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英国生物银行多模态数据预测心理健康恶化风险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Predicting risk of mental health deterioration using multimodal data from the UK biobank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04日 来源: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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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瞻性预测心理健康风险对于早期干预至关重要,有助于减轻抑郁、焦虑和认知障碍的疾病负担。 研究人员旨在探讨生物标志物与生活方式因素同心理健康结局之间的关联及其遗传学支持的关系,并利用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数据构建未来症状恶化的预测模型。 研究纳

  
前瞻性预测心理健康风险对于早期干预至关重要,有助于减轻抑郁、焦虑和认知障碍的疾病负担。

研究人员旨在探讨生物标志物与生活方式因素同心理健康结局之间的关联及其遗传学支持的关系,并利用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数据构建未来症状恶化的预测模型。

研究纳入157,733名参与者的多模态数据,包括2,911种血浆蛋白、2,126个脑影像衍生表型(IDPs,imaging-derived phenotypes)、77项生活方式因素以及103项心理健康或认知问卷。研究采用基于多基因风险评分(PRS,polygenic risk score)的全表型关联研究(PheWAS,ph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和单样本孟德尔随机化(Mendelian randomization)评估表型关联及遗传学支持的效应,随后开展中介分析。进一步基于生物标志物、问卷或生活方式因素建立堆叠式机器学习模型,以预测抑郁、焦虑和认知下降的恶化。

研究鉴定出220种与至少一种症状评分相关的血浆蛋白和138个IDPs。其中,生长分化因子15(GDF15)和肝细胞生长因子(HGF)与抑郁及认知结局相关,且来自11个脑区的IDPs在这些关联中可能充当统计学中介。基于血浆蛋白或IDPs的模型在预测抑郁、焦虑及认知下降恶化时的曲线下面积(AUC,Area Under the Curve)为0.803–0.817;相比之下,基于问卷的模型AUC为0.859–0.916。

基于问卷和生活方式数据的模型在心理健康结局预测中表现出更优的预测性能,支持其用于可扩展的风险分层。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模型则提示了可能与心理健康结局相关的候选蛋白(如GDF15和HGF)及脑结构特征,值得进一步研究。
该文发表于《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围绕心理健康恶化的前瞻性预测这一关键公共卫生问题,构建了一个整合遗传数据、脑影像衍生表型(IDPs,影像量化脑结构和功能特征的指标)、血浆蛋白质组、生活方式因素以及心理健康与认知问卷的多模态分析框架。研究背景在于,抑郁、焦虑和认知功能下降共同构成全球疾病负担的重要来源,且三者常相互交织、共同进展。尽管既往研究已提示脑结构改变、炎症与神经营养相关蛋白异常、生活方式因素及基线症状负担均与心理健康相关,但目前临床上缺乏经过充分验证、可用于早期识别未来恶化风险的生物标志物;同时,“症状驱动”预测路径与“机制驱动”预测路径之间尚缺乏系统比较。因此,有必要在大样本人群中同时评估问卷/生活方式信息与客观生物标志物的预测价值,并进一步梳理其潜在生物学联系。

研究人员基于英国生物银行(UK Biobank)开展研究,核心目标包括三方面:第一,系统评估生活方式、心理健康问卷和认知问卷与抑郁、焦虑及认知功能结局之间的关联;第二,结合多基因风险评分(PRS,polygenic risk score)-全表型关联研究(PheWAS,ph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与单样本孟德尔随机化,筛选与三类症状相关且具有遗传学支持的脑IDPs和血浆蛋白,并通过中介分析探索蛋白—脑结构—症状之间的统计学联系;第三,利用堆叠式机器学习模型预测随访期间抑郁恶化、焦虑恶化和认知下降。研究最终表明,基于问卷尤其是心理健康/认知问卷的模型具有最强预测能力,生活方式信息与问卷联合后性能进一步提高;相比之下,基于脑IDPs或血浆蛋白的模型虽然预测效能较弱,但提供了重要的机制线索。特别是GDF15和HGF被反复识别为与抑郁和认知结局相关的候选蛋白,部分作用可由特定脑区IDPs介导。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方面为人群层面的可扩展风险分层提供了务实依据,另一方面为心理健康障碍的生物学机制研究和潜在干预靶点筛选提供了候选方向。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可概括如下:样本来源于英国生物银行前瞻性队列,纳入欧洲祖源参与者的遗传、脑MRI、血浆蛋白质组、生活方式及问卷数据。统计分析方面,先以Logistic回归评估表型变量与临床阈值定义的抑郁、焦虑和认知受损结局的关系;再通过PRS-PheWAS筛查与遗传易感性相关的脑IDPs和蛋白,并以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实施单样本孟德尔随机化;对重叠信号开展基因功能富集分析、蛋白表达轨迹聚类及中介分析。预测建模方面,构建由XGBoost、Random Forest、Logistic Regression、LightGBM和多层感知机(MLP,multi-layer perceptron)组成的两层堆叠学习框架,并用SHAP(SHapley Additive exPlanations)解释特征贡献。

一、Overview of the study
研究总体设计分为发现、机制整合与预测建模三个层次。首先,研究整合了2,126个脑IDPs、2,911种血浆蛋白、77项生活方式因素及多类心理健康和认知问卷数据,并引入外部GWAS汇总统计量构建PRS。其次,研究通过回归分析、PRS-PheWAS和单样本孟德尔随机化依次识别与抑郁、焦虑、认知功能相关的表型因素和生物标志物,再通过中介分析和蛋白表达动态分析整合证据。最后,研究以生活方式、问卷、脑IDPs和血浆蛋白四类特征分别或联合构建堆叠式机器学习模型,用于预测未来数年心理健康状态恶化风险。该设计使“预测效能评估”与“机制线索挖掘”同步展开。

二、Associations of lifestyle and questionnaire measures with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研究显示,生活方式因素与三类结局存在广泛关联。经FDR校正后,77项生活方式中分别有51项、60项和8项与焦虑、抑郁及认知功能显著相关。其中,过去五年内发生重大饮食改变是焦虑和抑郁最强危险因素之一,而较快步行速度则对二者表现出最强保护关联;剧烈体力活动、中等体力活动、爬楼和整体活动速度升高也与较低风险相关。计算机游戏使用呈现分化模式,即与更好认知功能相关,但同时与抑郁风险升高相关。问卷方面,54项心理健康条目中有53项与焦虑显著相关,53项与抑郁显著相关,兴趣缺失和长期悲伤等核心症状关联最强。49项认知问卷中有26项与认知功能显著相关,符号数字替代、流体智力和数字记忆表现较好与较低认知受损风险相关,而词对回忆错误和匹配错误与全局认知受损风险升高相关。这部分结果说明,症状维度和生活行为特征本身已包含相当强的未来风险信息。

三、Identifying brain IDPs associated with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PRS-PheWAS结果显示,认知功能PRS、焦虑PRS和抑郁PRS分别与350个、339个和28个脑IDPs显著相关。空间分布上,焦虑和认知功能相关IDPs主要富集于额叶和颞叶,而抑郁相关IDPs则主要集中在白质(WM,white matter)。进一步的单样本孟德尔随机化表明,在名义显著性水平下,抑郁、焦虑和认知功能分别对应5个、32个和120个具有遗传学支持关联的IDPs;经FDR校正后,仅认知功能保留80个显著IDPs,抑郁和焦虑未保留校正后显著结果。研究据此指出,认知功能相关脑结构信号更为稳健,而抑郁和焦虑相关IDPs当前仍主要属于探索性发现。总体上,脑IDPs揭示了不同结局可能存在不同神经解剖学模式:认知功能更偏向额顶颞结构,焦虑涉及额颞及丘脑区域,抑郁则偏向白质微结构异常。

四、Identifying plasma proteins associated with anxiety, depression, and cognitive function
血浆蛋白层面,PRS-PheWAS共发现216种与抑郁PRS相关、37种与焦虑PRS相关、56种与认知功能PRS相关的蛋白。共有51种蛋白与不止一种症状相关,其中12种蛋白同时关联三类结局,包括GDF15、BST2、IL18R1、CPM、GLA、GUSB、HGF、IFI30、MST1、PIGR、PLAUR和SERPIND1。这些蛋白总体表现为:水平升高与更高的抑郁、焦虑遗传风险及更差的认知功能相关。单样本孟德尔随机化进一步支持了其中大量蛋白与症状评分之间的遗传学支持关联,经FDR校正后,GAD-7保留24种,PHQ-9保留198种,GCAS保留53种,且11种蛋白在三类结局上均呈一致信号。功能富集结果表明,免疫炎症相关通路是这些蛋白的重要共同特征。细胞因子-细胞因子受体相互作用、TNF信号通路、补体与凝血级联、NF-kappa B信号、自噬及氨基酸代谢等通路分别在不同症状相关蛋白中富集,提示炎症、免疫、代谢应激和血管相关机制可能共同参与心理健康恶化过程。

五、Expression dynamics of plasma proteomics across GAD-7, GCAS and PHQ-9 scores
为考察蛋白表达如何随症状严重度变化,研究对蛋白表达进行Z分数标准化,并利用LOESS平滑及层次聚类刻画表达轨迹。结果显示,GAD-7、PHQ-9与GCAS对应的蛋白群分别呈现与症状评分正相关或负相关的动态变化趋势。进一步按临床阈值比较高低症状组后,共有113种蛋白表现出显著表达差异,其中112种的变化方向与PRS-PheWAS和单样本孟德尔随机化结果一致,说明这些蛋白信号在横断面表达分布上具有较强一致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CPM、HGF、IL18R1、PIGR、PLAUR和SERPIND1同时满足多项证据标准:与三类症状相关、在高低症状组间差异显著,并在遗传分析中达到显著,因而具有更高的候选生物标志物优先级。

六、Identifying brain IDPs mediating connections between plasma proteins and psychiatric symptom and cognitive function
中介分析聚焦于同时在PRS-PheWAS和单样本孟德尔随机化中显著的蛋白与IDPs。按严格筛选标准,共鉴定1,773条蛋白-IDP-症状三元路径,其中GCAS相关1,718条、PHQ-9相关49条、GAD-7相关6条。解剖分布上,认知功能相关中介IDPs主要位于颞叶、额叶、小脑、丘脑及全脑区域;抑郁相关中介主要位于边缘叶;焦虑相关中介主要位于额颞区。代表性结果显示,在三类结局中均有信号的蛋白中,HGF和GDF15的中介效应最突出:对GCAS而言,HGF的作用可由全脑BrainSegNotVent体积(V_BSNV)显著中介,GDF15的作用可由右侧丘脑体积(V_Thal_R)显著中介;对PHQ-9而言,HGF和GDF15与抑郁症状的关联均可由右侧海马T2*信号(T2star_Hipp_R)部分中介。该结果提示,外周蛋白信号与心理健康表型之间可能通过特定脑结构改变相联系,但作者明确指出,这些分析基于横断面数据,应视为统计学和探索性证据,而非因果定论。

七、Predicting the individuals showing worsening psychiatric and cognitive symptoms during follow-up
在随访预测方面,研究建立了生活方式模型、问卷模型、生物标志物模型和整合模型。结果显示,问卷模型整体表现最佳。在Test1中,问卷模型预测抑郁恶化、焦虑恶化和认知下降的AUC分别为0.762、0.786和0.916;生活方式模型AUC分别为0.697、0.691和0.747;基于脑IDPs的生物标志物模型AUC分别为0.668、0.691和0.817。Test2中,基于血浆蛋白的模型AUC分别为0.662、0.704和0.803,整体模式与Test1一致。生活方式与问卷联合后的整合模型性能进一步提升,在Test1中对抑郁恶化、焦虑恶化和认知下降的AUC分别达到0.837、0.852和0.901,在Test2中亦观察到相似增益。除AUC外,PR-AUC、准确率、F1值、敏感度和特异度也支持问卷及整合模型优于单纯生物标志物模型。经基于总体患病率校正后,阴性预测值(NPV)保持较高,提示模型更适合识别低风险个体。

八、Feature importance insights by SHAP
SHAP分析进一步解释了模型的关键驱动因素。抑郁和焦虑预测中,生命意义感、童年时期被关爱体验等心理社会特征贡献较大;认知下降预测中,Trail 2完成时间和屏幕显示持续时间等认知表现指标影响最明显。生活方式层面,起床时间、失眠、夏季户外活动时间和看电视时间也具有一定贡献。脑IDPs呈现结局特异性模式:认知下降更多涉及全脑体积和海马-穹隆相关特征;焦虑恶化更多涉及额-边缘和颞叶结构;抑郁恶化则更多由丘脑通路相关白质微结构异常驱动。蛋白层面,GDF15在认知下降和焦虑中均较重要,HGF在焦虑中贡献突出,APOF和LEP更偏向抑郁恶化预测。该结果与前述关联分析和中介分析形成了相互印证。

九、Discussion
讨论部分强调,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以统一框架比较了症状/行为信息与机制性生物标志物在心理健康恶化预测中的价值。结果明确显示,问卷信息尤其能够较好捕捉基线症状负担和个体状态连续性,因此具有最强预测效能;生活方式因素加入后可带来有限但稳定的增益。与此同时,脑IDPs和血浆蛋白虽然预测性能不及问卷,但在揭示潜在生物机制方面具有独特价值。研究共归纳出276个与抑郁、焦虑或认知功能相关的独特生物标志物,并重点指出11种跨三类结局共享的蛋白。对于认知功能,部分额下回(IFG,inferior frontal gyrus)相关结构特征与认知表现的联系较为稳健;对于抑郁和焦虑,相关脑影像信号因未通过FDR校正而需谨慎解读。GDF15和HGF则是机制分析中最突出的候选分子:前者与炎症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相关,后者为神经营养因子,可能反映对神经炎症的代偿性反应。研究同时指出若干局限,包括横断面机制分析限制因果时序判断、英国生物银行样本以欧洲祖源为主、认知问卷子样本量较小,以及平衡测试集可能高估真实世界判别性能。因此,未来仍需在独立纵向、多民族队列中验证,特别是对问卷模型的泛化能力进行外部评估。

十、研究结论翻译
总之,本研究建立了一个整合血浆蛋白质组、脑结构、生活方式因素和心理健康问卷的分析框架,用于研究抑郁、焦虑和认知功能。通过利用多模态数据,研究人员构建了预测未来数年抑郁和焦虑恶化以及认知下降的模型。预测性能主要由基于问卷的指标驱动,最高AUC达到0.916。问卷与生活方式特征的结合带来了适度的额外提升,并且始终优于仅基于生物标志物的模型。包括血浆蛋白质组和脑IDPs在内的生物标志物模型虽具有相对较低的预测性能,但仍提供了有价值的生物学背景信息。重要的是,生物标志物分析识别出一系列具有遗传学关联的候选分子,包括HGF和GDF15;它们对抑郁和认知功能的影响可能经由特定脑IDPs介导,从而为这些障碍的潜在机制提供了线索。总体而言,该研究突出显示了基于问卷和生活方式模型在可扩展心理健康筛查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同时也提出了可供机制研究和干预探索的生物学靶点,为人群层面的分层化心理健康策略提供了务实且循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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