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s of Women's Mental Health》:Factors associated with mother-to-infant bonding difficulties without prior postnatal depression at 1 and 6 months after childbirth: the Japan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Study (JE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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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探讨无先前产后抑郁母亲中母婴 bonding 困难(MIBD)的相关因素,并阐明其发生率。方法:分析2011年至2014年间在日本全国出生队列研究“日本环境与儿童研究”(JECS)中注册的64,938对母婴数据。 MIBD采用国际版母婴 bonding
目的:探讨无先前产后抑郁母亲中母婴 bonding 困难(MIBD)的相关因素,并阐明其发生率。方法:分析2011年至2014年间在日本全国出生队列研究“日本环境与儿童研究”(JECS)中注册的64,938对母婴数据。 MIBD采用国际版母婴 bonding 量表(MIBS-J)评估。 在先产后抑郁定义为产后1个月和6个月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分均≥9分,符合该标准的母亲被排除在外。 若MIBS-J评分≥5分,则被认定为存在MIBD;若其缺乏情感(LA)和愤怒/拒绝(AR)子量表评分分别≥3分,则定义为相应子量表阳性。 研究设定30个暴露因素,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 结果:在无先前产后抑郁的母亲中,MIBD、LA和AR的发生率分别为7.7%、3.9%和11.7%。 与之关联最强的因素为“感觉难以抱住哭闹或背部弓起的婴儿”(AOR:3.45 [2.96–4.03])和“对妊娠的负面情绪”(AOR:2.42 [2.20–2.65])。 而“高社会支持”(AOR:0.45 [0.41–0.49])则与无先前产后抑郁的MIBD发生风险降低密切相关。 结论:研究发现,无先前产后抑郁的妇女中,MIBD发生率为7.7%。 无先前产后抑郁的MIBD与“感觉难以抱住哭闹或背部弓起的婴儿”、“低社会支持”和“对妊娠的负面情绪”密切相关。
本研究聚焦于母婴 bonding 困难(mother-to-infant bonding difficulties,MIBD)这一重要公共卫生议题,为理解其独立于产后抑郁的发生机制提供了关键证据。
研究背景方面,母婴 bonding 指的是母亲与婴儿通过互动形成的情感纽带,对母亲履行育儿角色至关重要。MIBD的本质在于母亲对婴儿的情感反应异常,可表现为疏离、冷漠、愤怒甚至伤害欲望。既往研究表明,母婴 bonding 不足不仅可诱发产后抑郁,还会增加不当育儿及儿童发育迟缓的风险。尽管产后抑郁与MIBD常共现,但两者具有独立的发生机制,且互为混杂因素。尤为重要的是,现有证据提示,真正导致儿童发育迟缓的并非产后抑郁本身,而是伴随的MIBD;此外,MIBD还是儿童虐待的重要危险因素,而产后抑郁在特定情境下甚至可能具有保护作用。据报告,普通人群中 bonding 障碍发生率约1%,而抑郁女性中高达32%;MIBD总体发生率约为11%–12%,但针对无产后抑郁母亲的MIBD研究却较为匮乏。根据《围产期心理健康共识指南》,MIBD的风险因素涵盖环境、母亲及儿童相关三大类,但指南未提及保护因素,且缺乏对非抑郁状态下MIBD特异性风险因素的探讨。MIBS(Mother-to-Infant Bonding Scale,母婴 bonding 量表)因子分析揭示,MIBD的两个子维度为缺乏情感(lack of affection, LA)和愤怒/拒绝(anger and rejection, AR),但针对这两个子维度的研究同样有限。因此,明确无产后抑郁母亲的MIBD相关因素及其亚型特征,对于保障母婴健康、实现精准干预和降低儿童长期发育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依托日本环境与儿童研究(Japan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Study, JECS)这一全国性出生队列,分析了2011年至2014年间注册的64,938对母婴数据。研究排除了产后1个月和6个月EPDS(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评分均≥9分的母亲,将MIBS-J(Mother-to-Infant Bonding Scale Japanese version,日本版母婴 bonding 量表)总分≥5分定义为MIBD,LA和AR子量表分别以≥3分为界值,纳入30个暴露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报告了无先前产后抑郁母亲中MIBD的发生率。在排除前,94,750名妇女中有10,991人(11.6%)存在MIBD;而在最终纳入的64,938名无产后抑郁母亲中,5,030人(7.7%)存在MIBD,占全部MIBD病例的45.8%,表明近半数MIBD母亲并未经历产后抑郁。LA发生率在界值为0/1、1/2、2/3时分别为38.2%、9.0%和3.9%;AR相应发生率分别为51.8%、25.4%和11.7%。
在“感觉难以抱住哭闹或背部弓起的婴儿与MIBD关联最强”部分,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30个暴露因素中,“感觉难以抱住哭闹或背部弓起的婴儿”与MIBD关联最强(AOR: 3.45 [2.96–4.03]);“高社会支持”则显著降低MIBD风险(AOR: 0.45 [0.41–0.49])。此外,妊娠确认时“负面情绪”(AOR: 2.42 [2.20–2.65])及“意外但高兴”(AOR: 1.50 [1.39–1.60])均与MIBD密切相关。
在“妊娠确认时负面情绪与LA风险增加密切相关”部分,针对LA的分析显示,“负面情绪(意外、困惑/不安/无所谓/其他)”是与LA关联最强的因素,且高龄和多产亦为LA的关联因素,这与MIBD和AR的结果不同。
在“感觉难以抱住哭闹或背部弓起的婴儿与AR关联最强”部分,针对AR的分析显示,“感觉难以抱住哭闹或背部弓起的婴儿”和“低社会支持”是与AR关联最强的因素,其他强关联因素与MIBD类似。
讨论与结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是首个在排除产后抑郁影响后,系统探讨MIBD及其亚型LA、AR相关因素的大样本队列研究。近半数MIBD母亲未经历产后抑郁,提示单纯依赖EPDS等产后抑郁筛查工具可能遗漏大量高风险人群。婴儿哭闹或背部弓起时母亲感觉难以抱持,是最强的MIBD和AR关联因素,这可能与婴儿气质及母亲心理状态交互作用有关,也提示1个月体检时询问该问题有助于早期识别MIBD。低社会支持作为重要风险因素,与既往研究一致,在日本多代家庭减少、核心家庭化的背景下,来自配偶的情感支持尤为关键;高社会支持不仅能降低产后抑郁风险,还能促进儿童发育。对妊娠的负面情绪不仅与MIBD整体,更与LA密切相关,而“意外但高兴”的情绪同样需引起重视,提示临床人员应关注孕期情绪评估。LA与AR具有不同特征:AR与MIBD整体关联因素高度重叠,而LA则较为独特——多产在LA中表现为风险因素而非保护因素,提示LA可能是具有异质性的MIBD亚型。此外,LA还与母亲年龄、omega-3多不饱和脂肪酸(PUFA)摄入、妊娠剧吐及婚姻状况相关;其中,妊娠剧吐和omega-3 PUFA摄入可能具有保护效应,丧偶与LA的负向关联则可能受选择偏倚影响,有待进一步验证。本研究的局限性包括:EPDS与MIBS-J评估时点不完全同步,无法完全排除1年时点存在抑郁症状的可能;研究为观察性设计,不能确立因果关系;MIBS-J为自评量表,与临床观察可能存在偏差;仅纳入无产后抑郁的母亲,可能存在选择偏倚。研究结论为:无先前产后抑郁的MIBD发生率为7.7%,与“感觉难以抱住哭闹或背部弓起的婴儿”、“低社会支持”及“对妊娠的负面情绪”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