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标题>结合可穿戴设备的数字避孕方法与口服体温计的避孕有效性比较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ntraception &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Contraceptive effectiveness of a digital contraceptive with a wearable device vs an oral thermomete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5月28日 来源: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ntraception & Reproductive Health Car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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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为支持避孕决策,研究人员旨在比较当数字避孕方法分别结合可穿戴设备与口服体温计的温度数据时的妊娠率与持续使用率。材料与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了从2022年8月1日至2024年9月1日期间注册Natural Cycles(NC°)用于避孕的女性前瞻性收集的数据。

  
目的:为支持避孕决策,研究人员旨在比较当数字避孕方法分别结合可穿戴设备与口服体温计的温度数据时的妊娠率与持续使用率。材料与方法:研究人员使用了从2022年8月1日至2024年9月1日期间注册Natural Cycles(NC°)用于避孕的女性前瞻性收集的数据。利用Kaplan-Meier(KM)曲线,研究人员计算了在典型使用和完美使用情况下的13个周期妊娠率以及一年持续使用率。研究人员采用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了已知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妊娠率的关联。结果:在分析的195,027名假定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中,可穿戴设备用户在典型使用(4.7% vs 7.3%;p < 0.001)和完美使用(2.0% vs 2.9%;p < 0.001)下的未调整13周期妊娠率均显著低于口服体温计用户。然而,在调整人口统计学特征后,使用可穿戴设备而非体温计测量与妊娠率并无独立关联。研究人员观察到可穿戴设备用户的一年持续使用率为75.8%,而体温计用户为56.4%。结论: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调整社会人口学变量后,将避孕应用与可穿戴设备而非口服体温计结合使用并不会影响妊娠率。然而,持续使用率的显著提升意味着更高的用户便利性。简要概括:使用数字避孕方法结合可穿戴设备而非口服体温计,在保持避孕有效性的同时,与更高的持续使用率相关。
数字避孕(Digital contraception)作为基于生育意识的方法在软件中的现代化体现,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关注。其核心在于通过算法,依据用户输入的体温、月经日期等数据估算个体的易孕期(fertile window)。Natural Cycles(NC°)是首个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及欧洲监管机构批准作为医疗器械用于避孕的移动应用。该应用最初与口服基础体温计配套使用进行认证。近年来,其监管范围已扩展至可整合夜间连续监测皮肤温度的可穿戴设备,如Oura环、Apple Watch和NC° Band等。这些设备将数据自动同步至应用。然而,随着可穿戴设备的集成,一个重要问题是:这种技术升级在大规模真实世界使用中,能否保持已确立的避孕有效性?同时,其对用户的使用依从性和持续率又有何影响?为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大规模前瞻性队列研究,旨在为临床咨询和个人决策提供基于证据的可靠数据。

研究人员对在2022年8月1日至2024年9月1日期间注册NC°应用并付费订阅“避孕”模式的女性用户进行了前瞻性观察分析。研究队列主要为“假定生育能力”队列,即注册时年龄不超过35岁、未报告影响生育的医疗状况、平均周期长度在21至35天之间的用户,旨在模拟传统避孕临床试验的招募人群。此外,还对美国用户、不规则周期用户及所有用户进行了分析。数据随访至每位参与者注册后365天或13个周期。研究人员采用KM生存分析估算13周期妊娠率,并通过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人口统计学和行为因素与典型使用妊娠率的关联。妊娠结局通过用户自主报告阳性测试结果或切换至孕期监测模式来确定。对于在易孕窗口开始后停用应用的用户,通过邮件随访补充妊娠信息,并对未回复者根据持续升高的黄体期温度保守推断妊娠。

研究共纳入195,027名“假定生育能力”用户,其中82,989名使用可穿戴设备,125,041名使用口服体温计。人口统计学和行为特征在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可穿戴设备用户更年轻、受教育程度更高、在易孕日报告禁欲的比例更高,且近期使用激素避孕法的比例更低。可穿戴设备用户的数据提交频率(81.7%天)远高于体温计用户(56.1%天)。这使得算法能更频繁地确认排卵,从而为可穿戴设备用户平均标记出更多“非易孕”日(图2)。

有效性结果显示,在调整前,可穿戴设备用户的13周期典型使用妊娠率(4.7% [95% CI 4.5-4.8%])和完美使用妊娠率(2.0% [95% CI 1.7-2.3%])均显著低于口服体温计用户(典型使用:7.3% [95% CI 7.1-7.6%];完美使用:2.9% [95% CI 2.6-3.3%]),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Pearl指数分析显示了类似趋势(表2)。可穿戴设备用户的一年持续使用率(75.8%)也显著高于体温计用户(56.4%)。在分析包含非美国居民、不规则周期用户及所有用户的队列时,两组设备间的妊娠率差异模式保持一致。

在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中,研究人员调整了年龄、体重指数(BMI)、周期长度、医疗状况、国家、教育水平、既往避孕方法以及在易孕日的行为等协变量。模型结果显示,年龄、教育水平、既往避孕方法以及易孕日行为是典型使用妊娠率的显著预测因素。至关重要的是,在调整这些社会人口学和行为协变量后,测量设备类型(可穿戴设备 vs. 体温计)与典型使用有效性之间不再存在显著独立关联;协整后的妊娠率分别为5.3%和5.4%,几乎相同。

讨论部分指出,本观察性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在调整了社会人口学特征后,使用可穿戴设备测量基础体温与使用口服体温计在避孕有效性上是相当的。未调整数据中可穿戴设备组更低的妊娠率,可能源于该组用户群体本身的人口统计学和行为差异(如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更少从激素避孕转换而来等),而非设备本身的优势。可穿戴设备的较高成本也可能筛选出依从性动机更强的用户。模型结果支持了这一解释。相比之下,可穿戴设备带来的显著更高的测量频率和持续使用率,很可能归因于其使用的便利性——无需晨起手动测量,数据自动同步。这一发现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将数字避孕与可穿戴设备结合,虽不能提供更多妊娠保护,但能极大改善用户体验,减少测量负担和需要禁欲/屏障避孕的天数,从而促进方法的长期坚持使用,其持续率已接近宫内节育器等长效避孕方法。

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妊娠结局依赖用户自主报告,可能低估失败率;性行为日志数据大量缺失,限制了严格完美使用分析的可靠性;社会人口学变量缺失比例高,限制了多变量模型的样本代表性。尽管如此,本研究基于迄今最大的前瞻性观察队列,其主要分析的纳入标准与传统临床试验可比,为数字避孕方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世界证据。

结论部分总结道:在调整社会人口学差异后,使用可穿戴设备而非口服体温计测量基础体温能提供可比的避孕有效性。然而,使用可穿戴设备显著提高了用户的持续使用率和测量频率,这很可能源于日常测量负担的减轻。将可穿戴技术与基于生育意识的数字避孕方法整合,代表了提升患者便利性和长期依从性的一项重要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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