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质指数与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及治疗应答的关联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Association of Body Mass Index with Tumor-Infiltrating Lymphocytes and Treatment Response in Early HER2-Positive Breast Cancer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5月29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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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免疫相关生物标志物,如间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与HER2阳性(HER2+)乳腺癌对新辅助治疗的应答相关。宿主相关因素,包括体质指数(BMI),可能影响肿瘤免疫微环境,并改变免疫浸润的预测价值。 方法 在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研究人员评估了BM

  
背景 免疫相关生物标志物,如间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与HER2阳性(HER2+)乳腺癌对新辅助治疗的应答相关。宿主相关因素,包括体质指数(BMI),可能影响肿瘤免疫微环境,并改变免疫浸润的预测价值。

方法 在这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研究人员评估了BMI、间质TIL密度、特定免疫检查点标志物〔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和T细胞免疫球蛋白及黏蛋白结构域包含蛋白3(TIM-3)〕、瘦素受体(Ob-R)表达,以及接受新辅助HER2靶向治疗的早期HER2+乳腺癌患者病理完全缓解(pCR)之间的关联。

结果 在纳入分析的101例患者中,48.0%的患者BMI ≥25 kg/m2。BMI ≥25 kg/m2患者表现出更高的间质TIL密度(p = 0.011)、更高频率的PD-1阳性(p = 0.058)以及更高的Ob-R表达(p = 0.043)。BMI与pCR无直接关联。在多变量分析中,激素受体阳性与pCR呈负相关〔比值比(OR)= 0.15;95%置信区间(CI)为0.04–0.51;p = 0.004〕,而更高的间质TIL密度则与pCR几率增加独立相关(OR = 1.37;95% CI为1.03–1.93;p = 0.048)。BMI与间质TIL密度之间观察到显著交互作用(交互OR = 0.99;95% CI为0.97–1.00;p = 0.044),提示免疫浸润与治疗应答之间的关联因BMI不同而异。在早期HER2+乳腺癌中,间质TIL密度和PD-1表达与新辅助治疗应答相关,而BMI似乎会修饰免疫浸润与pCR之间的关系。

结论 以BMI表征的宿主相关因素可能影响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的肿瘤免疫微环境及免疫生物标志物的预测价值。由于本研究属于探索性研究,这些观察结果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本文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聚焦早期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HER2-positive)乳腺癌新辅助治疗背景下,宿主代谢特征与肿瘤免疫微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背景在于:HER2阳性乳腺癌约占全部乳腺癌的15%–20%,尽管曲妥珠单抗、帕妥珠单抗等HER2靶向治疗显著改善了早期患者结局,但仍有相当比例患者在新辅助治疗后无法达到病理完全缓解(pCR),且复发风险依旧存在。因此,除肿瘤内在分子特征外,亟需寻找更具临床意义的预测性和预后性生物标志物。既往研究表明,间质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反映宿主抗肿瘤免疫活性的替代指标)与HER2阳性乳腺癌和三阴性乳腺癌中更高的pCR率及更优长期结局相关;与此同时,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等免疫检查点分子的表达状态,也可能影响术前系统治疗的效果。另一方面,肥胖及相关代谢异常可引发慢性低度炎症、细胞因子分泌失衡和免疫功能紊乱,理论上可能重塑肿瘤免疫生态,但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体质指数(BMI)是否影响TILs、免疫检查点表达以及治疗应答,证据仍不充分。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以明确BMI是否与肿瘤免疫浸润特征及新辅助治疗反应相关,并探索其对免疫生物标志物预测价值的修饰作用。

方法概括: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样本来自西班牙Madrid的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Madrid与Hospital Ramón y Cajal。纳入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均接受标准新辅助化疗〔蒽环类与环磷酰胺序贯紫杉醇,并联合曲妥珠单抗和帕妥珠单抗〕。研究人员收集年龄、体重、身高、绝经状态等临床病理资料,按世界卫生组织标准计算并分层BMI。基线穿刺活检标本采用苏木精-伊红(H&E)染色评估间质TILs,采用免疫组织化学(IHC)检测PD-1、TIM-3与Ob-R表达,并以logistic回归进行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同时检验BMI与免疫参数的交互作用。

以下为论文主体结果与解读。

Patient Characteristics
研究共纳入101例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患者,中位诊断年龄为49岁,平均BMI为24.9 ± 4.8 kg/m2。在100例具有BMI资料的患者中,48例(48.0%)BMI ≥25 kg/m2,其中14例(14.0%)BMI ≥30 kg/m2。与BMI <25 kg/m2者相比,BMI ≥25 kg/m2患者年龄更大,且绝经后比例更高。全部患者均接受以蒽环类为基础、序贯紫杉类并联合双靶向抗HER2治疗的新辅助方案;99例可评估患者中,56例达到pCR,pCR率为56.6%。这一部分结果说明,该队列具备较典型的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新辅助治疗临床特征,且总体pCR率与该治疗模式的既往临床观察相符,为后续分析BMI、免疫指标与疗效关系提供了基础。

Immune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研究人员进一步描述了肿瘤病理与免疫特征。67.3%的患者为激素受体阳性肿瘤;Ki-67中位指数为28.0%。间质TIL密度中位数为13.5%,其中20.0%的肿瘤达到≥30%的预设阈值。PD-1表达资料可用于86例患者,其中51例(59.3%)按>1%阈值判定为PD-1阳性。由于组织可用性限制,TIM-3仅在56例中完成评估,其中30例(53.6%)为高表达。Ob-R表达资料可用于97例患者,其中65例(67.0%)表现为高表达。该部分表明,研究队列中免疫浸润和免疫检查点表达具有明显异质性,也提示这些指标可能具有区分治疗敏感性的潜力。

Associations Between BMI and Other Parameters
围绕BMI与肿瘤免疫特征的关系,研究发现BMI ≥25 kg/m2患者的间质TIL密度显著高于BMI <25 kg/m2患者,中位数分别为15.0%与10.0%(p = 0.011)。此外,BMI较高患者中PD-1阳性比例更高(69.0% vs 48.8%),虽仅呈边缘统计学意义(p = 0.058),但提示宿主体重状态可能与T细胞活化/耗竭相关表型有关。Ob-R高表达在BMI ≥25 kg/m2患者中也更常见(76.6% vs 57.1%,p = 0.043),显示宿主代谢状态与瘦素通路信号可能存在关联。相对而言,不同BMI组之间的激素受体状态和Ki-67指数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BMI分组与pCR并无显著关联(60.9% vs 51.9%,p = 0.373)。这一结果说明,BMI本身并非治疗应答的直接决定因素,但可能通过影响肿瘤免疫微环境而间接改变疗效相关关系。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es
在单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中,包括年龄、绝经状态、连续变量BMI以及BMI ≥25 kg/m2在内的人体测量或临床变量,均未与pCR显著相关。激素受体阳性则与较低的pCR可能性显著相关(OR = 0.24;95% CI为0.09–0.61;p = 0.004),提示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激素受体共表达可能降低对新辅助方案的敏感性。免疫相关变量方面,按连续变量分析时,较高PD-1表达与pCR几率升高相关(OR = 1.07;95% CI为1.01–1.15;p = 0.049);而TIM-3、Ob-R、Ki-67及单独纳入的间质TILs在单变量模型中未见显著关联。

在多变量logistic回归模型中,激素受体阳性仍独立提示较低pCR概率(OR = 0.15;95% CI为0.04–0.51;p = 0.004)。更关键的是,连续变量形式的较高间质TIL密度与更高pCR几率独立相关(OR = 1.37;95% CI为1.03–1.93;p = 0.048)。此外,BMI分类与间质TIL密度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交互作用(交互OR = 0.99;95% CI为0.97–1.00;p = 0.044),提示TILs对pCR的预测价值会因BMI状态不同而发生变化。该发现构成全文核心结论之一:宿主因素并不一定直接决定疗效,但可能改变肿瘤免疫浸润与疗效之间的函数关系。

Discussion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验证了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中免疫相关特征的临床意义,尤其是间质TILs和PD-1表达的潜在预测价值。研究人员观察到BMI ≥25 kg/m2患者具有更高的间质TIL密度,这与部分既往研究不完全一致,但提示宿主体成分与免疫细胞募集之间的关系可能具有肿瘤亚型和生物学情境依赖性。研究还强调,BMI只是体成分的临床替代指标,不能准确反映脂肪分布、脂肪量和代谢健康,因此不宜将结果直接解释为“肥胖驱动”的机制证据。关于TILs,研究结果与既往HER2阳性乳腺癌和三阴性乳腺癌文献相一致,即更高免疫浸润通常意味着更佳新辅助治疗敏感性。BMI与TILs的交互作用则提示,宿主特征会影响免疫浸润的功能性意义。PD-1连续表达水平与pCR的正相关,支持其可能反映更高免疫原性或更活跃的抗肿瘤免疫反应;而二分类分析不显著,也提示简单阈值划分可能低估连续免疫指标的信息量。TIM-3在本队列中未显示与TILs或pCR相关,且仅在部分样本中可评估,因此无法得出明确结论。Ob-R虽然在高BMI患者中更常见,但并未独立关联免疫浸润或pCR;加之本研究未检测瘦素水平,因此对瘦素信号介导的机制不能作出推断。

研究的局限性同样被明确指出:其一,回顾性设计和较小样本量限制了统计效能,尤其影响亚组和交互作用分析的稳健性;其二,BMI作为间接指标无法捕捉代谢异质性;其三,免疫表征范围有限,未评估CD4+或CD8+ T细胞亚群及更多耗竭通路;其四,缺乏复发和生存等长期临床结局数据。因此,本研究更适合作为假设生成性分析,而非因果推断依据。尽管如此,研究仍强调了在HER2阳性乳腺癌中整合宿主因素与肿瘤免疫特征的重要性,为个体化治疗策略研究提供了方向。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在这项针对接受新辅助HER2靶向治疗的早期HER2阳性乳腺癌的回顾性分析中,间质TIL密度和PD-1表达与pCR相关,进一步强调了免疫相关生物标志物在该疾病情境中的重要性。尽管BMI与治疗应答并无直接关联,但其与免疫浸润差异相关,并修饰了TIL密度与pCR之间的关联。这些发现提示,以BMI所表征的宿主相关因素可能影响肿瘤免疫微环境及免疫生物标志物的预测价值。鉴于BMI只是体成分的间接测量指标,且本研究采用回顾性设计,因此这些观察结果应被视为假设生成性发现。未来仍需开展整合全面代谢谱、免疫谱及长期临床结局的前瞻性研究,以进一步阐明宿主特征、肿瘤免疫与HER2阳性乳腺癌治疗应答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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