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Oncology》:Effects of digital health interventions on anxiety, depression, and quality of life in colorectal cancer patients: a meta-analysis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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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患者普遍存在以焦虑和抑郁为主的显著心理症状,严重损害其生活质量。数字健康干预已成为应对该类问题的新兴补充方案。本研究通过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meta分析,旨在明确数字健康干预对CRC患者焦虑、抑郁及生
背景: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 CRC)患者普遍存在以焦虑和抑郁为主的显著心理症状,严重损害其生活质量。数字健康干预已成为应对该类问题的新兴补充方案。本研究通过对随机对照试验进行meta分析,旨在明确数字健康干预对CRC患者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方法:研究检索了10个数据库(PubMed、Web of Science、Scopus、Embase、Cochrane Library、CINAHL、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自建库至2026年2月28日的文献,纳入评估数字健康干预对CRC患者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采用Cochrane偏倚风险工具2.0(Risk of Bias 2.0, ROB 2.0)评价方法学质量,采用推荐分级的评估、制定与评价(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GRADE)框架对各结局指标的证据确定性进行分级,所有定量合成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结果:共纳入15项随机对照试验,包含2018例CRC患者。合并分析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数字健康干预可能降低焦虑(标准化均数差[SMD] = -0.90,95%置信区间[CI]: -1.59 ~ -0.22,I2 = 93%,低确定性证据)和抑郁(SMD = -0.93,95% CI: -1.64 ~ -0.21,I2 = 94%,低确定性证据),并改善生活质量(SMD = 0.78,95% CI: 0.19 ~ 1.36,I2 = 96%,低确定性证据)。
结论:本研究发现数字健康干预有望减轻CRC患者的焦虑与抑郁,并提升其生活质量。鉴于存在高度异质性和低证据确定性的局限性,仍需开展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以获得更具确定性的结论。
1 引言
结直肠癌是全球重大公共卫生挑战,作为第三大常见恶性肿瘤和第二大癌症死亡原因,2020年全球新发病例约190万例,死亡病例约93万例,预计疾病负担在未来二十年将进一步加重。尽管筛查技术的普及和治疗手段的进步显著提高了患者生存率,但癌症诊断及手术、化疗、放疗等有创治疗给CRC患者带来了巨大的生理和心理压力。CRC患者不仅要承受躯体症状痛苦,还普遍面临严重的心理挑战,焦虑与抑郁是其最常见的心理障碍,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该人群焦虑患病率高达57%,抑郁患病率达47.2%,二者会显著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导致治疗依从性下降和不良临床健康结局。因此,有效管理CRC患者的不良心理症状、改善其生活质量已成为当代肿瘤支持护理的核心优先事项。
传统心理支持如面对面咨询、认知行为疗法虽被证实可缓解癌症患者焦虑抑郁,但对CRC患者而言可及性有限,原因包括心理服务分布不均、预约等待时间长、术后虚弱或行动不便导致规律就诊困难,以及永久性造口患者因身体形象改变、造口渗漏相关的病耻感回避面对面互动等。这些障碍阻碍了传统心理支持在该人群中的传递。近年来,数字健康干预的应用快速增长,大量随机对照试验在不同癌症人群中验证了其有效性。此类干预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网络项目、远程会诊、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等突破时空限制,为患者提供心理照护、运动促进、营养教育、用药依从性及症状自我管理等多方面便捷、个性化且成本效益高的支持。依据技术接受模型和自我效能理论,数字工具可通过提供可及、个性化、实时的支持,增强患者的感知自我效能,降低照护障碍,已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为提升医疗可及性的重要工具,有望克服上述传统支持的局限。
现有针对CRC患者的数字健康干预随机对照试验结论尚不一致,部分研究显示其可显著缓解焦虑抑郁并改善生活质量,另一部分研究则指出其效果有限或不具备临床意义,异质性可能源于干预内容、时长、对照组设计及结局测量工具的差异。尽管数字健康干预被视为传统照护模式的重要补充,但目前仍缺乏针对CRC人群的系统性循证研究,为填补这一知识空白,本研究开展随机对照试验meta分析,明确数字健康干预对CRC患者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2 材料与方法
本meta分析遵循《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报告条目》(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PRISMA)指南,研究方案已在PROSPERO平台注册(注册号:CRD420261333102)。
2.1 检索策略
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6年2月28日,限定语言为英文和中文,检索数据库包括PubMed、Web of Science、Scopus、Embase、Cochrane Library、CINAHL、中国知网、维普网、万方数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检索策略围绕结直肠癌、数字健康干预、随机对照试验三个概念模块构建,各模块内术语用OR连接,模块间用AND连接,结合布尔运算符组合检索词,同时适配各数据库的受控词汇(如PubMed的MeSH、Embase的Emtree)和标题/摘要自由词,并采用经验证的随机对照试验过滤器识别相关研究。检索词涵盖结直肠癌相关术语、数字健康相关术语及随机对照试验变体表述,为确保可重复性,已提供PubMed完整检索式。此外,研究人员手动筛选纳入研究的参考文献列表以补充潜在合格文献,必要时联系研究作者获取信息,受时间与资源限制未检索灰色文献。完整检索策略详见补充表1。
2.2 研究筛选与数据提取
研究严格依据PICOS标准进行筛选,纳入标准为:研究对象为成年(≥18岁)CRC患者;干预措施为网站、应用程序、社交媒体、电话或其他数字工具类数字健康技术;对照组为常规护理、候补名单或传统健康教育;至少报告焦虑、抑郁、生活质量中的一项结局指标;研究设计为随机对照试验。排除标准为:重复发表文献;会议摘要、研究方案、病例报告、综述类文献;无法提取足够meta分析所需数据;非英/中文发表文献。
数据提取由两名研究者独立使用标准化表格完成,该表格经预测试(随机抽取5项纳入研究试提取)并根据团队讨论优化,提取过程中若出现分歧,通过咨询第三位研究者达成共识。提取内容包括第一作者、发表年份、国家、样本量、平均年龄、治疗阶段、试验组干预简介(内容、频率、时长)、对照组设置及结局测量工具。由于多数研究缺乏随访数据,优先提取干预后数值,仅报告基线变化值的研究则提取该指标。针对多臂研究,选择最符合研究主要目标的数字健康干预组及同期对照组。纳入研究无缺失标准差情况,无需进行插补处理。
2.3 偏倚风险与证据确定性评价
偏倚风险与证据确定性评价均由两名研究者独立完成,分歧通过咨询第三位研究者解决。采用Cochrane偏倚风险工具2.0(ROB 2.0)评价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从随机化过程、偏离既定干预、结局数据缺失、结局测量、结果报告选择5个领域进行评估,最终判定为“低风险”“有些担忧”“高风险”。采用GRADE框架评价数字健康干预对CRC患者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影响的证据确定性,从偏倚风险、不一致性、间接性、不精确性、发表偏倚5个领域进行评级,证据等级分为“高”“中等”“低”“极低”。
2.4 数据分析
采用Hedges' g计算标准化均数差(Standardized Mean Difference, SMD)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Hedges' g可对小样本偏倚进行校正,适用于部分研究样本量有限的情况。采用Cochran's Q检验和I2统计量量化研究间异质性,I2≥50%提示存在高度异质性,因此采用DerSimonian-Laird方法的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总体效应量,同时计算95%预测区间(Prediction Interval, PI)以预估未来单个研究的真实效应量范围。亚组分析用于探索异质性的潜在来源,预设治疗阶段、干预时长两项亚组分析,额外开展干预形式、结局测量工具、偏倚风险亚组分析作为探索性分析。采用留一法敏感性分析检验meta分析结果的稳健性。针对包含至少10项研究的结果指标,采用漏斗图和Egger's检验评估发表偏倚;少于10项研究的结果指标因检验效能不足,不进行正式发表偏倚检验。所有统计分析均采用Stata 17.0软件完成。
3 结果
3.1 研究筛选结果与特征
数据库初检共获得3646条记录,去重后对912篇文章进行标题和摘要筛选,其中66篇符合初步纳入标准并进行全文审阅,最终15项研究符合全部纳入标准进入meta分析,研究筛选流程详见图1。15项研究发表于2014年至2025年,总样本量为2018例CRC患者,开展国家包括中国(6项)、美国(2项)、澳大利亚(2项)、韩国(1项)、荷兰(1项)、加拿大(1项)、西班牙(1项)、德国(1项),单项研究样本量为31~756例,多数参与者处于积极治疗阶段。数字健康干预的载体包括电话、应用程序、社交媒体、网站、可穿戴设备、虚拟现实等,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详见表1。
3.2 偏倚风险评估结果
纳入研究的偏倚风险汇总情况详见图2,15项研究中6项被评定为高偏倚风险,5项存在一些担忧,4项为低偏倚风险。各领域评估结果显示,随机化过程的判定结果差异最大,6项为低风险,6项为一些担忧,3项为高风险;偏离既定干预和结局数据缺失两个领域在所有研究中均为低风险;结局测量领域9项为低风险、6项为高风险;结果报告选择领域10项为低风险,5项为一些担忧。
3.3 meta分析结果
3.3.1 数字健康干预对焦虑的影响
7项试验提供了CRC患者焦虑相关数据,合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数字健康干预可显著降低CRC患者焦虑水平(SMD = -0.90,95% CI: -1.59 ~ -0.22;I2 = 93%),95%预测区间为-3.36~1.56。森林图显示,多数研究中干预效应倾向于数字健康组,但置信区间较宽,异质性较高,详见图3A。
3.3.2 数字健康干预对抑郁的影响
7项研究共568例参与者比较了数字健康干预组与对照组的抑郁水平,meta分析显示,数字健康干预对CRC患者抑郁有显著影响(SMD = -0.93,95% CI: -1.64 ~ -0.21;I2 = 94%),95%预测区间为-3.51~1.66。森林图显示,绝大多数纳入研究中数字健康干预对抑郁的获益方向一致,但总体效应估计不精确,异质性较高,详见图3B。
3.3.3 数字健康干预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11项研究共1690例参与者比较了两组生活质量,合并结果显示,接受数字健康干预的CRC患者生活质量显著高于对照组(SMD = 0.78,95% CI: 0.19 ~ 1.36,I2 = 96%),95%预测区间为-1.48~3.03。森林图显示多数研究支持干预组,合并效应量为正值,但高异质性提示研究间存在较大变异,详见图3C。
3.4 亚组分析结果
3.4.1 焦虑亚组分析
焦虑亚组分析显示,有人工支持的数字工具可带来显著的大幅焦虑降低(SMD = -1.33,95% CI: -1.99 ~ -0.67),而自我引导工具无显著获益(SMD = 0.15,95% CI: -0.15 ~ 0.45),亚组差异显著(P<0.001)。治疗阶段、干预时长、结局测量工具、偏倚风险亚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详细亚组结果(含效应量、置信区间、亚组差异检验值)见表2及补充图1。
3.4.2 抑郁亚组分析
抑郁亚组分析显示,干预形式和结局测量工具是显著的效应修饰因子(P<0.001)。有人工支持的数字工具对抑郁有大幅效应(SMD = -1.35,95% CI: -2.11 ~ -0.59),自我引导工具则无获益(SMD = 0.12,95% CI: -0.18 ~ 0.41)。采用医院焦虑抑郁量表-抑郁分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Depression, HADS-D)作为测量工具时,数字健康干预对抑郁无显著影响(SMD = -0.15,95% CI: -0.48 ~ 0.18);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时则显示出极大效应(SMD = -1.96,95% CI: -2.27 ~ -1.65)。其余亚组(治疗阶段、干预时长、偏倚风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详见表3及补充图2。
3.4.3 生活质量亚组分析
生活质量的所有亚组因素(治疗阶段、干预时长、干预形式、结局测量工具、偏倚风险)均显著修饰数字健康干预的效应(均P<0.001)。幸存者群体中,数字健康干预对生活质量的效应量大(SMD = 1.10,95% CI: 0.29 ~ 1.92),而积极治疗期患者效应无统计学意义(SMD = 0.34,95% CI: -0.03 ~ 0.71)。干预时长超过6周时效应显著(SMD = 0.96,95% CI: 0.14 ~ 1.78),≤6周时无显著效应(SMD = 0.44,95% CI: -0.06 ~ 0.94)。有人工支持的数字工具效应量(SMD = 0.82,95% CI: 0.04 ~ 1.59)显著大于自我引导工具(SMD = 0.62,95% CI: 0.18 ~ 1.06)。采用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生命质量测定核心30量表(European Organisation for Research and Treatment of Cancer Quality of Life Questionnaire Core 30, EORTC-QLQ-C30)时效应显著且量大(SMD = 1.06,95% CI: 0.26 ~ 1.86),而采用结直肠癌功能评估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Colorectal, FACT-C)及其他量表时效应无统计学意义。偏倚风险方面,高风险(SMD = 0.88,95% CI: 0.04 ~ 1.73)和一些担忧(SMD = 0.72,95% CI: 0.37 ~ 1.08)的研究显示显著效应,低风险研究则无显著效应(SMD = 0.67,95% CI: -0.32 ~ 1.65),详见表4及补充图3。
3.5 敏感性分析与发表偏倚
留一法敏感性分析证实焦虑、抑郁、生活质量的合并结果均稳健:剔除任意单项研究后,焦虑效应量(SMD:-1.10~-0.64)、抑郁效应量(SMD:-1.12~-0.72)、生活质量效应量(SMD:0.62~0.86)均保持统计学意义,且各轮次I2值未出现大幅下降,提示高度异质性并非由单一研究导致。生活质量的漏斗图和Egger's检验均未检测到显著发表偏倚。
3.6 证据确定性
依据GRADE框架,数字健康干预降低CRC患者焦虑、抑郁及改善生活质量的证据确定性均为低。降级原因主要为偏倚风险严重(多数纳入研究被评为中高偏倚风险)和不一致性严重(三项结局指标的研究间异质性均极高,I2>50%)。因此,尽管统计学结果显著,研究人员对效应估计值的信心仍然有限,详细评级及依据见补充表5。
4 讨论
本meta分析纳入15项随机对照试验、共2018例参与者,探讨了数字健康干预对CRC患者焦虑、抑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合并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数字健康干预可能对减轻该人群焦虑抑郁、提升生活质量存在潜在获益。但观察到的较大效应量需谨慎解读,其可能因小研究效应(部分纳入试验样本量有限)和方法学偏倚(如高风险研究的分配隐藏不足、盲法缺失)而被高估。此外,极高的异质性是削弱合并估计可靠性的关键问题,这种不一致性可能源于治疗阶段、干预时长、干预形式、结局测量工具、偏倚风险等多因素差异,亚组分析未能完全解释观测到的变异,部分原因是各亚组内研究数量有限。因此,研究结果应被视为初步且试探性的,整体证据确定性较低,高度不一致性也限制了结果向更广泛CRC人群的推广,仍需进一步开展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以获得更稳健的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健康干预可能与CRC患者焦虑抑郁降低相关,但鉴于高异质性和低证据确定性,不应过度解读为疗效的确凿证明。数字健康干预缓解CRC患者焦虑抑郁的机制可能涉及多条心理路径:首先,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同伴支持提供替代性经验,以及医护人员的动机反馈,可降低心理困扰;其次,数字平台嵌入的电子症状管理工具帮助患者重新评估癌症威胁的严重性,并提供实用应对策略;最后,数字健康干预通过可视化进展满足患者的自主需求、构建胜任感,并通过在线社区满足关联感,这些心理需求的满足是改善心理健康的关键前提。尽管结果令人鼓舞,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如何基于患者个体特征优化数字健康干预,以实现更个性化的心理支持。值得注意的是,亚组分析显示有人工支持的数字健康干预与CRC患者焦虑抑郁的潜在降低相关,而自我引导数字工具无显著效应。这种差异可能源于有人工支持的干预通过定期的教练或临床医生互动提供个性化反馈、情感鼓励和问责机制,这对满足癌症患者复杂的心理需求至关重要;而自我引导工具虽可扩展性更强,但往往缺乏实时适应性和共情支持,可能限制其对情绪相关结局的有效性。此外,采用SDS作为结局测量工具时,数字健康干预显示出显著的抑郁降低效应,而采用HADS-D时无显著效应,这可能与两个量表的条目构成差异有关:SDS更侧重睡眠紊乱、疲劳、食欲丧失等躯体症状,而数字健康干预(如症状监测、运动促进)对这些症状的调节更直接;HADS-D则专门剔除了躯体条目以避免与躯体疾病混淆,聚焦于快感缺失和认知情感症状,而后一类症状可能对本meta分析纳入的数字干预类型反应较弱。
本研究表明数字健康干预可能与CRC患者生活质量改善相关。依据已有换算算法,SMD 0.78对应EORTC-QLQ-C30约8~10分的均值差异,而CRC患者的最小临床重要差值(Minimal Important Difference, MID)报道范围为5~10分,因此观测到的效应超过了MID下限,提示该改善可能具有临床意义。但高异质性和低证据确定性使该效应的解读较为复杂。全部五项亚组因素均显著修饰生活质量的效应:与对应类别相比,幸存者、更长干预时长、有人工支持的工具、EORTC-QLQ-C30作为测量工具、高风险研究均显示出更大或显著的效应。尽管亚组差异显著,多数亚组内仍存在大量残余异质性,提示年龄、合并症、依从性、文化背景、干预强度等未测量因素也会导致不一致性。综上,生活质量的效应高度依赖情境,需谨慎解读。值得注意的是,仅高风险研究显示显著效应,提示方法学偏倚可能夸大了观测到的效应量,因此现有证据仅为假设生成性质,而非确证性结论。生活质量改善的潜在机制包括实时症状监测、用药依从性支持和社交联结:数字健康工具帮助患者在实时监测疼痛、疲劳、恶心等常见症状,提供即时反馈并在检测到异常数据时触发医护人员警报,从而在症状恶化前实现及时的药物或护理干预,减轻生理痛苦;此外,数字健康干预通过用药提醒、预约通知支持患者遵守计划治疗和随访,优化治疗效果并间接改善长期生活质量;最后,参与在线社区或患者群组让CRC患者能与有相似经历的人群连接,提供情绪表达和相互学习的平台,这种社会支持可缓冲癌症相关的心理社会困扰,正向影响生活质量的心理和社会维度。因此,将数字健康干预整合到CRC管理中可能是提升生活质量的成本效益方案,但鉴于上述潜在临床意义、高异质性和低证据确定性,未来研究应采用经过验证的锚定法,确认数字健康干预在该人群中的最小临床重要差值。
除统计结果外,现实场景中还有多个实践因素影响数字健康干预的有效性:第一,低依从性会降低获益,而界面复杂、技术故障等可用性问题会阻碍参与,在老年或数字技术素养较低的患者中尤为明显;第二,数字素养是前提,受教育程度较低或智能手机可及性有限可能扩大健康差距,设备成本、网络连接、技术支持缺乏等可及性障碍会影响公平实施;第三,跨文化差异同样重要,对技术的态度和心理疾病病耻感的差异会影响接受度,但多数研究在高收入国家开展,对其他地区的适用性不明确;第四,目前尚未正式评估成本效益,但存在潜在的资源节约空间,仍需开展正式经济学分析。
5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第一,仅纳入英、中文发表的研究可能引入语言偏倚,未检索灰色文献也可能增加发表偏倚风险,二者均限制了研究结果的外部真实性。第二,焦虑和抑郁结局的纳入研究数量有限,无法稳健评估发表偏倚;生活质量结局的研究数量虽勉强达到推荐阈值,但Egger's检验效能仍然不足,因此所有结局的“无发表偏倚证据”需谨慎解读,不能排除残余偏倚的可能性。第三,亚组分析未能完全解释显著异质性,这可能归因于亚组内研究数量少、调节变量报告不一致,且未进行meta回归进一步分析异质性来源,也是本研究的局限之一。第四,依据GRADE方法,证据确定性被评为低,说明研究结果仅为假设生成性质,而非确证性结论。第五,纳入研究普遍缺乏随访数据,无法评估长期获益。
6 结论
综上,本meta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健康干预可能为降低CRC患者焦虑和抑郁、改善生活质量提供潜在获益,效应量为中到大型。但由于研究间存在高度异质性且证据确定性较低,这些效应需谨慎解读。从临床角度看,数字健康干预可考虑作为CRC患者的补充干预方案,尤其适用于难以获得面对面支持的人群。未来亟需开展高质量、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采用标准化结局测量工具和更长随访周期,以确认上述潜在获益,识别最可能获益的患者亚群,并为制定循证指南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