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Global Women's Health》:Predictors of delay seeking delivery services at labor onset among pregnant women in the singida region of Tanzania: analytical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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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分娩护理延迟是发展中国家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尽管坦桑尼亚政府推行免除所有公立医院分娩费用等政策,妇女及时前往医疗机构接受分娩护理仍是重大挑战。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坦桑尼亚辛吉达地区孕妇临产启动后延迟寻求机构分娩的预测因素。方法:采用基于医院的
背景:分娩护理延迟是发展中国家孕产妇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首要原因。尽管坦桑尼亚政府推行免除所有公立医院分娩费用等政策,妇女及时前往医疗机构接受分娩护理仍是重大挑战。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坦桑尼亚辛吉达地区孕妇临产启动后延迟寻求机构分娩的预测因素。方法:采用基于医院的分析性横断面研究设计,纳入384名临产及产后妇女。由项目负责人与研究助理通过经验证的结构化问卷与核查表收集数据。数据录入与分析均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 23.0版完成,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频数与百分比)及推断性统计[卡方检验(χ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65.1%的妇女存在第一类延误(Type 1 delay),即从临产到决定就医耗时超过1小时;71.4%的妇女在决定就医后1小时内抵达分娩机构,属第二类延误(Type 2 delay);97.1%的妇女在抵达医疗机构后30分钟内获得护理,属第三类延误(Type 3 delay)。关于预测因素,第一类延误最为普遍,但社会人口学特征、分娩服务可及性及产妇知识水平均未显示出统计学关联。第二类延误受居住地与宗教信仰影响:农村居民延迟抵达的风险是城市居民的5.8倍(OR=5.8, 95%CI: 3.503–9.609, P<0.001);基督教徒延迟抵达的风险略高于穆斯林(OR=1.54, 95%CI: 0.986–2.41, P=0.05)。第三类延误同样受宗教信仰显著影响(χ2=7.78, P=0.01)。结论:研究区域中,妇女决定寻求分娩服务的第一类延误占主导地位。鉴于常规社会人口学与可及性因素未能解释该现象,建议应用不同模型与理论进一步探究特定预测因素。第二类延误与农村居住及穆斯林信仰相关,第三类延误亦受宗教观念影响。
论文解读:《坦桑尼亚辛吉达地区孕妇临产启动后延迟寻求分娩服务的影响因素》
研究背景
终结孕产妇死亡、改善母婴健康是全球长期关注的公共卫生优先事项。当前全球每天约有800名妇女死于妊娠与分娩相关并发症,其中发展中国家妇女终生面临孕产妇相关死亡的风险是高收入国家妇女的130倍。撒哈拉以南非洲承担了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孕产妇死亡负担。坦桑尼亚作为低收入国家之一,孕产妇死亡率高达每10万活产104例,未能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第五项,正致力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3),力争在2030年前将比率降至70以下。已有证据表明,分娩服务的三类延误(决策延误、路途延误、机构内护理延误)是导致孕产妇死亡的核心机制。尽管坦桑尼亚已实施公立医院免费分娩政策,但延迟就医现象依然严峻。既往研究多聚焦于居家分娩的原因,鲜有针对临产启动后具体延迟行为的预测因素进行深入探究。因此,本研究基于三类延误模型(Three Delays Model)与安德森行为模型(Andersen's Behavioral Model),旨在解析辛吉达地区孕产妇延迟就医的具体影响因素。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Global Women's Health》。
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3年5月在坦桑尼亚中部辛吉达区的Sokoine卫生中心开展研究。采用基于医院的横断面设计,通过便利抽样法招募384名处于分娩潜伏期或产后病房的妇女。纳入标准为自愿参与且意识清醒者,排除产科急诊及精神障碍者。数据收集工具为经翻译与回译验证的自填式问卷,涵盖社会人口学特征、三类延误时间、分娩服务可及性及临产征兆知识四个模块。统计分析采用SPSS 23.0软件。分类变量通过频数、百分比描述;连续变量通过均值±标准差描述。延误类型与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关联采用卡方检验(χ2),独立预测因素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OR)及95%置信区间(CI)。
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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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口学特征:研究对象平均年龄为26.19±6.19岁,多数(55.5%)有过多次妊娠史。宗教分布均衡(基督教50.5%,穆斯林49.5%),52.6%居住在城市,80.7%已婚,绝大多数(84.6%)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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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服务延迟的流行率:这是核心发现之一。65.1%的妇女经历了第一类延误(决策时间>1小时);71.4%在第二类延误中表现良好(路途时间<1小时);97.1%在第三类延误中表现优异(机构内等待时间<30分钟)。这表明第一类延误是该地区最主要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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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娩服务延迟的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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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延误:卡方检验显示,所有测试的社会人口学变量(年龄、产次、教育程度、宗教、居住地等)、知识水平及服务可及性均与此无显著关联(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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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延误:居住在农村(χ2=51.89, P<0.01)及信仰基督教(χ2=3.62, P=0.05)是显著风险因素。回归分析证实,农村居民延迟抵达的风险是城市居民的5.8倍(OR=5.8, 95%CI: 3.503–9.609);基督教徒风险是穆斯林的1.54倍(OR=1.54, 95%CI: 0.986–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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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延误:仅宗教信仰显示出显著关联(χ2=7.78, P=0.01),穆斯林群体表现出更高的延误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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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可及性分析:超过半数(51.8%)的妇女具备足够的临产征兆知识。可及性方面,72.7%能快速获得交通工具,86.2%道路状况良好。然而,可及性仅与第二类延误显著相关(χ2=183.44, P<0.001),缺乏可及性导致到达延误的风险极低(OR=0.01)。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第一类延误的高发性与既往文献一致,但本研究中常规的社会人口学和卫生体系因素未能解释该现象,提示可能存在未被识别的文化特异性或社区层面的深层动因,如疾病严重程度的感知偏差。第二类延误与农村居住地的关联主要归因于距离远、交通成本高及路况差。宗教差异方面,推测清真寺可能比教堂更频繁地开展结合医疗知识的宗教宣教,从而降低了穆斯林群体的路途延误。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量有限、日间采集数据导致的选择偏倚、未纳入居家分娩者以及单变量回归分析的局限性。
结论翻译:研究区域内,妇女决定寻求医疗机构分娩服务的第一类延误占主导地位。由于研究参与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分娩服务可及性及知识水平均未显示出与第一类延误的关联,应应用不同的模型与理论,在同一人群背景下进一步调查第一类延误的具体预测因素。第二类延误与居住在农村地区及穆斯林信仰相关。同时,第三类延误也受到妇女宗教信仰的影响。针对第二类和第三类延误,有必要继续通过宗教场所开展健康教育,并将建设靠近居民的医疗机构作为优先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