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如何促成欧洲的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投票?一项范围综述

《Health Economics, Policy and Law》:How do income and health inequalities contribute to populist radical right voting in Europe? A scoping review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03日 来源:Health Economics, Policy and Law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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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在民粹主义激进右翼(Populist Radical Right, PRR)投票中的作用(如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尚未得到一致研究。因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旨在考察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是否以及

  
摘要 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在民粹主义激进右翼(Populist Radical Right, PRR)投票中的作用(如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尚未得到一致研究。因此,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旨在考察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是否以及为何与欧洲的PRR投票相关。研究人员系统检索了Web of Science、Scopus和ScienceDirect中2015年至2024年间的出版物。最终纳入11项研究。数据被提取并进行定性分析。研究人员识别出7项研究支持收入不平等与PRR投票之间的关联,而2项研究未发现这一关系的证据。尽管没有研究考察健康不平等的作用,但研究人员发现2项研究提示福利政策(welfare policies)和生活不满(life dissatisfaction)可能发挥作用。总体结果提供了对收入不平等如何与PRR投票相关的更全面理解,强调了经济、社会或文化损失的感知风险。研究人员的发现将社会等级理论(theories on social hierarchies)与PRR投票理论联系起来。虽然社会等级可能导致与焦虑和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但还需要更多研究来分析已有的健康不平等是否以及如何促进社会等级、制度不信任(institutional distrust)和PRR投票的上升。
近年来,欧洲民粹主义激进右翼(Populist Radical Right,PRR)政党的选举支持率显著上升,对公共政策(特别是健康和福利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例如,PRR政党优先强调移民和国家安全,主张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政策,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目前研究已提出多种解释PRR崛起的理论,如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和宗教世俗化等,但不同形式的不平等(尤其是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在PRR投票中的作用尚未得到一致检验。现有文献对收入不平等与PRR投票的关系存在矛盾性发现,而健康不平等的影响几乎未被探索。因此,研究人员开展这项范围综述,旨在系统整合已有证据,回答两个问题:(1)收入不平等和健康不平等是否与欧洲PRR投票相关;(2)如果相关,其机制是什么。该研究发表在《Health Economics, Policy and Law》。

研究人员采用范围综述方法,依据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指南,系统检索了Web of Science、Scopus和ScienceDirect三个数据库,时间范围限定为2015年至2024年。经过标题、摘要和全文三阶段筛选,最终纳入11篇研究。从这些研究中提取了作者、年份、研究目标、设计、方法、人群及关键发现等信息,并进行定性分类分析。主要关键方法包括:系统检索策略的迭代开发(使用布尔运算符和通配符)、基于明确标准(如语言、出版年份、同行评审、主题相关性)的文献筛选、数据图表化(charting)以及对提取数据的描述性映射和主题分类。这些研究主要来自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期刊,多数采用定量方法,依赖欧洲社会调查(ESS)、国际社会调查项目(ISSP)和标准化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WIID)等大型数据集;其中1项为文献综述,2项为理论建模。研究未涉及具体实验室操作,也无需注明样本队列来源。

研究结果部分如下:

**Descriptive analysis**(描述性分析):入选论文发表于2015-2024年,除Han(2016)外均使用2016年后的数据。研究方法以定量为主,多数利用大型二手数据集(ESS、ISSP、SWIID)。研究设计包括横截面分析、纵向分析和理论建模。

**Qualitative analysis**(定性分析):总体来看,现有文献支持收入不平等影响PRR投票,但路径多样。未发现直接考察健康不平等与PRR投票关系的研究。然而,两项关于福利政策和生活满意的研究提示了相关间接机制。

**Income inequality and PRR: evidence of a complex pathway**(收入不平等与PRR:复杂路径的证据):9项研究聚焦收入不平等与PRR投票,其中7项支持关联,2项未发现证据。支持证据显示的路径包括:社会地位损失(social status loss)——Engler和Weisstanner(2021)发现低收入群体因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而投票PRR,中高收入群体则因害怕地位下降而转向PRR;经济不安全感(economic insecurity)——Abou-Chadi和Kurer(2021)指出失业风险不仅影响个体,还通过家庭和社交网络扩展;Ivanov(2023)发现经济不安全人群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不安全感本身,而非制度信任,而经济稳定人群的投票则受制度信任影响更大;社会碎片化(social fragmentation)——Snower和Bosworth(2021)和Gradstein(2024)分别从价值观分化和政治权力不平等角度解释,低地位群体因感觉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而支持PRR;文化反弹(cultural backlash)——Ausserladscheider(2019)的文献综述将经济不安全与文化反弹结合,认为二者共同创造PRR选民基础。两项未发现证据的研究(Gomez et al.,2024;Stoetzer et al.,2023)指出研究设计差异可能解释矛盾,且控制变量(如年龄、教育、性别)的影响因国家而异。

**Well-being and welfare policies**(福祉与福利政策):Vlandas和Halikiopoulou(2022)发现福利政策(包括针对失业者、低薪工人、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保障)可降低脆弱群体投票PRR的可能性,表明福利国家紧缩可能助长PRR兴起。Silva(2024)发现生活不满(life dissatisfaction)与PRR支持相关,但健康和幸福感未显示出独立效应,且该关系受经济、文化、政治信任等因素中介。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研究结果支持社会等级理论:收入不平等通过感知风险(如社会地位威胁、相对剥夺)驱动PRR投票,这些风险引发焦虑和压力,进而影响政治偏好。健康不平等理论上可能加剧社会等级压力,但现有研究缺乏直接证据。论文还结合制度信任理论,提出经济焦虑与健康焦虑可能相互强化,并通过生活满意作为中介变量影响PRR投票。福利政策可通过满足需求、重建信任来减少PRR支持。方法论方面,研究人员承认仅纳入考察不平等的研究可能遗漏了部分健康与PRR投票的关联,且严格的时间限制(2015年后)导致文献数量有限。

**结论**(Conclusion):本综述提供了对欧洲收入不平等与PRR投票之间复杂路径的更全面理解。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确实促进PRR投票。根据纳入的论文,收入不平等影响PRR投票的路径包括感知不平等(而非客观不平等)指标,如中高收入群体的社会地位损失、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经济不安全感、制度不信任、社会碎片化和文化反弹。这些发现将社会等级理论(个体感知到被落下或相对剥夺的风险)与PRR投票理论联系起来。这些潜在的边缘化和剥夺风险感知引起焦虑和压力,并可能驱使部分人投票支持PRR政党。虽然社会等级可能导致与焦虑和压力相关的健康问题,但还需要更多研究来分析已有的健康不平等是否以及如何加剧社会等级、制度不信任和PRR投票的上升。有迹象表明,通过福利再分配提升政府绩效以减少收入和健康问题的公共政策,可能增加公众信任并减少对PRR政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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