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是否带来差异?德国数字化与线下减重干预支付意愿比较研究

《Obesity Science & Practice》:Does Digital Make a Difference? Willingness-to-Pay for Digital Versus Offline Weight Loss in German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02日 来源:Obesity Science & Practic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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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 德国已在法定健康保险体系中同时引入数字健康应用(digital health applications, DiGA)和针对肥胖的“线下”结构化疾病管理项目(disease management program, DMP)。鉴于卫生资源有限且相关报销决策

  
背景

德国已在法定健康保险体系中同时引入数字健康应用(digital health applications, DiGA)和针对肥胖的“线下”结构化疾病管理项目(disease management program, DMP)。鉴于卫生资源有限且相关报销决策仍在持续推进,关于肥胖个体如何以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评估干预提供方式价值的证据仍然有限。

目的

本研究评估德国肥胖个体[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 30 kg/m2]对DiGA和结构化“线下”DMP的支付意愿(WTP),并考察数字干预是否比线下干预更符合其偏好。

方法

研究人员在德国对424名BMI ≥ 30 kg/m2的参与者开展了一项在线条件价值评估(contingent valuation)调查。在假设不予报销的情境下,采用双部分回归模型(two-part regression model)分析月度WTP与参与者人口统计学及社会经济学特征之间的关系。

结果

DiGA的平均WTP为每月16.15欧元(95% 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14.22–18.09欧元),且与年龄较高显著正相关(每增加1岁提高0.24欧元,p = 0.02),与更高数字亲和力显著正相关(每增加1个单位提高6.91欧元,p = 0.01)。DMP的平均WTP为每月18.70欧元(95% CI:16.52–20.90欧元),且与女性性别显著正相关(提高6.20欧元,p = 0.02),与更高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显著正相关(每增加1个单位提高2.63欧元,p = 0.04)。

结论

受访者对减重干预表现出正向WTP,但该金额远低于DiGA制造商约每月70欧元的定价。数字形式与线下形式之间差异较小,提示影响WTP的更主要因素可能是干预的感知有效性,而非其提供形式。
本文发表于《Obesity Science》,围绕德国肥胖管理中数字化与线下干预的相对价值展开健康经济学评估,核心问题是:在法定健康保险已引入数字健康应用(digital health applications, DiGA)且新近建立肥胖疾病管理项目(disease management program, DMP)的背景下,肥胖人群究竟愿意为哪类减重干预支付更多费用,以及这种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 WTP)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干预形式本身影响。研究背景在于,德国成人肥胖患病率较高,且肥胖造成显著卫生经济负担,医疗服务体系因而面临干预供给优化与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双重压力。与此同时,医疗数字化被视为改善预防、疾病管理和服务效率的重要方向,DiGA作为经联邦药品和医疗器械研究所审查认证、可处方且由法定医保支付的新型数字医疗产品,已进入肥胖治疗场景;而DMP则代表更传统但同样结构化、循证且强调医师协同管理的线下照护路径。在此情形下,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判断干预是否有效,还需评估其是否“物有所值”。然而,针对减重干预、尤其是数字化减重干预的WTP证据此前极为有限,因此有必要开展此项研究。

研究人员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方法,从患者事前视角考察肥胖人群在“医保不予报销”的假设情境下,对DiGA和DMP两类减重干预分别愿意支付的月度金额,并进一步分析年龄、性别、收入、教育、健康状态、数字亲和力、数字基础设施和医疗照护结构等因素与WTP之间的关联。研究结论显示,BMI ≥ 30 kg/m2的人群总体上愿意为减重干预支付费用,说明无论数字形式还是线下形式,减重服务本身在受访者看来具有明确价值。但两种形式之间的差异幅度有限:DMP平均WTP为18.70欧元/月,DiGA为16.15欧元/月,虽然统计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实质差距不大。更重要的是,这一数值明显低于德国肥胖DiGA当前约70欧元/月的制造商定价,提示从福利经济学(welfarist)成本—收益视角看,现行数字减重产品的价格与个体主观支付价值之间存在较大落差。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德国肥胖干预报销政策、数字医疗定价合理性和资源配置优先级提供了直接的经验依据,也提示在患者价值判断中,感知疗效可能比交付方式更关键。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研究人员于2024年3月7日至15日基于德国forsa.omninet互联网面板开展在线问卷调查;该面板通过线下随机电话抽样建立,覆盖德国≥18岁互联网用户。研究纳入BMI ≥ 30 kg/m2且居住在德国的对象,最终424人完成调查,经对WTP理由进行双研究者独立偏倚识别后,剔除53人,分析样本为371人。WTP采用支付卡(payment scale, PS)与开放式补充提问相结合的条件价值评估方式获取;健康状态采用EQ-5D-5L测量;统计分析使用双部分回归模型,包括Probit模型评估“是否愿付费”,以及基于Gamma分布的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 GLM)分析正WTP金额,并用Wilcoxon配对符号秩检验比较两类干预WTP差异。

以下为研究结果解读,按原文小标题展开。

3.1 Descriptive Analysis

描述性分析显示,共有424名BMI ≥ 30 kg/m2受访者完成问卷,其中53人因其WTP理由被判断为可能存在偏倚而被排除,最终纳入371人。纳入样本平均年龄为52岁,女性占38.8%,男性占61.2%。数字亲和力指数均值为0.49,说明样本整体具备一定数字接受度;EQ-5D-5L测得的平均健康状态为0.87;数字基础设施评分均值为3.57,提示受访者所在环境的网络条件总体处于中性至较好水平。排除样本与纳入样本相比,在性别构成、受教育年限和医疗基础设施评分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年龄、收入、健康状态、数字亲和力及支付卡分布方面无显著差异。该部分结果说明研究样本具备较为清晰的人口学和数字环境特征,也显示研究人员对潜在偏倚进行了控制。

3.2 WTP Outcomes

在WTP结果方面,DiGA的WTP分析基于344名参与者,平均值为16.15欧元/月;DMP的WTP分析基于333名参与者,平均值为18.70欧元/月。DMP较DiGA高出2.55欧元,即提高15.8%。尽管这一差异经Wilcoxon配对符号秩检验后具有统计学显著性(p < 0.01),但研究同时发现176名受访者,即47.4%的样本,对两类干预给出了完全相同的WTP。该结果非常关键,表明对近半数受访者而言,数字化或线下这一交付形式并未形成足以改变其价值评估的显著差异。换言之,受访者更像是在为“减重干预”这一总体健康获益付费,而非为某一种具体服务模式支付明显溢价。

Determinants of WTP for DiGA and DMP

回归结果进一步揭示了WTP的影响因素。对于DiGA,Probit模型显示年龄与“是否愿付费”的概率呈负相关,但在已愿意支付的人群中,GLM结果却显示年龄越高、数字亲和力越强,支付金额越高。经delta方法估计,数字亲和力每增加1个单位,DiGA的WTP提高6.91欧元;年龄每增加1岁,WTP提高0.24欧元。该发现说明,在数字减重应用的价值判断上,个体对数字技术的接受度确实发挥了促进作用;同时,年龄较大的受访者一旦接受此类干预,其愿付金额反而更高。

对于DMP,GLM结果表明女性和更高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与更高WTP显著相关。delta方法估计显示,女性较男性WTP高6.20欧元,数字基础设施每增加1个单位,WTP提高2.63欧元。相比之下,收入、教育程度、EQ-5D-5L健康状态、医疗照护结构等变量均未表现出统计学显著性。该结果提示,线下结构化减重管理项目在女性群体中的主观价值更高,而数字基础设施与DMP正相关这一现象则较为反常,研究人员在讨论中仅将其谨慎解释为可能反映更广泛的地区环境与健康意识差异,而非直接的因果机制。

4 Discussion

讨论部分首先指出,绝大多数肥胖受访者在假设不报销条件下仍愿为减重项目支付费用,DiGA和DMP分别有95.9%与95.5%的受访者表现出正向WTP。这说明减重服务本身具有广泛认可的个人价值。尽管DMP的WTP略高于DiGA,但差异幅度较小,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受访者关注的决定性因素更可能是预期临床收益,即体重下降及其持续效果,而不是数字化或线下的交付形式。47.4%的相同WTP比例进一步支持了这一判断。

研究人员随后将本研究结果与既往成人超重和肥胖干预WTP文献进行了比较,指出本研究估计值与既有异质性证据总体一致,处于以往月度WTP区间的中间水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不同国家、干预类型和研究对象存在差异,本研究估计结果与既有药物治疗、低热量饮食、生活方式干预及儿童超重预防项目的WTP水平并未明显偏离。这一现象与“嵌入效应”(embedding effect)解释相符,即受访者可能是在为“解决肥胖问题”这一整体目标估值,而非精细地区分具体干预方案。

对于影响因素,讨论部分强调:DiGA的WTP与较高年龄和数字亲和力相关,这与一些认为年轻人更偏好数字健康的既往研究并不一致;DMP的WTP在女性中更高,与既往关于女性更重视体重及其心理社会后果的研究方向一致。健康状态、收入和教育未显示显著影响,表明支付能力和一般健康并非本研究中最稳定的解释变量。作者同时对研究局限作出说明,包括样本中高收入者代表性不足、男性比例偏高、数字化调查方式本身可能低估低数字亲和力人群对DMP的价值判断、参与激励可能影响作答深思程度,以及本研究仅为WTP分析而非完整成本—收益分析,尚未纳入处方、随访、医生文书记录及潜在节约医疗支出等全部成本与收益。

研究人员还指出,从实践与政策角度看,本研究支持以临床有效性而非“数字形式天然更受欢迎”的假设作为报销决策主要依据。若假定问卷应答较少偏倚、受访者理解充分,且未纳入的未来节约成本低于相关附加成本,则当前用于肥胖治疗的DiGA从福利主义成本—收益角度看,并不呈现出良好的物有所值特征。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关于减重干预支付意愿的研究仍然有限,尤其缺乏针对数字形式的证据。本研究通过比较数字干预与线下干预,提供了初步经验数据。结果表明,BMI ≥ 30 kg/m2的人群对体重控制项目存在支付意愿。数字形式与线下形式之间的WTP差异虽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幅度有限,这提示对支付意愿影响最强的因素并非干预形式本身,而是受访者对干预有效性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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