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Oncology》:Impact of body mass index on dietary habits and health behaviors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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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引言:到2050年,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预计将显著上升,这凸显出需要整合性治疗策略,以应对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因素。该研究旨在评估体质指数(BMI)对乳腺癌女性患者膳食习惯和健康行为的影响。
方法:研究纳入108名女性(年龄31–65岁;平均54.0 ±
摘要
引言:到2050年,乳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预计将显著上升,这凸显出需要整合性治疗策略,以应对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因素。该研究旨在评估体质指数(BMI)对乳腺癌女性患者膳食习惯和健康行为的影响。
方法:研究纳入108名女性(年龄31–65岁;平均54.0 ± 9.15岁),于2023年4月至10月在波兰波兹南大波兰癌症中心乳腺外科肿瘤科连续招募。根据BMI将参与者分为两组:第1组(正常范围内)和第2组(高于正常范围)。采用经验证的KomPAN问卷评估膳食习惯;采用Juczyński编制的健康行为量表(HBI)评估健康行为。
结果:BMI高于正常范围的女性表现出较不理想的代谢和行为特征,包括更高的体脂百分比、更高的内脏脂肪、更短的睡眠时长、更高的烟草使用率、更低的闲暇时间身体活动水平以及更不规律的进餐模式。第1组的饮食质量更高,蔬菜、水果及发酵乳制品的摄入显著更多。两组的营养知识水平均不足,尽管多数女性认为自身知识是足够的。
讨论:上述发现强调,有必要将针对性的营养与行为干预整合进标准肿瘤学照护之中,尤其针对超重女性,干预内容应包括膳食教育、身体活动促进及睡眠卫生管理。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的建议一致,此类干预可能降低复发风险、改善预后并提高生活质量。
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Oncology》,聚焦乳腺癌患者中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差异与膳食习惯、健康行为及营养认知之间的关系。研究背景在于,乳腺癌作为全球重要公共卫生问题,至2050年其发病和死亡负担仍将持续上升,因此临床治疗已不应局限于肿瘤本身,还需纳入可干预的生活方式因素。既往证据表明,年龄、绝经状态、遗传易感性、口服避孕药使用以及生活方式因素均与乳腺癌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其中BMI升高尤其重要。对于绝经后女性,脂肪组织成为雌激素合成的主要场所,过多脂肪堆积可诱发慢性低度炎症、胰岛素血症、IGF-1升高以及游离雌二醇生物利用度增加,从而促进肿瘤发生和进展。此外,诊断时超重或肥胖还与复发风险增加、治疗反应较差及总生存下降相关。尽管如此,已确诊乳腺癌女性中,不同BMI状态究竟如何区分其饮食模式、营养知识和健康行为,仍缺乏充分刻画,因此开展该研究具有明确的临床与公共卫生意义。
研究人员在波兰波兹南大波兰癌症中心乳腺外科肿瘤科开展横断面研究,纳入108例31–65岁乳腺癌女性患者,并要求受试者回顾癌症诊断前的膳食与生活方式。研究结果表明,BMI高于正常范围者整体呈现更不利的代谢与行为谱:体脂比例更高、内脏脂肪水平更高、工作日睡眠更短、既往和当前吸烟更常见、闲暇时间体力活动较少、进餐规律性较差。与此同时,正常BMI组在饮食质量上更优,更常摄入蔬菜、水果、发酵乳饮品及新鲜凝乳制品。值得注意的是,两组营养知识客观评估均不足,但大多数患者对自身营养知识的主观评价却较高,提示存在认知与实际能力之间的不一致。研究因此指出,在肿瘤标准照护中整合营养教育、身体活动促进及睡眠卫生管理,尤其面向超重和肥胖患者,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研究采用连续入组方式,于2023年4月至10月在单中心住院乳腺癌患者队列中开展调查。体格和体成分指标通过认证医疗级体重身高测量设备及生物电阻抗分析法(bioimpedance analysis,BIA)完成,计算BMI并据此分组。膳食习惯采用经验证的KomPAN问卷评估,生成促健康饮食指数(pHDI-10)与不健康饮食指数(nHDI-14),并通过C部分评价营养知识。健康行为采用Juczyński健康行为量表(HBI)测量,包括正确饮食习惯、预防行为、健康实践和积极心理态度四个维度。统计分析使用Statistica 13.3,根据变量类型分别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极大似然卡方检验、Student t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
在研究结果部分,首先是“Socio?demographic differences and BMI”。研究显示,两组在居住地、家庭人数和总体经济状况方面差异不显著,但在就业状况和教育水平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正常BMI组中稳定就业者比例更高,高等教育比例也明显更高;而BMI高于正常范围组中退休或领取残疾补助者更多,中等或职业教育占比更高。论文指出,这些社会经济因素本身也可能影响饮食选择和健康行为,因此应将其视为结果解释中的重要背景变量。
其次是“Sleep, stress, and lifestyle as risk factors”。在生活方式方面,两组酒精摄入频率整体相近,且多为每月1–3次,但BMI较高组更常选择啤酒和混合酒饮。吸烟行为差异更为突出:BMI较高组既往吸烟比例和当前吸烟比例均更高。睡眠方面,多数受试者工作日睡眠为7–8小时,但正常BMI组比例更高;BMI较高组中睡眠≤6小时者更多,提示其睡眠结构更不理想。体力活动方面,工作中的活动水平组间差异不明显,而闲暇时间中,正常BMI组更常报告中等及较高水平活动,BMI较高组则更常处于低活动状态。相关结果说明,BMI升高不仅对应不利体成分特征,也与更差的睡眠和运动行为并存。
第三部分为“Dietary behaviors, diet quality, and nutrition knowledge”。在进餐习惯上,两组最常见的模式均为每日4餐,但BMI较高组更常出现不定时进餐,正常BMI组更常报告“至少部分餐次规律”。加餐方面,两组都普遍存在每日1次或多次加餐,且水果是最常见加餐类型,但正常BMI组选择水果和坚果、种子、籽仁作为零食的比例更高。饮水方面,两组均以静态饮用水为主,不过BMI较高组气泡水和风味水摄入比例更高。饮食指数分析显示,两组促健康饮食特征总体均处于较低水平,不健康饮食特征也整体偏低,但正常BMI组pHDI-10均值略高。进一步分项分析发现,正常BMI组蔬菜和水果摄入频率显著更高,发酵乳饮品和新鲜凝乳制品摄入也相对更多;不健康饮食成分虽未见显著组间差异,但BMI较高组更常摄入加工肉制品、红肉、含糖饮料,且仅该组报告摄入能量饮料。营养知识方面,KomPAN C部分显示两组大多数患者均为“知识不足”,且BMI较高组比例略高;然而主观自评中,多数患者认为自己营养知识“足够”或“良好”,说明客观知识不足与主观高估并存。
第四部分是“Health behaviors”。HBI结果显示,正常BMI组总体健康行为指数略高,尤其在正确饮食习惯(PEH)和健康实践(HP)维度上更优。BMI较高组在预防行为(PB)和积极心理态度(PMA)维度得分略高,但主要表现为接近统计学趋势而非明确显著差异。论文将这一现象理解为在癌症诊断后,代谢风险较高个体可能出现一定的“健康动员效应”,从而在预防意识和心理调适方面表现得更积极;但这种积极性尚未充分转化为更优的实际饮食和生活方式结构。
在讨论部分,研究进一步将结果置于乳腺癌流行病学与生活方式干预的框架中加以解释。BMI高于正常范围组更高的体脂和内脏脂肪水平,与肥胖促进慢性炎症及代谢紊乱的机制一致。对于研究对象中占相当比例的绝经后年龄段女性而言,脂肪组织内芳香化酶活性增强可促进肾上腺来源雄激素向雌激素转化,而TNF-α、IL-6等促炎细胞因子上调又会进一步增强这一过程。内脏脂肪还与雌激素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升高相关,从而可能增加肿瘤发生和不良结局风险。论文同时强调,两组在教育和就业上的差异可能构成残余混杂,因此相关饮食差异应谨慎解释。作者还指出,该研究为探索性分析,样本来自单中心,依赖诊断前行为的回顾性自报,且未进行多变量模型校正,也未进行多重比较校正,因此因果推断和外推性均有限。
研究结论可译述为:该研究结果表明,BMI状态可显著区分乳腺癌女性患者的生活方式、膳食习惯和健康行为。BMI高于正常范围的女性表现出较不利的代谢与行为特征,包括更高的体脂百分比、更高的内脏脂肪、更短的睡眠时长、更高的烟草使用率、更低的闲暇时间身体活动水平以及更不规律的进餐模式。正常BMI女性的饮食质量更高,其蔬菜、水果和发酵乳制品摄入更频繁;而BMI高于正常范围的女性则更常选择加工食品、红肉和含糖饮料。尽管多数受试者将自身营养知识评定为足够或良好,但两组客观营养知识水平均不足。结合组间存在的社会经济学差异,研究进一步强调,应将有针对性的营养与行为干预纳入标准肿瘤学照护,特别是针对超重女性,干预内容应涵盖膳食教育、身体活动促进和睡眠卫生管理。与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和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建议一致,此类干预可能降低复发风险、改善预后并提高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