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健康技术认知与使用中的社会及健康不平等:德国一项在线横断面研究的结果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Social and health inequities in attitudes toward and use of 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Findings from an online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German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5月29日 来源: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3.1

编辑推荐:

  尽管数字健康技术(DHTs)的应用能带来健康效益,但也可能加剧健康不平等。这尤其适用于社会弱势群体,其DHTs使用率较低,限制了其获得良好健康的机会。此外,态度被认为是影响其使用的重要预测因素,但相关研究很少,尤其是在考虑社会及健康相关特征的情况下。本研究旨在

  
尽管数字健康技术(DHTs)的应用能带来健康效益,但也可能加剧健康不平等。这尤其适用于社会弱势群体,其DHTs使用率较低,限制了其获得良好健康的机会。此外,态度被认为是影响其使用的重要预测因素,但相关研究很少,尤其是在考虑社会及健康相关特征的情况下。本研究旨在探讨社会及健康相关特征是否影响个体对数字健康应用(DHAs)及DHTs的使用。研究人员使用了2022年3月进行的在线横断面调查(STELLAR)中1200名参与者的数据。配额样本基于2021年欧盟统计局数据库。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获得了对DHAs的态度评估。随后,使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确定了社会及健康特征对DHAs态度及其使用的影响。结果显示,在较年长世代和主观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中,DHTs使用率较低。此外,对DHAs持积极态度和具有较高数字健康素养(DHL)水平的人群,其DHTs使用率更高。关于对DHAs的态度,在按社会及健康相关特征进行分层后,得出的结论不明确。结论表明,尽管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对DHAs的态度存在数字鸿沟,但在DHTs使用方面存在数字鸿沟的迹象。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应对这种鸿沟,例如推广数字健康素养。
随着数字技术与公共卫生服务的深度融合,数字健康技术(Digital Health Technologies, DHTs)已成为提升医疗服务可及性、效率与质量的关键工具。其范畴涵盖远程医疗、可穿戴设备及移动端健康应用(Digital Health Applications, DHAs)等,旨在优化健康信息管理、促进个人健康行为及支持临床决策。在德国,联邦政府正积极推动DHTs在法定医疗保健体系内的整合,例如推出国家电子健康档案(ePA)和电子处方等基础设施。然而,DHTs的普及也引发了关于健康公平性的关切。既往研究普遍表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教育程度较好以及较年轻的群体更倾向于使用DHTs,而社会弱势群体则使用较少,这一现象被称为“数字悖论”(digital paradox)。这种差异可能加剧既有的健康不平等,因为DHTs的潜在受益者(如有健康需求或慢性病患者)可能因使用障碍而无法充分获得其益处。除了实际使用差异,个体对DHTs的态度也被认为是影响其采纳行为的关键前因变量。态度被理解为对特定对象(如DHTs)的主观评价,包含情感、认知和动机成分。根据数字鸿沟的资源与占有理论因果模型(causal model of resources and appropriation theory),态度是激发技术使用行为的初始动力,其后依次涉及物理接入和技能掌握。因此,理解不同社会群体对DHTs的态度及其与使用行为的关系,对于识别和解决数字健康领域的不平等至关重要。尽管关于DHTs使用的不平等已有广泛研究,但现有文献对于这些不平等是源于态度层面还是仅体现在最终使用阶段仍不明确。尤其缺乏针对德国成年人口,同时考察社会人口特征、健康状况、(数字)健康素养、对DHAs的态度与多种DHTs使用行为之间复杂关系的综合性人口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其核心目标是基于上述理论模型,系统分析社会及健康相关特征如何影响个体对DHAs的态度与对DHTs的实际及意向使用,并探讨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 HL)与数字健康素养(Digital Health Literacy, DHL)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本研究提出了五个核心假设:社会与健康特征会影响对DHAs的态度;态度会影响DHTs使用;DHTs使用会因社会与健康特征而分层;HL和DHL会影响对DHAs的态度;HL和DHL会影响DHTs使用。这项发表在《Journal of Public Health》上的研究,旨在为制定促进数字健康公平的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在线横断面调查研究。数据来源于2022年3月10日至18日进行的“STELLAR”在线问卷。该研究通过外部调查提供商Bilendi,从其在线访问面板中招募参与者,最终获得1200名18至74岁德国居民的配额样本,样本构成依据2021年欧盟统计局数据库按年龄、性别(交叉分类)和居住联邦州(非交叉分类)进行匹配。研究工具部分改编自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健康信息趋势调查”(Health Information National Trends Survey, HINTS)问卷。主要研究方法包括:首先,对用于评估对DHAs态度的问卷条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并采用方差最大化旋转,以构建态度量表。其次,使用二元逻辑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社会人口特征、健康状况、对DHAs的态度(分为“益处与机遇”和“担忧与局限”两个维度)以及(数字)健康素养水平,对三种DHTs使用行为(常规DHAs使用、电子健康档案ePA的使用或意向使用、电子处方的意向使用)的影响。所有数据分析使用IBM SPSS 29软件完成。

**研究结果**

**对数字健康应用的态度**
研究结果显示,参与者对DHAs的总体态度较为积极。在通过因子分析构建的两个态度维度中,“益处与机遇”(Benefits and Opportunities, DHA-BO)维度的平均分较高,表明参与者普遍认同DHAs在提升医疗效率、改善健康支持等方面的潜在价值。而“担忧与局限”(Concerns and Limitations, DHA-CL)维度的平均分相对较低,但仍有部分参与者对技术使用门槛、隐私安全等问题表示关切。二元逻辑回归分析表明,社会及健康相关特征对态度的解释力有限。仅发现属于Y世代(1981-1995年出生)的参与者和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参与者,其对DHAs的积极态度(DHA-BO)更显著;而女性参与者则表现出略低的积极态度。对于消极态度(DHA-CL),仅有非移民背景的参与者其消极态度倾向稍低。这些纳入模型的社会及健康特征仅能解释DHA-BO变异的3.7%和DHA-CL变异的2.9%。整体而言,数据未能提供社会及健康特征对DHAs态度影响的确定性结论,仅观察到数字鸿沟在态度层面存在的模糊迹象或倾向。

**数字健康技术的使用情况**
关于实际与意向使用,双变量分析显示,DHAs使用、ePA使用和电子处方意向使用均与世代、主观社会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 SSS)、教育程度以及自评健康状况存在显著差异。多变量二元逻辑回归分析进一步揭示:
- **DHAs使用**:与传统世代(1922-1955年出生)相比,Y世代和Z世代(1996年后出生)的使用可能性显著更高。同时,具有中等及高SSS、较高教育程度以及较高DHL水平的参与者,其使用DHAs的可能性也显著更高。这些变量共同解释了14.4%的变异。
- **ePA使用**:女性参与者使用ePA的可能性低于男性。SSS越高,使用可能性越大。DHL水平越高,使用可能性也越高。模型解释了14.7%的变异。
- **电子处方意向使用**:与传统世代相比,Y世代和Z世代的使用意向更高。较高教育程度、中等及高SSS、患有慢性疾病以及较高DHL水平,均与更高的使用意向相关。这些变量解释了12.3%的变异。
值得注意的是,健康素养(HL)水平对任何一种DHTs使用行为均无显著影响,而数字健康素养(DHL)水平对所有三种使用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数字健康应用的态度与技术使用的关系**
分析证实,对DHAs的态度是DHTs使用的重要预测因素。具体而言,对DHAs感知的“益处与机遇”(DHA-BO)得分越高,参与者使用DHAs、使用ePA以及意向使用电子处方的可能性均显著增加。相反,对DHAs感知的“担忧与局限”(DHA-CL)得分越高,使用DHAs和意向使用电子处方的可能性则显著降低,但该维度对ePA使用无显著影响。这些态度变量与社会健康特征及DHL一同纳入模型后,对三种技术使用行为的解释力分别为19.0%、12.6%和16.8%,其中态度本身贡献了显著部分。这一发现支持了态度作为技术使用相关前因变量的重要作用。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理论框架,系统探讨了德国成年人口中DHTs使用相关的社会与健康不平等现象。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首先,在DHTs实际与意向使用层面,存在清晰的社会分层模式。SSS作为衡量个体主观社会定位的指标,与所有三种DHTs的使用均呈正相关,体现了垂直社会不平等对技术采纳的影响。教育程度和世代(作为年龄的代理变量)同样与使用行为相关,年轻世代和高教育程度者使用率更高。这些结果与既往研究一致,印证了“数字悖论”在DHTs领域的存在,即更可能从技术中受益的社会弱势群体(如低SSS、年长者)使用率反而较低。然而,这种悖论并非普遍存在,例如患有慢性疾病的参与者对电子处方的使用意向更高,反映了特定技术功能与健康需求的匹配性。
其次,在态度层面,社会及健康特征对DHAs总体态度(尤其是消极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或结论不明确,表明不同群体对DHTs的态度可能存在广泛共识,并非数字不平等的主要来源。然而,对DHAs感知的“益处与机遇”和“担忧与局限”均显著影响其实际与意向使用,证实了态度是连接社会背景与技术使用的关键中介因素。
再次,数字健康素养(DHL)在所有分析中均显示出作为技术使用促进因素的重要性。高DHL不仅与对DHAs更积极的态度相关,更直接且一致地提高了对三种DHTs的使用可能性。与之相反,健康素养(HL)仅在个别维度上对态度有影响,对实际使用无显著预测作用。这表明,在数字健康环境下,专门化的DHL比一般的HL更能有效弥合使用差距。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论是:DHTs使用中的社会健康不平等现象确实存在,主要体现在基于SSS、教育程度和世代的垂直与水平分层上。尽管不同群体对DHTs的态度未见系统性鸿沟,但态度本身是影响使用的关键。更重要的是,数字健康素养(DHL)是促进技术使用、潜在减少数字鸿沟的核心能力。因此,为支持世界卫生组织构建可及的数字医疗体系的目标并降低数字鸿沟风险,迫切需要采取结构性措施提升全人口的DHL水平。未来研究需进一步纵向追踪DHTs使用对健康结果的影响,并深入探究态度形成的内外部机制。
相关新闻
生物通微信公众号
微信
新浪微博
  • 搜索
  • 国际
  • 国内
  • 人物
  • 产业
  • 热点
  • 科普

热点排行

    今日动态 | 人才市场 | 新技术专栏 | 中国科学人 | 云展台 | BioHot | 云讲堂直播 | 会展中心 | 特价专栏 | 技术快讯 | 免费试用

    版权所有 生物通

    Copyright© eBiotrad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联系信箱:

    粤ICP备0906349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