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Global Women's Health》:Exploring factors influencing maternal willingness to donate breast milk: a descriptive qualit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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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母乳捐献是改善新生儿营养安全的一项关键干预措施,尤其对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等高风险婴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中国母乳捐献体系尚不完善,母亲捐献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显著鸿沟。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母亲母乳捐献意向的影响因素。
方法:在中国重庆市一家三级医
摘要目的:母乳捐献是改善新生儿营养安全的一项关键干预措施,尤其对早产儿、低出生体重儿等高风险婴儿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中国母乳捐献体系尚不完善,母亲捐献意愿与实际行为之间存在显著鸿沟。本研究旨在探讨中国母亲母乳捐献意向的影响因素。
方法:在中国重庆市一家三级医院中,15名女性表达了促进与阻碍母乳捐献的因素。研究人员采用现象学(phenomenological)方法,借助 Nvivo 软件对访谈结果进行个体化分析,强调每位参与者经历的深度。
结果:关于影响母亲母乳捐献意愿的因素,共形成4个主要主题。主题1为“母亲自身认知因素”;主题2为“社会支持与环境因素”;主题3为“信息获取与传播因素”;主题4为“捐献流程因素”。
结论:影响中国母亲捐献母乳意愿的因素不仅涉及个人认知,还包含家庭社会与文化情境的深层嵌入性影响,其中捐献流程是尤为关键的因素。因此,建议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从上述4个维度开展针对性干预,简化母乳捐献流程,并提高母亲对母乳捐献的认知水平,从而提升中国的母乳捐献率。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Global Women's Health》,是一项围绕中国大陆母亲母乳捐献意愿展开的描述性质性研究,核心目标是解释“有意愿但少行动”的现实断裂,并从母亲个体经验中提炼影响捐献决策的关键机制。研究背景建立在母乳喂养和供体母乳(donor breastmilk)对新生儿健康的重要价值之上。母乳被视为婴儿生长发育的营养金标准,不仅能够提供理想的营养比例和免疫保护,还能降低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和感染风险。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明确建议,当母亲因疾病、母婴分离或泌乳不足无法进行母乳喂养时,供体母乳应作为首选替代喂养方式。人乳库(Human Milk Bank,HMB)体系通过规范化的采集、筛查、储存与分发,为无法获得母乳喂养的婴儿,尤其是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提供早期营养保障。
尽管国际母乳库体系已较成熟,中国母乳捐献体系的发展仍面临明显挑战。文中指出,既往国内研究显示,虽然相当比例母亲表达过捐献意愿,但实际捐献率极低,提示母乳捐献从意愿到行为的转化过程中存在显著障碍。既有国内研究多为定量横断面调查,主要揭示母亲对母乳捐献与母乳库的知晓率偏低,以及居住地、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年龄、生育史等人口学和产科学变量与认知水平相关,但对于价值观、社会支持、传统文化、风险感知及流程体验等深层因素缺乏充分探讨。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关于母亲母乳捐献意愿的质性实证研究较少,香港地区的既往研究也难以完整代表大陆母亲的生活背景与认知结构。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试图直接从产后女性的主观叙述中,解析影响中国大陆母亲捐献母乳意愿的关键因素及其背后的认知与文化机制。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并非停留于“是否愿意捐”的表层统计,而是通过质性研究揭示中国情境下母乳捐献意愿形成与受阻的多维结构。研究结论表明,影响捐献意愿的因素并非单一存在,而是由个体自我认知、社会支持、信息生态和捐献流程等多重因素动态交互塑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母亲即便对捐献程序了解有限,仍然出于母爱延伸与利他动机表达较高意愿;但真正阻碍行为落实的,往往是家庭态度、信息不足、对安全与成本的担忧以及流程复杂性。这一发现为优化中国母乳库建设、改进捐献促进策略提供了直接经验依据,也为后续量化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研究方法方面,作者采用解释性质性现象学研究设计(interpretive phenomenological design),于2025年6月至8月在中国重庆一家三级医院产科病房通过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纳入15名18岁及以上、主要成长于中国大陆、能以中文交流且无既往母乳捐献经历的产后女性;排除精神障碍就诊者、严重身体疾病或严重妊娠并发症者及不愿分享者。研究人员在伦理批准后进行面对面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时长20–30 min,并借助 NVivoPlus? 逐行编码,依照 Giorgi 现象学方法提炼意义单元、主题与子主题;第12次访谈后达到资料饱和,最终对15份访谈材料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部分围绕4个主题展开,较系统地说明了母亲捐献意愿形成和受限的路径。
3.1 Theme 1: maternal self-awareness
3.1.1 Maternal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breast milk donation
这一部分表明,母亲对母乳捐献的知识与理解程度会影响捐献意愿。访谈显示,多数参与者对母乳捐献仅有初步、模糊的认识,大多只知道“可帮助其他母乳不足的新生儿”,但对采集、储存、运输、检测等具体环节了解不足。也就是说,在知识层面,受访者普遍存在信息缺口。然而研究同时发现,知识不足并不必然导致意愿低下。相反,不少母亲尽管不了解细节,仍将捐献母乳视为母职角色的延伸,把这一行为理解为“爱”的传递以及对下一代的支持。尤其在涉及早产儿等脆弱婴儿时,受访者更容易产生明显的帮助意愿。该结果说明,在中国语境下,母乳捐献意愿的形成并不完全依赖程序性知识,情感认同和母性价值具有重要驱动作用。
3.1.2 Self-body sensations and perceptions
这一小节显示,母亲对自身身体恢复状况以及乳汁数量、质量的主观判断,会直接调节捐献意愿。身体恢复良好、泌乳充足且自认为乳汁质量较好的参与者,更容易形成积极捐献态度,并伴有自豪感与分享意愿。相反,当母亲担心自己泌乳不足、乳汁可能不适合他人婴儿,或担心饮食、睡眠不足等因素影响乳汁质量时,捐献意愿便会下降。研究由此指出,母亲的身体感知不只是生理体验,也是一种与风险判断、自我效能相关的认知结构。也就是说,若母亲认为自身具备“可以安全分享”的身体条件,她更可能从意愿走向行动。
3.1.3 Psychological factors
研究人员在这一部分指出,怜悯心、利他主义以及对自身和婴儿潜在不良影响的担忧,共同构成母亲捐献决策的重要心理维度。部分参与者将多余母乳主动与他人婴儿的营养需求联系起来,认为母乳优于配方奶,因此若自己有余量,愿意帮助其他婴儿。这体现出明显的利他驱动。但与此同时,心理顾虑也相当突出,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是担心捐献后自身婴儿营养不足;二是担心吸乳、储乳等过程造成乳头疼痛或身体不适。该结果提示,积极情感和风险焦虑同时存在于母亲心理系统中,二者的平衡影响最终意愿表达。
3.2 Social support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3.2.1 Family support
研究显示,家庭成员尤其是丈夫、父母等近亲属的态度,会显著影响母亲是否愿意捐献母乳。其中,代际差异尤为突出。部分长辈基于传统观念,认为母乳首先应当完全保留给自家婴儿,将其视作家庭内部资源,因此倾向反对捐献;这成为许多母亲面临的现实阻力。与之相对,家庭观念较开放的参与者则能够获得支持,只要不影响自家婴儿喂养,家人通常认可捐献。该结果说明,中国母乳捐献决策具有明显的家庭嵌入性,不是单纯个体自主选择。
3.2.2 Socio-cultural context
这一小节揭示,教育水平、职业背景及传统文化观念共同塑造了母亲对母乳捐献的理解。具有医疗卫生相关背景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参与者,通常对母乳捐献持更开放和积极的态度,专业知识帮助她们减弱对风险的模糊想象。相反,非医学背景或教育程度相对较低者,更容易将母乳视作高度私密的身体产物,或担心捐献后产生责任归属和安全问题,从而抑制捐献意愿。由此可见,母乳捐献并非单一医疗问题,也受到社会文化规范、身体私密性观念及风险归责意识的深刻影响。
3.2.3 Medical environment and nursing support
研究通过访谈表明,医院环境中的宣传、医护人员的专业解释以及护理支持,对于提升母亲捐献意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接受过护士或哺乳门诊指导的参与者,更容易理解母乳捐献的用途与意义,也更能建立对流程安全性的信任。一些参与者正是在住院或接受护理时首次接触母乳捐献概念,并由此产生潜在意愿。相反,如果住院期间缺乏相关宣传和指导,母亲往往无从了解捐献信息,进而错失形成意愿的机会。该结果强调,医疗机构不仅是捐献执行场所,也是意愿建构的重要制度环境。
3.3 Information access and dissemination factors
3.3.1 Access to information
这一部分显示,信息来源的差异会影响母亲对母乳捐献的信任程度。网络、医院宣传、医护口头介绍及其他母亲的分享,均可能成为信息渠道,但参与者对不同来源的权威性评价存在明显差异。多数受访者对网络信息持保留态度,认为其真实性难以确认;相比之下,由医院或医务人员提供的信息更易被接受。这说明,在母乳捐献议题上,信息的来源可信度本身即构成影响意愿的重要因素,而不仅仅是信息内容多少的问题。
3.3.2 Accuracy and adequacy of information
研究发现,信息是否准确、完整,会直接左右母亲对捐献安全性和规范性的判断。多数参与者对感染筛查、乳汁检测、温控管理和储存规范等技术环节存在疑问,而这些疑问主要源于信息不充分。当母亲无法确认捐献后乳汁如何被保存、转运和使用时,即使她相信自己乳汁安全,也可能担心流程后端出问题,进而不愿参与。只有当她们相信医院具有规范筛查和保障能力时,才会真正建立对系统的信任。该结果表明,信息不仅要可获得,更要充分、准确且可被理解。
3.4 Donation process factors
3.4.1 Complexity of the donation process
研究人员指出,捐献流程的复杂性是影响意愿的关键现实因素。许多参与者担心捐献操作繁琐,会干扰产后生活和照顾婴儿的日常节奏。她们尤其关注居家收集是否合规、储存方式是否达标、是否需要亲自送至医院以及具体步骤是否过于复杂。对于刚经历分娩、尚处恢复期的产妇而言,即便存在利他意愿,若流程过于复杂,意愿也可能难以转化为行为。这一结果凸显出制度设计中的“便利性”对于实际参与的重要性。
3.4.2 Cost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donations
这一小节进一步说明,时间成本、交通成本和精力消耗等附加成本,是母亲权衡捐献的重要依据。产后女性通常承担主要婴儿照护任务,因此时间尤为宝贵。若需要多次往返医院、承担运输或其他费用,母亲会将捐献视为额外负担。研究结果表明,母乳捐献并不是一个纯粹由价值观决定的行为,资源占用与生活压力同样会显著影响决策。换言之,如果缺少结构性便利条件,利他倾向常常难以战胜现实约束。
在讨论部分,作者将上述发现整合为四个层面的分析。首先,研究提出中国母亲母乳捐献决策中存在显著的“知识—情感—行为”悖论,即对流程知识有限却表达较高利他意愿。作者借助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HBM)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解释这一现象:一方面,母亲强烈感知到捐献对脆弱婴儿的益处,并赋予其“母爱延续”的情感价值;另一方面,她们又感受到安全风险、身体负担、育儿压力和行为控制不足等障碍,因此形成“有意愿、难落实”的局面。其次,作者强调社会支持系统在中国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特别是家庭代际结构对决策的深度介入,使母乳捐献不是个人孤立选择,而是家庭共同价值协调的结果。再次,信息生态被视为影响决策的重要中介,医疗机构提供的权威信息更能建立信任,而不充分、不准确的信息会放大对安全和责任问题的担忧。最后,流程优化被认为是最具实践意义的突破口,因为母亲对复杂性、时间与成本的敏感,直接决定了意愿是否能够转化为行为。
文章同时说明了研究局限。样本仅来自重庆一家三级医院,且受访者中高学历和医务相关背景者占比较高,因此结论的普遍性有限;面对面访谈可能带来社会赞许性偏倚;研究为横断面设计,仅探讨意愿而非真实捐献行为及其转化过程。但作者也强调,本研究作为中国大陆少见的相关质性实证研究,仍具有重要价值,尤其在于从本土经验出发揭示了文化特异性的影响因素。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项描述性质性研究阐明了中国母亲捐献母乳意愿所受的多重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母亲捐献意愿并非单一、静态的概念,而是在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下动态形成。母亲自我认知构成基础性主题,其中,对捐献流程知识有限与源于母亲身份的强烈利他动机可同时并存。生理性自我感知——如对乳汁充足性/质量及身体恢复状态的信心——会直接调节捐献意愿,而对婴儿营养或个人不适的心理担忧则构成显著障碍。社会支持系统对决策具有关键作用:家庭态度、社会文化规范以及医疗机构支持均十分重要,缺乏主动的医疗倡导会显著减少参与机会。此外,信息的可及性与可信度具有决定性意义:来自卫生保健提供者的可靠信息能够增强信心,而含糊不清或难以获得的细节则会引发对安全性和流程严谨性的怀疑。更为关键的是,现实层面的限制——包括对捐献流程复杂性的感知、时间负担和附加成本——往往会压过利他倾向。母亲通常优先考虑自身婴儿福祉与个人承受能力,这表明若缺乏结构性支持,仅有意愿并不足以促成捐献行为。因此,研究结果提示需要开展多层级干预:在产前和产后阶段实施健康教育,阐明捐献流程、安全规范及其益处;通过护士主导咨询和后勤支持将供体支持整合进医疗体系,并开展家庭参与策略以应对社会文化禁忌;同时简化捐献流程,如提供居家收集。最终,只有将母亲的利他动机与结构性促进条件相衔接,才能建立一个知情、可及且可持续的支持性母乳捐献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