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A study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fertility levels in Northeast China
编辑推荐: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social embedding theory)和代际传递理论(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theory),本研究聚焦东北地区,利用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了考察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二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social embedding theory)和代际传递理论(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theory),本研究聚焦东北地区,利用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构建了考察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二维分析框架,探索了生育水平从父母到子女的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生育水平呈现显著的负向代际传递。父母对生育的态度和行为通过家庭社会化影响成年子女的生育决策: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实际子女数量越低。这种传递效应在不同群体中呈现显著异质性,在健康状况最差和没有养老保险的群体中最为强烈。
**研究背景与问题**
东北地区历史上受儒家文化和农耕传统影响,形成“多子多福”的生育模式。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该地区凭借国有经济集中优势成为政策执行典范,迅速从传统生育规范转向“少生优育”理念,导致生育率急剧下降,长期位列全国最低水平。当前,东北地区面临低生育率与人口外流交织的困境,对区域人口结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现有研究多关注经济发展、政策、教育、收入等外部因素对生育的影响,但忽视了代际传递——即原生家庭生育模式对子代生育决策的内在作用。尤其在生育政策逐步放松的背景下,低生育偏好是否通过代际传递持续抑制生育水平,成为亟待解答的问题。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利用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筛选东北地区育龄人口(女性15–49岁、男性15–60岁)样本,经数据清理后获得1695个有效观测。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两个维度构建分析框架,以原生家庭兄弟姐妹数量作为父母代生育水平的核心指标,采用广义泊松回归模型(generalized Poisson regression)检验代际传递效应及其异质性。研究发现:东北地区生育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向代际传递——原生家庭兄弟姐妹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实际子女数量越低。该效应在健康状况最差和无养老保险的群体中尤为突出。上述发现揭示了低生育率的内生性机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催生的独生子女家庭结构通过家庭社会化固化了低生育偏好,可能阻碍未来生育率回升。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数据来源为202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覆盖中国大陆25个省份。研究聚焦东北地区样本,经清洗后纳入1695个育龄个体。核心方法为广义泊松回归模型,因因变量(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呈现欠离散特征(方差<均值),该模型通过引入离散参数δ(δ<0)放宽方差等于均值的假设。异质性分析通过构建交互项(Sib×Health、Sib×Pension)实现;稳健性检验采用准泊松回归、重新定义核心变量(包括受访者自身兄弟姐妹总数)、剔除教育控制变量等策略。
**研究结果**
**6.1 描述性统计分析**
样本平均生育意愿为1.478,平均生育行为为1.026,均远低于更替水平,证实东北低生育现实。平均兄弟姐妹数为0.868,反映独生子女和二孩家庭为主。控制变量中,城镇户口占61.2%,非农业职业占74.2%,健康自评均值3.347,社会地位自评均值2.750,分布均衡。
**6.2 兄弟姐妹数对生育意愿的影响**
广义泊松回归模型1(不含控制变量)和模型2(含控制变量)均显示,兄弟姐妹数对生育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p<0.01)。机制可能源于资源竞争感知(多子女家庭加剧对父母时间、关注和物质资源的争夺)和生育规范传递(父母因育儿压力传递谨慎生育态度)。控制变量中,女性生育意愿显著高于男性;非农业职业者意愿低于农业职业者;健康越好、家庭收入越高,意愿越强;社会地位越高,意愿略低;教育、户口、养老保险影响不显著,体现东北城乡趋同特征。
**6.3 兄弟姐妹数对生育行为的影响**
模型3和模型4显示,兄弟姐妹数对生育行为同样呈显著负向影响(p<0.01),但系数略小于意愿模型,反映意愿-行为差距。教育水平和非农业职业显著负向影响生育行为,体现“少生优育”策略;性别、户口、健康、养老保险、家庭收入和社会地位对行为无显著影响,表明经济优势或健康并未直接转化为行为,受时间投入、职业中断风险、育儿服务可及性等非经济因素制约。
**6.4 稳健性检验**
采用准泊松回归、将核心变量重新定义为原生家庭总子女数(含受访者自身)、剔除教育控制变量后,兄弟姐妹数的负向效应依然显著,方向与量级稳定,支持基准结论的可靠性。
**6.5 异质性分析**
**健康状况异质性**:交互项分析显示,健康最差组(Health=1)的负向传递效应最强;随健康改善(Health=2至5),效应逐渐减弱。机制包括:健康差者家庭资源竞争更强,生理生育能力受限,生活不确定性增加,强化低生育偏好。
**养老保险覆盖异质性**:无养老保险群体(Sib×Pension0)呈现显著负向传递;有养老保险群体(Sib×Pension1)负向效应减弱但未消失(生育行为仍显著)。机制源于养老保险替代传统“养儿防老”功能,削弱家庭规模对意愿的影响,但育儿成本、工作-家庭冲突仍抑制行为。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融入结果各节)指出,负向代际传递在东北地区尤为突出,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国有经济集中的社会结构有关。健康与养老保险通过资源竞争、生理基础、社会替代等路径调节传递强度。结论(7.1节)翻译如下:基于本研究结果,可得出两个主要结论。第一,东北地区家庭生育水平表现出代际传递特征,即父母的生育行为显著影响子代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原生家庭兄弟姐妹越少,子代生育意愿越高。这种低生育偏好的代际传递是东北低生育率的根源之一。第二,代际传递强度因个体异质性而不同。健康状况最差的个体负向传递最强;无养老保险者比有保险者表现出更强的负向效应。然而,养老保险系统仅削弱而非消除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