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Foodservice Business Research》:From kitchen to bin: exploring household food waste sorting in Lithuania
本研究考察了立陶宛家庭的食物垃圾分类行为,特别关注塑造居民态度与实践的影响因素。研究人员于2023年夏季对两个地区——自2018年起实施源头分类收集食物垃圾的阿利图斯(Alytus)以及尚未建立该系统的特尔希艾(Tel?iai)——开展了264人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及非参数检验(卡方检验(Chi-squared test, χ2)与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Kruskal–Wallis test))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食物垃圾分类行为受基础设施可及性、住宅类型、收入水平和家庭规模的强烈制约。尽管85.6%的受访者表示支持食物垃圾分离,但仅29.9%认为能从中获得直接收益。已识别的主要障碍包括感知到的额外成本、时间需求增加以及气味相关问题。金融工具——特别是"按量付费"(pay-as-you-throw, PAYT)方案——连同有针对性的信息宣传,成为提高参与率的最有前景的方法。总体而言,研究发现为改进废物管理基础设施、促进家庭堆肥以及设计旨在提升可持续废物实践和减少环境影响的经济与信息干预措施提供了经验性基础的建议。
**研究背景与问题**
食物垃圾(Food Waste, FW)是全球性挑战,具有 substantial 的环境、经济与社会影响。据欧洲统计局(Eurostat)数据,2021年欧盟食物垃圾总量超过5800万吨鲜重,其中家庭贡献占比达54%,人均约70 kg。立陶宛人均食物垃圾产生量为86 kg,排名欧盟第六位。尽管产生量可观,欧洲堆肥网络(European Compost Network, ENC)2022年报告指出,立陶宛年均生物可降解垃圾产生量低于52 kg/人,表明大量食物垃圾未进入专门处理流程。
立陶宛当前市政废物管理体系下,大量家庭食物垃圾被投入混合市政垃圾容器,主要运往各地的机械生物处理设施(Mechanical-Biological Treatment, MBT)。机械处理分离出生物可降解垃圾后,于厌氧堆肥隧道中进一步处理;生物过程产生沼气用于发电或供热,同时生成技术堆肥,但因杂质问题无法用作农业堆肥,通常只能填埋处置。立陶宛政府虽通过《2021–2027年国家废物管理与预防计划》(Vyriausyb?, 2022)推动生物垃圾单独收集,要求2023年前实现家庭与商业领域分类收集,并拨款建设堆肥设施、采购堆肥设备,但区域废物管理中心仍面临居民不愿将食物垃圾从混合市政垃圾中分离的困境。截至研究时点,立陶宛多数地区承诺自2024年起实施食物与厨余垃圾单独收集,但并非所有地区具备就绪条件。在此背景下,理解消费者行为与态度对于制定针对性干预措施至关重要。
**研究目的与内容**
本研究旨在全面分析立陶宛家庭食物垃圾管理实践,识别主要分类挑战并提出潜在解决方案。核心研究问题包括:(1)立陶宛居民使用何种垃圾分类设施,如何因人口统计、地理和住宅类型特征而异;(2)立陶宛居民对食物垃圾分类持何种态度,在已实施与尚未实施分类系统的地区间有何差异;(3)立陶宛居民的分类与食物垃圾利用行为如何,家庭堆肥是否可行及利用渠道是否存在。
**技术方法**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在线平台发放问卷链接,于2023年夏季在立陶宛阿利图斯和特尔希艾两个地区收集数据。样本为264名受访者,涵盖11项人口统计变量与31个调查项目。阿利图斯地区自2018年起系统收集食物垃圾,特尔希艾地区尚未建立独立收集系统。数据分析采用JASP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及克鲁斯卡尔-沃利斯检验,并借助Calculator.net计算样本量对应的误差范围(95%置信水平下±5.91%)。
**研究结果**
**家庭垃圾分类设施使用情况**
研究首先考察了两地区居民的垃圾分类与收集设备使用情况。结果显示,地区间食物垃圾桶使用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χ2 = 30.174, p < .001),阿利图斯地区使用率显著更高,直接归因于其自2018年起实施的分类收集制度。此外,特尔希艾地区居民使用塑料分拣桶(χ2 = 8.477, p = 0.004)和纸张分拣桶(χ2 = 4.321, p = 0.038)的比例亦低于阿利图斯。性别方面,女性使用食物、玻璃、塑料和纸张分类桶的比例低于男性,但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年龄分层显示,年长受访者更多使用食物容器;18–30岁群体中 plastic sorting 最为普遍(73%)。 compost bin 使用在各年龄组间存在显著差异,41–50岁群体农场 compost bin 使用率最高。
定居点类型与住宅类型对分类行为影响显著。农村居民较城市居民更可能使用玻璃分类桶(χ2 = 10.824, p = 0.004)和 compost boxes(χ2 = 53.519, p < .001),后者主要因城市居民多住公寓而无堆肥条件。集体收集点与个体容器使用在城乡间差异显著(χ2 = 53.888, p < .001)。自有住房居民较公寓住户更常使用玻璃(χ2 = 47.450, p < .001)和塑料分类桶(χ2 = 8.153, p = 0.004),拥有 composting boxes 的比例更高(χ2 = 140.515, p < .001),且更多使用个体容器而非集体收集点(χ2 = 183.519, p < .001)。
值得关注的是,低收入家庭比较高收入家庭更勤于在家分类食物垃圾,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 = 18.553, p = 0.005)。家庭规模方面,较大家庭 generally 更多使用 composting boxes(χ2 = 15.477, p = 0.017)和 individual containers(χ2 = 27.363, p < .001),这与较大家庭更可能居住于私人住宅而非公寓相关。家中有宠物的受访者最可能使用个体分类容器(χ2 = 12.425, p < .001)、compost boxes(χ2 = 9.029, p = 0.003)和玻璃分类桶(χ2 = 5.677, p = 0.017)。
**居民对食物垃圾分类的态度**
42.4%的受访者表示知道如何分类食物垃圾,53.4%表示大概知道。地区间差异极小,性别差异亦不显著。仅教育程度(Kruskal–Wallis: 7.902, p = 0.019)和年龄组(Kruskal–Wallis: 8.434, p = 0.077)在分类知识上呈现统计学显著差异:30.3%的18–30岁群体知悉分类方法,而31–40岁群体为40.8%,51–70岁群体超过53%;大学学历者较 college degree 或其他学历者掌握更多分类知识。分类知识不因定居点类型、住宅类型、收入、家庭规模或宠物/家畜饲养状况而异。
85.6%的受访者支持将食物垃圾从废物流中分离,7.6%不认同此方案。地区间对分类必要性的态度几乎无变异;女性较男性态度更为积极,但未达统计学显著。年龄、教育、定居点与住宅类型、收入、家庭成员/子女数量及宠物/家畜饲养状况均未导致态度显著差异。
针对现有或将要建立的分类系统,约65%的阿利图斯居民已分离食物垃圾,而特尔希艾51.7%的受访者计划在系统建立后这样做;34.5%的特尔希艾居民态度未定。负面态度在阿利图斯更为普遍(17.5% vs. 5.7%),地区间差异统计学显著(Kruskal–Wallis: 7.941, p = 0.005)。性别、年龄、教育、定居点与住宅类型、收入等特征未显著影响分类态度。
仅29.9%的受访者认为能从单独分类食物垃圾中获益,32.2%持相反观点,此问题获负面回应最多。有趣的是,37.9%的阿利图斯居民认为无收益,而特尔希艾仅20.7%选择负面答案。关于分类能否减少混合垃圾,地区间差异显著:20.3%的阿利图斯居民认为混合垃圾不会减少,而特尔希艾仅9.2%持此观点。
**食物垃圾分类的主要挑战**
受访者对挑战的排序为:额外成本、时间消耗、不良气味、额外空间需求。地区间在不良气味感知上差异显著:阿利图斯44.1%认为或有异味,特尔希艾则达67.8%。性别方面,30.5%的女性认为分类不会产生气味,男性仅11.1%。非高等教育背景者更倾向于将气味视为问题。
49.6%的受访者面临时间挑战,性别差异接近显著(Kruskal–Wallis: 3.605, p = 0.058),收入水平显著影响时间感知(Kruskal–Wallis: 17.148, p = 0.009)。20.5%认同分类将产生额外成本,40.2%认为无需额外支出。地区间成本态度差异显著(Kruskal–Wallis: 17.868, p < .010):阿利图斯已分发必要容器,特尔希艾居民则预期需自购容器。68.2%认同分类需要更多空间,尤以城市公寓居民为甚——立陶宛诸多苏联时期公寓楼厨房狭小。空间需求认知因定居点类型(Kruskal–Wallis: 7.848, p = 0.020)和住宅类型(Kruskal–Wallis: 7.429, p = 0.006)而异。
**促进分类的措施感知**
降低废物管理费最受欢迎,控制与罚款机制效果最弱。55%的阿利图斯受访者和54%的特尔希艾受访者认同降低成本可促进分类。年龄组间差异接近显著(Kruskal–Wallis: 9.348, p = 0.096),18–30岁群体较31–50岁群体对成本变化更敏感。信息传播方面,仅特尔希艾地区提问;22%希望获得纸质传单,19%偏好电子传单,近17%冀望社交媒体获取信息。50%的男性和39%的女性认为需要分类信息。控制与罚款的地区间差异显著(Kruskal–Wallis: 5.690, p = 0.017),但两性均认为此举难以激励分类。收入最高(>�3,000/月)与最低(≤�800/月)群体对控制和罚款的反应差异显著(Kruskal–Wallis: 14.37, p = 0.022)。购买更便宜堆肥的前景对两地居民均缺乏激励作用,但对私人住宅所有者稍有效,因其堆肥需求更高。
**讨论**
社会与人口因素显著影响食物垃圾分类行为,尤其体现在使用的基础设施和分类态度方面。这些发现支持Barr等(2013)和Bernstad(2014)关于便利性和可及性为关键因素的结论。本研究中,使用个体容器的农村居民较使用集体容器的城市居民更倾向于分类食物垃圾(χ2 = 53.888, p < .001)。此外,自有住房者显著更可能拥有堆肥桶(χ2 = 140.515, p < .001),凸显公寓楼基础设施匮乏仍是主要障碍(Bernstad, 2014)。
值得注意的是,低收入家庭比较高收入者更频繁地分类食物垃圾(χ2 = 18.553, p = 0.005),这与Minelgait?与Liobikien?(2019)收入非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不同。可推测低收入家庭更重视潜在财务收益或更习惯于节约资源(Czajkowski等, 2014)。
尽管大多数受访者支持食物垃圾分类(85.6%),仅29.9%认为其有直接收益,这反映出对分类环境影响及其潜在经济优势的认识不足(Aydin & Yildirim, 2021)。信息需求是第二重要的激励因素(均值 = 2.241),尤以城市居民为甚(48.4%认为需要信息),与Rousta等(2015)关于信息重要性的发现一致。
报告的最重要挑战为额外成本、时间消耗和不良气味。气味问题在特尔希艾(67.8%)较阿利图斯(44.1%)更为突出,表明实际经验有助于减轻负面态度(Bernstad, 2014)。额外成本担忧在特尔希艾也更高(均值 = 2.851),因居民预期需购买容器。经济激励显示为最有效手段(均值 = 1.932),而控制和惩罚机制吸引力最低(均值 = 2.720),尽管阿利图斯的经验表明更严格管控亦可成功(Finnveden等, 2013)。
**研究结论**
本研究表明,人们在食物垃圾管理中的行为无法仅通过大的地区差异充分解释。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条件,包括居住于城市还是农村、住宅类型,最重要的是废物管理基础设施的可及性与便利性。标识清晰的容器、便利的分类设施和有效的收集系统对食物垃圾是否正确分类具有决定性影响。这些结果表明,日常实际条件对废物分类行为的影响大于与特定地区相关的抽象文化或行政特征。
除结构性因素外,研究结果凸显了知识和意识的重要性。许多居民仍不了解食物垃圾分类的环境和经济效益,以及其在更广泛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中的作用。对食物垃圾如何转化为堆肥或沼气等有价值资源的有限理解,降低了正确分类的动机。因此,有针对性的信息宣传活动、社区倡议和教育项目——尤其对城市居民而言——对于培养更强的个人责任感和鼓励长期行为改变至关重要。当人们清楚了解自己行为的具体后果时,其采用和维持可持续废物管理实践的意愿会增强。
从政策角度看,研究发现表明经济工具在促进行为改变方面尤为有效。金融激励被确定为最强的消费行为驱动因素之一,表明需要审视废物管理费用的结构。在此背景下,引入"按量付费"(PAYT)系统——即家庭按其产生的废物量付费——可能是减少废物和改善分类结果的有力激励。此类系统将个人经济利益与环境目标相协调,鼓励废物预防和正确分类。然而,在实施PAYT方案之前,应仔细评估潜在的社会、行政和经济后果,以确保公平性、避免意外后果并使系统适应当地条件。
基于研究发现和现有文献(Rousta等, 2016; Czajkowski等, 2014; Ordo?ez等, 2015),可提出若干实践建议:引入差异化收费系统以激励分类;通过数字和传统媒体渠道传播信息;改善公寓楼基础设施,缩短至收集点的距离;通过为堆肥设备提供财政支持促进私人家庭堆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