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 Psychology》:Understanding parental bonding in the first two years after birth: exploring family predictors using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编辑推荐:
研究人员探讨了产后亲子联结困难的潜在轨迹。亲子联结(Parental Bonding)对儿童发展以及父母和儿童的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因此,深入了解产后联结困难可能遵循的多样化轨迹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在一个大型社区样本中探索母亲和父亲联结困难的轨迹,并纳入多种可
研究人员探讨了产后亲子联结困难的潜在轨迹。亲子联结(Parental Bonding)对儿童发展以及父母和儿童的心理健康都至关重要。因此,深入了解产后联结困难可能遵循的多样化轨迹至关重要。本研究通过在一个大型社区样本中探索母亲和父亲联结困难的轨迹,并纳入多种可能的轨迹类别成员预测变量,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利用纵向队列研究德累斯顿育儿、工作与心理健康研究(Dresden Study on Parenting, Work, and Mental Health, DREAM)的数据,调查了母亲(n = 1,761)和父亲(n = 1,128)在产后八周、14个月和两年时的联结困难轨迹。为了识别联结困难的显著轨迹,采用了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ing, GMM)。此外,通过多项逻辑回归检验了多个可能的轨迹类别成员预测变量,包括父母心理健康因素、主观分娩体验、困难儿童气质、人际因素和社会人口学特征。结果表明,在母亲和父亲样本中均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联结困难轨迹类别:“低稳定”(持续低困难)、“恢复”(初始高但逐渐降低的困难)和“加重”(具有临床意义的且不断增加的困难)。属于“恢复”和“加重”类别的父母不仅在研究期间的某些时候遭遇了具有临床意义的联结困难,而且其联结困难程度随时间波动。多项逻辑回归分析还揭示了多种轨迹类别成员的预测因素。对母亲而言,显著的预测因素包括愤怒/敌意症状、主观分娩体验和困难儿童气质。对父亲而言,预测因素包括主观分娩体验、困难儿童气质、初次为人父母以及年龄。结论:本研究通过识别非稳定轨迹,挑战了联结是稳定现象的观点,承认了临床联结困难往往随时间以非稳定过程表现出来。认识到这些多样化的联结困难轨迹及其预测因素,为制定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和支持系统以促进健康的亲子联结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亲子联结(Parental Bonding)是指父母与孩子之间形成的情感联系,是影响儿童发展及父母与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传统观点认为,亲子联结一旦形成,在产后过渡期倾向于保持稳定。然而,既有研究多采用变量中心或简单的人中心方法,可能掩盖了联结发展过程中的异质性。部分研究指出,尽管存在整体稳定性,个体间可能存在不同的变化模式。目前,尚未有研究运用方法学上更为先进的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ing, GMM)来系统考察产后早期亲子联结的潜在亚组轨迹,特别是将母亲和父亲的轨迹进行分离并纳入广泛的潜在预测因素。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探索产后两年内母亲和父亲联结困难的潜在发展轨迹,并识别影响其轨迹类别的关键预测因素。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了前瞻性队列研究“德累斯顿育儿、工作与心理健康研究”(Dresden Study on Parenting, Work, and Mental Health, DREAM)的数据。该研究从德国德累斯顿地区的产科诊所和助产士诊所招募了期待新生儿的父母。本研究分析了基线(孕期,T1)以及产后三个时间点(T2:约8周;T3:约14个月;T4:约2年)收集的数据。最终分析样本包括1,761名母亲和1,128名父亲。主要研究方法是GMM,用于识别母亲和父亲样本中基于产后三个时间点亲子联结困难(通过产后联结问卷,Postpartum Bonding Questionnaire, PBQ总分衡量)的不同轨迹类别。在确定最佳类别数后,采用基于回归的三步法(R3STEP)进行多项逻辑回归,以检验孕期评估的一系列潜在预测因素(包括抑郁、焦虑、强迫、躯体化、愤怒/敌意症状、主观分娩体验、困难儿童气质、关系满意度、是否初次为人父母、年龄、教育水平)对轨迹类别成员身份的影响。
**研究结果**
1. **样本特征**:参与者在孕期中期完成基线问卷。母亲平均年龄约30.2岁,父亲约32.4岁。大多数参与者受教育程度较高(超过10年教育),且超过80%为首次生育。母亲和父亲的PBQ平均分在产后两年内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均有约7-10%在某个时间点达到临床显著水平(≥26分)。
2. **轨迹类别**:通过GMM分析,在母亲和父亲样本中均识别出三个不同的联结困难轨迹类别,且模式相似:
* **低稳定类别**:占绝大多数(母亲93.1%,父亲91.3%)。该类别父母的联结困难程度在产后两年内持续保持在较低且非临床水平,仅有轻微上升趋势。
* **恢复类别**:占少数(母亲3.5%,父亲5.0%)。该类别父母在产后初期(8周)联结困难程度达到临床显著水平,但随时间推移显著下降,在14个月至两年间降至非临床水平。
* **加重类别**:占少数(母亲3.1%,父亲2.8%)。该类别父母在产后初期联结困难程度低于临床阈值,但随时间推移显著上升,在产后14个月内超过临床阈值。
**性别比较**:虽然轨迹形状相似,但进一步分析发现轨迹存在性别差异。具体而言,在“低稳定”类别中,母亲的联结困难程度上升斜率略陡于父亲;在“恢复”类别中,母亲的困难程度下降斜率显著大于父亲,表明母亲从临床困难中恢复得更快。
3. **轨迹类别的预测因素**:多项逻辑回归分析揭示了不同类别间的显著预测因素:
* **母亲样本**:与“低稳定”类别相比,更差的主观分娩体验和更困难的儿童气质使母亲更可能属于“恢复”类别。更高的愤怒/敌意症状、更差的主观分娩体验和更困难的儿童气质使母亲更可能属于“加重”类别。
* **父亲样本**:与“低稳定”类别相比,更差的主观分娩体验、更困难的儿童气质、非初次为人父母(即已有其他孩子)以及更年轻的年龄,使父亲更可能属于“恢复”类别。更差的主观分娩体验、更困难的儿童气质和更年轻的年龄使父亲更可能属于“加重”类别。比较“恢复”与“加重”类别,发现“恢复”类别父亲报告的主观分娩体验更差、儿童气质更困难。
* **共同预测因素**:对于父母双方,消极的主观分娩体验和感知到的困难儿童气质均是预测其进入非稳定临床类别(“恢复”或“加重”)的重要因素。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通过应用GMM,揭示了产后两年内父母亲子联结轨迹的异质性,挑战了联结始终稳定的传统观念。研究发现,尽管超过90%的父母属于联结困难持续较低的“低稳定”类别,但仍有少部分父母表现出非稳定的临床轨迹——要么从初期的困难中恢复(“恢复”),要么困难程度逐渐加重(“加重”)。这表明亲子联结的发展对于部分父母而言是一个动态过程,可能改善也可能恶化。
研究识别出多个与这些轨迹相关的预测因素。主观分娩体验和困难儿童气质是父母双方共有的关键预测因素。消极的分娩体验可能通过引发产后心理压力或创伤后应激症状而影响联结发展。困难的儿童气质可能直接增加养育压力,也可能与父母对孩子的感知形成双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困难儿童气质对父亲归入“恢复”类别的影响效应强于母亲。对于母亲,孕期愤怒/敌意症状是预测“加重”轨迹的特异性因素,这可能与情绪管理困难及互动中的负面反馈循环有关。对于父亲,非初次为人父母和较年轻的年龄是预测“恢复”轨迹的重要因素,这可能反映了多子女家庭中新生儿父亲面临的特定适应挑战以及年龄相关的成熟度或经验差异。
本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它细化了对产后联结发展的理解,强调了识别非稳定模式的重要性。实践上,它提示临床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关注那些有特定风险因素(如消极分娩体验、儿童气质困难、父母愤怒/敌意症状、父亲年轻或已有其他孩子)的父母,并为其提供早期、针对性的支持与干预,以促进健康的亲子联结发展,预防长期的心理社会问题。未来的研究应拓展观察时间窗,纳入更多潜在预测变量,并探索这些非稳定联结轨迹对儿童发展的长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