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精神障碍自我污名(self-stigma)的来源及心理健康对其形成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Frontiers in Psychology》:Sources of adolescent mental disorder self-stigma and the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on its forma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5月25日 来源: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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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Background):全球约14%的青少年受精神障碍影响,但治疗率仅为38%,污名(stigma)是寻求正规治疗的重要障碍。目前关于多层次污名(公众污名(public stigma)、同伴污名(peer stigma)、家庭污名(family stig

  
背景(Background):全球约14%的青少年受精神障碍影响,但治疗率仅为38%,污名(stigma)是寻求正规治疗的重要障碍。目前关于多层次污名(公众污名(public stigma)、同伴污名(peer stigma)、家庭污名(family stigma))如何在青春期——这一对同伴态度高度敏感的关键发展期——转化为自我污内化(self-stigmatization)的实证证据有限。方法(Methods):本研究采用横断面(cross-sectional)设计及亲子配对(dyadic design)考察照顾者至青少年的污名传递。研究向山东省8500对亲子发放问卷,匹配清洗后保留4702份有效青少年—主要照顾者配对数据。使用验证量表测量公众污名(STIG-9)、同伴污名(PMHSS-R)、家庭污名(PDD)、自我污名(ISMI-10)及心理健康状况(GHQ-12)。结果(Results):公众污名可显著正向预测同伴污名(β=0.784,95% CI:0.752–0.816)、家庭污名(β=0.348,95% CI:0.313–0.383)及自我污名(β=0.390,95% CI:0.351–0.429)。同伴污名在公众污名至自我污名的传递中起中介作用(β=0.426,95% CI:0.388–0.464),家庭污名无直接效应。有心理健康问题者自我污名基线水平更高(均值差=3.21,95% CI:2.83–3.59),但对同伴污名升高的反应钝化;心理健康的青少年则在同伴污名升高时代自我污名化加速。心理健康显著调节公众污名→家庭污名(β=?0.269,95% CI:?0.309至?0.229)及同伴污名→自我污名(β=?0.246,95% CI:?0.287至?0.205)路径。结论(Conclusion):同伴污名是青春期社会污名内化为自我污名的主要通路,家庭污名无显著直接作用。心理健康对污名内化具有 paradoxical调节作用——患病青少年自我污名基线高但增幅小,提示需制定发展适应性干预措施。应优先开展学校同伴倡议及公众宣传,家庭项目宜侧重提供支持而非单纯去污名化。
论文解读:《Sources of adolescent mental disorder self-stigma and the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on its forma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发表于《Frontiers in Psychology》
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球10–19岁青少年中约14%患有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但其正规治疗率仅约38%,中低收入国家情况尤为严峻。除医疗服务可及性不足外,精神障碍污名(stigma)——即社会对精神疾病患者的负面刻板印象、偏见态度和歧视行为——是阻碍青少年早期就医的核心屏障。外部污名可被内化为自我污名(self-stigma / internalized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导致患者自我贬低、自尊受损,进而减少求助意愿,形成恶性循环。青春期是自我认同形成的关键阶段,个体对同伴及家庭态度异常敏感(Elkind提出的"假想观众(imaginary audience)"概念),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公众污名(public stigma),较少系统探讨家庭污名(family stigma)与同伴污名(peer stigma)在青少年自我污名形成中的层级传递机制,亦少见考察个体心理健康水平如何调节此过程。为此,研究人员在中国山东青少年样本中构建并检验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以揭示多层次污名向自我污名转化的路径及心理健康的调节效应,为针对性反污名干预提供依据。
主要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依托山东省东营市某公立初中建立的心理健康监测队列,采用横断面(cross-sectional)亲子配对(dyadic design)调查,向8500对初中生—主要照顾者发放在线问卷,最终匹配得到4702对有效青少年—主要照顾者数据。青少年测评工具包括:公众污名(STIG-9量表)、同伴污名(Peer Mental Health Stigma Scale-Revised, PMHSS-R)、自我污名(Internalized Stigma of Mental Illness Scale-10 item, ISMI-10);照顾者测评公众污名及家庭污名(Perceived Devaluation-Discrimination Scale, PDD);心理健康状态采用一般健康问卷(General Health Questionnaire-12, GHQ-12)评估并以总分27为界值二分类(≥27为心理健康不良)。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检验污名传递路径,并引入心理健康水平作为调节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软件采用Mplus 8.7。
研究结果
3.1 受访者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respondents)
有效样本4702对,平均年龄12.46岁(SD=0.94),女生占53%;多数来自双亲、有兄弟姐妹家庭,自评身体健康良好。GHQ-12平均得分21.04±6.05。
3.2 污名转化机制模型中各维度特征(Features of each dimension in the stigma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model: an analytical approach)
描述性统计显示家庭污名感知最高(均数=27.20,SD=5.05),依次为同伴污名(23.15±6.96)、公众污名(22.61±7.37),自我污名最低(17.06±5.02)。Kruskal-Wallis H检验表明心理健康不良组在公众污名、同伴污名、家庭污名及自我污名上均显著高于心理健康组(p<0.05或p<0.01)。
3.3 心理健康污名转化的结构方程模型(SEM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ntal health stigma)
模型拟合良好(RMSEA=0.036,CFI=0.952,TLI=0.946,SRMR=0.035)。公众污名显著正向预测同伴污名(标准化β=0.784,p<0.001)、家庭污名(β=0.348,p<0.001)及自我污名(β=0.390,p<0.001);同伴污名显著正向预测自我污名(β=0.426,p<0.001);家庭污名对自我污名的直接效应不显著。表明同伴污名在公众污名→自我污名间起显著中介作用,家庭污名不直接导致自我污名内化。
3.4 心理健康问题调节的污名转化模型(A model for transforming stigma in mental health issues regulation)
加入调节后的模型拟合可接受(RMSEA=0.044,CFI=0.922,TLI=0.913,SRMR=0.050)。心理健康水平显著负向调节两条路径:公众污名→家庭污名(β调节=?0.269,p<0.001);同伴污名→自我污名(β调节=?0.246,p<0.001),即心理健康不良削弱这两条外部污名向近端/内化污名的转化率。
3.5 不同心理健康水平下污名化的调节效应(Moderating effects of stigmatization under different levels of mental health)
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心理健康不良的青少年自我污名基线高于心理健康者,但随着同伴污名升高,其自我污名增幅较小(钝化反应);相反,心理健康青少年自我污名随同伴污名升高增幅更明显。家庭污名方面,心理健康不良组家庭污名基线较高,但随公众污名升高,其增幅同样小于心理健康组。
讨论与结论总结
本研究首次量化揭示了青少年自我污名源于宏观—中观—微观层次的污名传递:公众污名通过强化同伴(而非家庭)层面的群体污名间接促成自我污名内化,支持Corrigan渐进式自我污名模型及青少年期同伴敏感性理论。家庭污名无直接效应可能与青春期父母影响相对减弱、家庭保护性沟通掩盖污名表达、或家庭污名仅通过影响求助支持间接起作用有关。心理健康呈现悖论式调节——已有心理困扰者因病耻感意识高致自我污名基线高,但可能因防御机制或"天花板效应"而对递增的外界同伴污名反应钝化;心理健康者则仍有较大内化空间,随同伴排斥加剧自我污名快速上升。这提示反污名干预需分层设计:全体青少年加强同伴主导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及接触干预以降低同伴污名(含网络污名(cyber-stigma));对已有心理障碍者提供早期针对性自我污名管理;家庭项目重在提升支持性沟通而非单纯去污名宣教;公众宣传削减社会刻板印象以阻断污名向下传递。
研究结论翻译:同伴污名(peer stigma)是青春期社会污名内化为自我污名(self-stigma)的主要通道,而家庭污名(family stigma)无显著直接作用。心理健康对污名内化具悖论性调节效应——患心理疾病青少年自我污名基线高但对同伴污名升高反应钝化——呼吁制定发展适应性干预措施。应优先开展学校同伴倡议及公众宣传运动,家庭计划应聚焦提供支持而非单纯减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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