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式祖母身份:年长中国农村女性内容创作者如何在抖音上协商数字赋权

《Journal of Women & Aging》:Calibrated grandmotherhood: how older rural Chinese women content creators navigate digital empowerment on Douyi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04日 来源:Journal of Women & Aging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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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视频平台已在中国扩展了公共表达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年龄、性别与城乡差异的交叉作用,农村地区年长女性仍然是数字边缘化程度最高的人群之一。本研究考察了那些积极在抖音上进行内容创作的年长农村女性,如何在显著的结构性约束之下协商赋权(empowerment)。研究发

  
短视频平台已在中国扩展了公共表达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年龄、性别与城乡差异的交叉作用,农村地区年长女性仍然是数字边缘化程度最高的人群之一。本研究考察了那些积极在抖音上进行内容创作的年长农村女性,如何在显著的结构性约束之下协商赋权(empowerment)。研究发现,通过平台参与实现的赋权具有多维性,并且其实现程度并不均衡。参与者获得了认可、社会联结以及自我评价的提升;对于那些数十年来主要从事照护劳动却长期未被充分承认的女性而言,这些结果本身即具有独立意义。然而,那些试图获得经济回报的参与者,则面临由教育经历、平台掠夺性机制以及对女性自我呈现的规范性约束所共同构成的叠加性结构障碍。为了在获得平台可见性的同时仍处于地方道德边界之内,参与者实践了一种“校准式祖母身份”(calibrated grandmotherhood),即一种将体面年长女性气质的规范性期待与算法偏好相对齐的策略性自我呈现方式。这种校准生成了一种赋权悖论:恰恰是促成认可的那种能动性(agency),强化了而非挑战了限制这些女性的年龄化与性别化规范。该研究通过表明,在交叉性边缘化条件下,有效能动性(effective agency)与变革性能动性(transformative agency)之间可能处于张力关系之中,且平台可供性(platform affordances)会将能动性导向再生产性而非变革性形式,从而丰富了赋权理论。
该文发表于《Journal of Women》,聚焦中国农村年长女性在抖音平台上的内容创作实践,讨论其在数字赋权语境中的机会、限制与悖论。研究背景在于,短视频平台显著拓展了中国社会中普通人的公共表达空间,使更多原本处于媒介边缘的位置的群体获得了“被看见”的可能。然而,数字接入的扩大并不等同于数字成果的均等分配。对中国农村年长女性而言,年龄、性别与农村身份共同构成了交叉性边缘化处境。她们一方面长期受制于父权制规范、城乡二元制度与代际照护义务,另一方面又因为教育受限、技术支持不足、社会网络稀薄而在数字平台参与中处于不利位置。现有研究虽已关注老年人数字参与、平台劳动与数字鸿沟,但往往将“老年人”视作同质群体,或更多聚焦年轻城市网红与商业变现路径,对农村年长女性作为积极内容创作者如何在家庭、村庄与平台算法之间协商能动性,关注不足。因此,这项研究的开展具有明显必要性:它不仅回应数字赋权是否真正发生的问题,更进一步追问数字资源如何被转化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成果,以及这种转化为何在交叉性弱势群体中呈现出断裂、迟滞与悖论。

研究人员以赋权—转化(empowerment-as-conversion)框架为理论核心,并结合数字鸿沟研究与平台研究,围绕两个问题展开:其一,性别、年龄与农村身份的交叉如何塑造中国年长女性成为抖音内容创作者的动机、策略与经验;其二,这些女性通过抖音参与在多大程度上行使了能动性,她们获得了哪些结果,以及平台与社会文化约束如何中介这些赋权过程。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农村年长女性在抖音上的平台参与确实能够带来认可、联结和自我价值提升等重要成果,但这些成果主要是象征性和心理性的;当参与者试图进一步实现经济回报或结构性地位改变时,则会遭遇教育历史、照护时间、家庭支持不足、村庄道德审视、平台算法与欺诈性市场环境等多重障碍。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提出“校准式祖母身份”这一概念,用以概括参与者通过烹饪、怀旧乡村、民歌演唱、家庭和谐与“正能量”等安全内容类型来获得可见性的策略。这是一种受限但真实存在的能动性形式,它帮助女性获得平台认可,却同时再生产了对年长女性“体面”“顾家”“去欲望化”的规范性要求。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数字赋权并非线性进步,而是一个充满摩擦的转化过程;在交叉性边缘化条件下,有效能动性与变革性能动性可能并非递进关系,而是彼此紧张、甚至相互制约。

研究主要采用定性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于2024年4月至8月间,对12名年龄在60岁及以上、居住于农村或持农村户口(hukou)的抖音女性内容创作者开展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样本通过目的抽样与滚雪球抽样获得;受访者粉丝量约在300至150,000之间。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对两位参与者进行了各两周的线下参与式观察,以比较高可见度创作与受限型创作的日常差异。所有访谈、观察记录与田野笔记被导入NVivo 14进行主题分析(thematic analysis),并通过成员核查与三角互证提升解释可信度。

一、Limited conversion: from resources to agency

这一部分讨论数字资源向能动性转化的初始断裂。研究显示,参与者虽然进入了抖音平台,但其数字参与从一开始就深嵌于家庭等级关系、性别化劳动分工和农村背景带来的结构性限制之中。研究人员通过访谈发现,参与者使用抖音的动机并非肤浅娱乐,而是与自我可见性、审美确认和社会联结密切相关。对于长期围绕家务与照护劳动展开日常生活的女性而言,抖音提供了一个少有的、能以美颜滤镜与视频观看让自己“被看见”的空间,也使迁移随子女照看孙辈、与本地社会隔绝的女性得以接触外部世界。

然而,这些动机在资源转化层面迅速遭遇阻碍。首先,智能手机的获得与抖音账户的开通大多依赖成年子女,技术接入被包裹在孝道、照顾与“打发无聊”的叙事中,使老年女性更多处于被动接受者而非自主行动者的位置。其次,技术学习也几乎完全依赖家人,但这种传授通常只限于最基础的操作,而非使其获得独立应对平台复杂机制的能力。研究人员据此指出,参与者从“被辅助使用”迈向“自主使用”的过程往往被中途截断。再次,部分女性还面临丈夫明确反对,其背后反映出对女性线上可见性的道德化指控,即“做得好的都是不要脸的”。此外,祖辈照护责任极大压缩了创作时间,使平台创作只能在接送孙辈、做饭、照护老人等事务间隙零碎完成。研究还显示,参与者已内化一种关于老年女性公共可见性的道德经济,担忧“丢子女的脸”或遭村庄舆论嘲笑,从而在内容构想阶段就进行自我审查。由此,研究得出结论:资源向能动性的转化效率很低,结构依赖、性别责任与社会规训持续削弱了真正自主的数字行动。

二、Calibrated grandmotherhood: constrained agency

在上述限制下,参与者并非毫无能动性,而是发展出一种被研究人员概括为“校准式祖母身份”的受限能动性。研究结果显示,这种能动性主要表现为对内容类型、呈现方式与平台节奏的精细校准,以便在地方道德边界与平台算法偏好之间寻找可接受的位置。

研究人员通过访谈与观察发现,参与者高度集中于若干“安全”内容类别,包括传统烹饪、民歌与爱国歌曲、怀旧乡村景观、和谐家庭生活等。这种集中并非纯粹出于兴趣,而是一种模仿性策略。通过复制已有模板、拍摄日常做饭、展示朴素家务能力,她们能够在最小化认知负担与社会风险的前提下进行内容生产。烹饪视频特别重要,因为它既不需要复杂口语表达,也能强化“贤惠”“能干”的乡村女性形象。唱歌视频则使部分参与者重新接触在农业劳动繁重时期被压抑的兴趣,同时由于歌曲内容多具怀旧、爱国与非政治性特征,具有较强正当性。

与此同时,参与者主动划定“不合适”的表达边界。研究显示,她们往往拒绝夸张特效、道具化表演与涉及恋爱、情欲的内容,不是因为不会,而是因为这些表达会破坏“体面年长女性”的身份。也就是说,规范并不只来自外部批评,更通过自我规训内化到创作实践中。另一方面,少数高粉丝参与者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平台策略。例如,研究人员在参与式观察中发现,一位拥有15万以上粉丝的创作者会有意识地迎合“正能量”(zheng nengliang)叙事,并记录发布时间,以持续“喂养算法”。但即便是最成功者,其成功仍被严格限定在烹饪与励志表达等受尊重的内容框架内。由此,研究人员指出,“校准式祖母身份”并不是简单顺从,而是一种策略性的表演:参与者通过符合“好祖母”“好母亲”“好农村女性”的公共形象来换取平台可见性,但这一路径本身无法挑战规范,反而依赖规范。

三、Uneven empowerment: recognition, aspiration, and structural limits

这一部分讨论平台参与的结果及其不均衡性。研究人员指出,抖音确实为农村年长女性提供了实质性的心理认可和社会联结,这些成果对于长期从事未被承认照护劳动的女性具有独立价值。研究发现,许多参与者会反复观看自己的视频,并从点赞、评论及家人赞许中获得能力感、自豪感和存在感。一些人还通过唱歌与互动结识跨地区朋友,建立起超越家庭的日常问候与互助关系。这说明平台不仅提供了象征性曝光,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构了她们的关系网络与自我认同。

但当参与者试图追求经济收益时,障碍显著增加。研究结果表明,教育劣势首先构成重要门槛。文盲或低识字水平使得许多年长农村女性难以理解平台变现规则、付款机制和培训话术,家庭成员出于保护考虑又常限制其参与涉及金钱的活动,从而进一步收窄经济行动空间。其次,研究记录了多起以“代理”“培训”“推广包”为名的欺诈经历,这些掠夺性行为主要瞄准那些既渴望被看见、又希望赚钱的参与者。再次,参与者自身也内化了关于“做网红”所需人格与表演方式的负面判断,认为自己“没有才艺”“不会说不会跳”,或把商业成功与“不体面”联系起来。因此,使她们获得可见性的“校准式祖母身份”同时也与她们想象中的商业化自我呈现发生冲突。研究还指出,即使在创作较为成功的情况下,家庭劳动分工并未明显改变,参与者往往以完成全部家务后再进行创作而自豪,显示平台参与并未自动转化为家庭权力重分配。总体而言,赋权是多维且不均衡实现的:认可、联结和自尊增强是真实的,但物质收益和结构性转变则极其有限。

讨论部分指出,“校准式祖母身份”是理解农村年长女性平台能动性的关键概念。它所指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祖母,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老年女性身份规范,即要求其体现家庭美德、照护奉献与愉悦而克制的自我呈现。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进一步揭示,这种身份并非只是压制性的外在标签,参与者也会主动 inhabiting 这一角色,因为她们认为这是获得公共可见性的唯一可行路径。研究还强调,农村性、年龄与性别并非彼此分离的变量,而是在教育剥夺、照护负担、村庄审视、平台治理和算法偏好中共同作用,缩窄了可被想象与可被实践的能动性形式。平台偏好的“正能量”叙事恰好与地方社会对体面年长女性的期待相重叠,使“祖母式”人格成为同时受算法与道德经济奖励的最优策略。由此,平台不仅没有天然地松动性别分工,反而可能通过审美化家务劳动、奖赏温顺与奉献的可见性,进一步巩固性别化年龄规范。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识别出一种情形,在该情形下,有效能动性(effective agency)与变革性能动性(transformative agency)并非顺序展开,而是处于张力之中。对于数字包容研究而言,研究结果提示,应谨慎将“参与”等同于“赋权”,因为参与条件可能会将个体努力导向再生产边缘化的形式。就实践层面而言,研究结果表明,有必要发展纳入批判性平台素养(critical platform literacy)的数字素养项目,以帮助农村年长群体识别掠夺性骗局并理解算法逻辑;政策制定者也应关注照护负担与农村托育供给不足如何限制女性持续性数字参与的能力。研究局限包括:样本可能偏向具有较多家庭支持的女性、横断面设计无法分析赋权过程的长期演变、样本地域较集中于中国东部省份而限制了推广性。总体而言,该研究表明,在交叉性边缘化条件下,平台参与可以带来真实但有限的心理与关系收益,但这类收益往往建立在对既有性别化年龄规范的校准与再生产之上,而非对其根本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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