架。

在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手段:首先,对来源于中国17个主要稻米产区的117份网络零售稻米样品进行全国尺度采样;其次,采用ICP-MS和ICP-OES测定未监管金属及矿质元素含量,并通过连续提取法对脂质、无机态、4类蛋白组分及淀粉结合组分进行半定量分级;再次,利用生理学基础提取试验(PBET)评估体外生物可及性;随后测定蛋白、植酸、淀粉、膳食纤维、脂质和矿质元素等膳食组分;最后构建随机森林(RF)回归模型,并结合SHAP(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解析各膳食因子的相对贡献,同时结合Monte Carlo模拟开展分年龄人群健康风险评估与阈值推导。

3.1. 中国稻米中未监管重金属浓度

研究首先比较了受监管金属与未监管金属在中国市售稻米中的污染状况。结果显示,Cd、As、Pb、Cr总体达标率较高,污染指数低于风险阈值,说明中国当前商品稻米中受监管金属已得到较有效控制。相比之下,Co、Mo、Ni、V的浓度范围分别为0.01–0.19、0.06–0.80、0.02–1.38和0.03–0.85 mg/kg,平均值分别为0.08、0.40、0.55和0.42 mg/kg,表现出更广的波动区间和更高的累积水平。研究据此指出,未监管金属由于缺乏相应限量标准和针对性治理,已成为中国稻米市场中更值得关注的污染因子。

在健康风险方面,基于总量浓度的评估显示,各年龄组HQ(危害商)平均大小规律为Co > Mo > V > Ni。Co在幼儿、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中的HQ分别为1.50、1.32、1.15和1.03,均超过1.0,提示存在明确的非致癌风险。四种未监管金属的总危害商(THQ)分别为2.96、2.62、2.28和2.04,全部高于安全阈值。Monte Carlo模拟进一步表明,所有年龄组超过97%的THQ值大于1。致癌风险方面,仅Ni可因具备斜率因子(SF)而进行评估,其CR(致癌风险)在各年龄组均远高于1.0 × 10?4,且超过98%的模拟结果超出可接受水平,说明Ni构成显著致癌风险。该部分结果证明,未监管金属尤其是Co和Ni,对中国居民经稻米摄入的健康安全构成现实挑战。

3.2. 未监管金属在稻米籽粒中的组分分布

3.2.1. 稻米中未监管金属的化学组分

通过连续提取法,研究人员对未监管金属在稻米不同组分中的分布进行了半定量解析。结果表明,4种未监管金属具有相似的总体分布特征:与淀粉、脂质或无机结合组分相关的比例均低于25%,而75.09–84.47%的金属与蛋白结合组分相关。这说明蛋白是未监管金属在稻米籽粒中的主要结合库,与既往Cd和As主要结合于富含巯基蛋白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由于蛋白结合金属在胃肠液中往往具有较高溶解性,这一分布特征也为其后续较高生物可及性提供了解释基础。

在4类蛋白组分中,未监管金属主要分布于清蛋白(albumin)、球蛋白(globulin)和谷蛋白(glutelin),而醇溶蛋白(prolamin)结合比例较低。Mo和V以谷蛋白结合为主,分别约占总量的30.55%和37.38%;Ni和Co则在清蛋白、球蛋白和谷蛋白之间分布较为均衡,各自约占20–26%。研究据此认为,不同蛋白组分中巯基(–SH)、羟基(–OH)和羧基(–COOH)等官能团丰度和反应活性的差异,可能决定了不同未监管金属的选择性富集模式。

3.2.2. 膳食组分与未监管金属分布的关系

为突破连续提取法仅能覆盖部分组分的局限,研究进一步构建RF模型并使用SHAP进行解释。模型拟合效果良好,R2及交叉验证R2均达到较好水平,说明利用多种膳食组分预测未监管金属浓度具有可靠性。SHAP结果显示,蛋白是4种未监管金属浓度预测中的首要贡献因子,贡献率分别为39.2%、37.5%、35.7%和42.1%,且与Co、Mo、Ni、V含量均呈正相关,说明蛋白含量越高,越可能促进这些金属在稻米中的累积。

除蛋白外,不同金属还表现出特异性的次级影响因子。对于Co和Ni,植酸和Ca的模型贡献较高,Co分别为24.2%和16.1%,Ni分别为20.5%和12.1%;SHAP结果显示,Co和Ni与植酸呈正相关、与Ca呈负相关。研究据此总结,植酸的六磷酸基团可能促进Ni和Co络合,而Ca可能通过竞争性占据结合位点抑制Ni和Co累积。对于Mo和V,Mg和膳食纤维贡献较高,Mo分别为23.5%和14.2%,V分别为9.3%和10.4%。膳食纤维中的羟基、羧基和酚羟基位点,以及Mg可能形成的稳定复合物,共同参与了Mo和V的固定。该结果说明,未监管金属的累积不仅受蛋白驱动,也受到矿质元素与非蛋白有机组分的联合调控。

3.3. 未监管重金属的体外生物可及性及溶解机制

3.3.1. 体外生物可及性测试

PBET结果显示,Co、Mo、Ni、V在稻米中的生物可及性范围分别为29.76–89.34%、12.64–78.56%、30.09–89.55%和13.42–78.35%,平均值分别为57.92%、40.84%、55.92%和45.56%。其中Co和Ni整体高于Mo和V。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差异与不同金属在稻米中的结合组分有关:Co和Ni更大比例与可在消化过程中降解的蛋白和植酸相关,而Mo和V有较多部分与难溶性的膳食纤维相关,从而限制其释放。

PBET过程中,研究还观察到代表性样品中蛋白和植酸含量分别下降51.21–64.16%和51.04–58.96%,表明这两类组分在胃肠模拟环境下发生显著溶解或水解,可释放与之结合的金属;相比之下,膳食纤维仅有6.81–22.50%转为可溶,说明纤维结合金属较难在消化液中释放。这为Mo和V较低生物可及性提供了直接实验支持。

3.3.2. 膳食组分对生物可及性的贡献

针对生物可及性建立的RF模型同样具有良好预测性能。SHAP分析显示,蛋白在4种未监管金属的生物可及性模型中均为主导因子,贡献43.1–49.4%。这表明蛋白不仅是累积的主要载体,也是消化过程中促进金属释放的核心基质。研究将其归因于胃肠道环境中的蛋白水解作用,使蛋白结合金属转化为可溶形式并进入消化液。

金属特异性的次级因子同样明显:对Co和Ni而言,Ca和植酸分别贡献18.6–19.1%和11.1–11.5%,且与其生物可及性呈负相关。研究认为,尽管酸性条件下植酸会质子化并削弱络合,但在本研究条件下,植酸和Ca更可能通过再沉淀、共沉淀及竞争结合限制Ni和Co释放。对于Mo和V,膳食纤维贡献20.6–26.4%,并与生物可及性负相关,说明不溶性纤维是抑制其消化释放的重要因素。

3.4. 膳食摄入依赖的健康风险评估

在将组分效应纳入健康风险分析后,研究发现蛋白与总健康风险的关联最强,对Co、Mo、Ni、V总风险的贡献分别为73.36%、75.53%、75.67%和80.24%。这说明稻米蛋白不仅是营养组分,更是未监管金属暴露的关键生化载体。植酸和Ca对Co、Ni的风险贡献分别达到9.76–12.14%和9.19–9.64%;膳食纤维对Mo和V的风险贡献为12.14–12.64%。这些结果表明,不同膳食组分通过影响金属的结合、竞争、溶解与释放,共同塑造了实际暴露风险。

蛋白贡献的HQ大小规律为Co > Mo > Ni > V,其中仅Co在幼儿中的蛋白贡献HQ达到1.10,超过安全阈值。蛋白相关THQ在幼儿、儿童、青少年和成人中分别为2.17、1.98、1.72和1.64,说明经蛋白介导的累积暴露对年轻群体尤其值得关注。致癌风险方面,仅Ni可评估,蛋白贡献的CR在各年龄组均远高于1 × 10?4;植酸贡献的CR在幼儿、儿童和青少年中也高于阈值。研究据此强调,未监管金属风险并非仅由总浓度决定,而是由特定膳食组分介导的可利用暴露共同决定。

3.5. 稻米膳食组分与基于健康风险阈值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在纳入生物可及性后,以HQ = 1和CR = 10?4为基准,推导出未监管金属在稻米中的健康风险阈值。Co、Mo、Ni、V的非致癌阈值(NRT)在不同年龄组分别为0.35–0.50、6.05–8.79、23.67–34.38和5.87–8.53 mg/kg;Ni的致癌阈值(CRT)为0.13、0.15、0.17和0.19 mg/kg。年龄越小,阈值越低,表明低龄人群对未监管金属暴露更敏感,监管上应考虑年龄分层。

相关性分析显示,蛋白含量与Co、Ni、Mo、V的NRT以及Ni的CRT均呈显著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为?0.53至?0.62,说明蛋白越高,可接受安全阈值越低,即越需要严格限值。相反,Ca含量与Ni和Co阈值呈显著正相关,提示较高Ca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更宽松的安全标准。这一结果支持将营养组分纳入风险管理框架,以实现从“总量限值”向“组成校正型阈值”的精细化转变。研究特别指出,高蛋白、低Ca稻米具有更高金属生物可及性和暴露风险,因此更应实施严格监管。

讨论部分总结

论文讨论部分的核心在于:未监管金属在中国市售稻米中的风险水平已不容忽视,其风险形成机制受到稻米内部膳食基质的深刻影响。蛋白是未监管金属累积和释放的主导因素,决定了暴露风险的大部分变异;植酸、Ca、膳食纤维和Mg则通过络合、竞争、共沉淀和不溶性固定等过程对不同金属产生金属特异性的调节作用。研究据此提出,仅依据总量浓度进行风险评估和阈值制定并不充分,应将生物可及性及多种膳食组分纳入未来监管决策。与此同时,论文也指出该框架在实际监管中面临挑战,包括常规监测成本升高、分析复杂度增加,以及从总量标准向组成校正标准转变所需的制度协调和国际共识。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

本研究分析了117份中国稻米样品,以确定膳食组分如何影响未监管金属的分布与生物可及性,以及它们对健康风险和基于健康风险阈值推导的综合影响。稻米蛋白被确定为Co、Ni、Mo和V累积与生物可及性的首要决定因素,其他膳食组分,包括植酸、钙(Ca)、膳食纤维和镁(Mg),则发挥次级影响。较高蛋白含量与较低钙、植酸或纤维水平的组合,会提高这些金属的生物可及性。蛋白占总健康风险的大部分(73–80%),而植酸、钙和膳食纤维则根据未监管金属类型额外贡献9–13%的风险。基于生物可及性校正后的暴露评估,研究推导了国家尺度的健康风险阈值,并指出高蛋白、低钙稻米品种需要更严格的安全限值。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尽管稻米蛋白是未监管金属暴露的主要驱动因素,但其他膳食组分的贡献同样说明,在食品安全评估和监管评价中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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