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35类国家中工作场所攻击性行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Public Health》:Effect of workplace offensive behaviors on mental health in 35 countries in Europ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5月25日 来源:Public Health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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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旨在估算欧洲35国工作场所攻击性行为(workplace offensive behaviors)的流行率,并分析其与焦虑、疲劳及睡眠问题等心理健康状况的关联。研究采用多国家横断面研究设计,利用欧洲职业状况调查(European Working Cond

  
本研究旨在估算欧洲35国工作场所攻击性行为(workplace offensive behaviors)的流行率,并分析其与焦虑、疲劳及睡眠问题等心理健康状况的关联。研究采用多国家横断面研究设计,利用欧洲职业状况调查(European Working Conditions Survey, EWCS)2015年数据,纳入43,850名15岁及以上在职人员。研究人员采用泊松回归模型结合对数链接函数,控制年龄、性别、工作类型及工作部门等协变量后,分析国家层面的暴露与结局关联,并通过两阶段元分析方法(two-stage meta-analysis)汇总国家层面的风险比(Risk Ratios, RRs)及其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s, CIs),以生成区域性综合估计值。

研究结果显示, bullying/harassment的合并流行率为4.2%,physical violence为1.7%,sexual harassment为0.8%。女性报告的sexual harassment和bullying/harassment流行率显著高于男性。Western和Nordic国家报告的攻击性行为流行率相对较高。在合并估计中,任何攻击性职业暴露均与所有心理健康结局的风险显著增加相关,其中bullying/harassment与anxiety的关联最强(RR 3.09, 95% CIs 2.64–3.63),国家间存在显著异质性(I2 = 82.4%),预测区间为1.41–6.79。

研究人员得出如下结论:欧洲地区的职业攻击性行为对女性影响尤为严重,其与不良心理健康的强关联亟需采取整体性(holistic)干预策略,从个体层面应对此类职场侵害,减轻疾病负担,并为全体劳动者重建更安全的工作环境。
本研究发表于《Public Health》,旨在系统揭示欧洲范围内工作场所攻击性行为与心理健康损害的流行病学关联。研究背景方面,职场暴力、骚扰、欺凌及歧视等攻击性行为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既往研究估计,医护人员中12个月合并流行率高达62%,全球 ever-employed 人群的终生暴露率约为21%。此类行为不仅损害劳动者健康与福祉,还与抑郁、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自杀意念等不良结局密切相关。尽管已有证据表明健康和社会服务、教育、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外部暴力和骚扰水平较高,但由于报告不足等问题,真实流行率仍被严重低估,且在职业暴露的定义和测量上缺乏一致性,导致研究结果难以比较。此外,系统性地横跨欧洲国家、探讨职场攻击性行为与员工健康关系的证据仍显不足。为此,研究人员利用2015年欧洲职业状况调查(EWCS)数据开展此项大型多国家横断面研究,以期为职业健康政策和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本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如下:数据来源为2015年欧洲职业状况调查,该调查覆盖35个欧洲国家,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设计,样本框架基于个人、家庭或地址登记册,登记不可用者则采用随机步行枚举法;在每个国家内按地区及城市化程度分层,以与规模成比例的概率随机抽取初级抽样单位(Primary Sampling Units, PSUs),再在PSU内随机抽取家庭;共有43,850名15岁及以上在职且居住于私人家庭者参与;数据通过结构化面对面访谈收集,平均时长约45分钟,计算机辅助个人访谈(Computer-Assisted Personal Interviewing, CAPI)或Nipofield软件记录。变量测量上,焦虑与疲劳采用单一条目的自我报告问题,睡眠问题基于三个症状条目(入睡困难、反复觉醒、醒后疲惫感)构建复合二分类变量;攻击性职场行为包括physical violence、sexual harassment和bullying/harassment三个维度,均为自我报告的过往12个月暴露情况。统计方法方面,采用稳健误差方差校正的泊松回归模型估计RRs及95% CIs;通过国家层面估计值的两阶段随机效应元分析生成区域合并估计,采用I2统计量量化国家间异质性,并计算预测区间;描述性分析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 20,图表绘制、回归建模及元分析使用R 4.4.1软件,元分析采用metafor及forestplot程序包。

研究结果部分按三种暴露类型分述如下。

**Physical violence与心理健康**:在合并分析中,经历physical violence与anxiety风险增高相关(RR 1.52, 95% CI: 1.23–1.88),国家间异质性为中度(I2 = 59.7%),预测区间为0.67–3.44。国家层面估计显示,土耳其(RR 2.1, 95% CI 1.2–3.6)、斯洛文尼亚(RR 2.0, 95% CI 1.1–3.8)和瑞士(RR 4.0, 95% CI 2.1–7.9)的关联具有统计学意义且精度相对较高,而丹麦、德国、荷兰、英国和瑞典等国的估计值无统计学意义。Fatigue方面,合并估计显示physical violence暴露者的疲劳症状风险增高1.23倍(RR 1.23, 95% CI 1.14–1.33),异质性低(I2 = 6.8%),预测区间1.08–1.41;英国(RR 1.5, 95% CI 1.2–1.9)和法国(RR 1.4, 95% CI 1.2–1.7)关联较强。Sleep problems方面,physical violence暴露与1.36倍的风险增高相关(RR 1.36, 95% CI 1.23–1.50),异质性中度(I2 = 67.1%),预测区间0.88–2.09;法国、瑞典和英国等国的估计值具有统计学意义。

**Sexual harassment与心理健康**:Sexual harassment与anxiety风险1.52倍增高相关(RR 1.52, 95% CI 1.15–2.03),国家间异质性中度(I2 = 68.1%);塞浦路斯(RR 1.8, 95% CI 1.2–2.7)、法国(RR 1.7, 95% CI 1.3–2.1)和荷兰(RR 1.7, 95% CI 1.0–2.8)关联较强。Fatigue方面风险增高1.25倍(RR 1.25, 95% CI 1.14–1.37),国家间无异质性,但国家间关联方向和幅度存在变异,葡萄牙呈保护性关联(RR 0.5),奥地利则达2.4。Sleep problems风险增高1.18倍(RR 1.18, 95% CI 1.09–1.29),异质性低(I2 = 13.9%),预测区间0.99–1.42;拉脱维亚、荷兰和法国等国关联较强。

**Bullying/harassment与心理健康**:Bullying/harassment与anxiety的关联最为强劲(RR 3.09, 95% CI 2.64–3.63),异质性高(I2 = 82.4%),预测区间1.41–6.79;爱沙尼亚(RR 2.0)、法国(RR 2.0)和比利时(RR 2.8)的国家层面估计较强。Fatigue风险增高1.73倍(RR 1.73, 95% CI 1.59–1.87),异质性高(I2 = 79.3%),预测区间1.16–2.56;德国(RR 3.2)、爱尔兰(RR 2.5)和卢森堡(RR 1.6)等国的估计具有统计学意义。Sleep problems风险增高1.57倍(RR 1.57, 95% CI 1.49–1.66),异质性中度(I2 = 59.7%),预测区间1.26–1.97;德国、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等国的估计较为精确。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首先确认了欧洲职场攻击性行为的流行现状及其区域分布特征——Western和Nordic国家报告率较高,可能与更强的法律框架、更高的公众认知及更健全的反欺凌政策有关,而Southern或Central Europe较低的报告率可能反映法律保护、报告机制或文化规范的差异。其次,研究人员将本研究发现与既往研究进行了对比,指出与大型北欧队列研究中职场暴力后自杀风险增高1.3倍等发现相一致。从生理学机制角度,physical violence和sexual harassment均可激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 HPA轴),促使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R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drenocorticotropic Hormone, ACTH)和皮质醇等应激激素释放,进而扰乱多项健康功能;慢性暴露还可诱发无助感,导致不适应性应对、社会隔离及心理健康恶化。研究人员特别分析了bullying/harassment效应更强的可能原因:重复的敌意遭遇随时间累积,且常因同事或上级的参与而升级,造成深重的心理痛苦;虽然sexual harassment对女性影响尤为突出,但bullying在两种性别中的发生率相似,而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提示女性可能将sexual harassment解读为集体性的性别冒犯而非个人失败,从而缓冲自责,但bullying往往缺乏明确的身份指向性,使得社会分类难以发挥心理防御作用;此外,bullying受害者常将行为归因于内部、个人原因,加剧了孤立感和归属不确定性,这种内部归因模式恶化了应对能力并加重心理伤害。研究还报告了女性、自雇劳动者及公共部门或其他服务部门从业者更可能报告心理健康症状或睡眠问题,这可能与生理差异、工作-家庭冲突、组织权力不平衡及法律保护不足等因素有关。

本研究的优势在于利用多国协调统一的调查数据,实现了可靠的跨国比较;大样本量及充足的国家层面样本支持了稳健的回归分析;两阶段元分析通过 account for 国家间方差增强了合并风险估计的可靠性。局限性包括:关键变量基于单一条目的自我报告测量,12个月回忆期可能引入回忆偏倚,且将复杂暴露和结局简化为二分类变量,无法评估严重程度、频率或持续时间,也无法检验剂量-反应关系;横断面设计及暴露与结局的同期回忆导致时间顺序不明,无法确定因果方向;自我报告数据存在共同方法偏倚的可能,且个人对受害经历的识别受个体特征、感知和情境因素影响,难以全面捕捉经历本质;部分国家某些暴露类别的病例数较少,限制了估计值的生成,可能引入偏倚。

研究结论如下:工作场所攻击性行为在欧洲各国仍普遍存在,女性报告的sexual harassment和bullying/harassment水平尤其高。Physical violence、sexual harassment及bullying/harassment的暴露均与anxiety、fatigue和sleep problems存在一致性关联。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整体性的、系统层面的方法,将责任从个体劳动者转移至组织和结构性问责,以促进形成更安全、更公平的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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