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型糖尿病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糖尿病风险感知的定性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he perception of diabetes risk in minor children among par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a qualitative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04日 来源: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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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患有2型糖尿病(T2DM)的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糖尿病风险的感知,对于预防或延缓其子女发生2型糖尿病至关重要。然而,围绕该主题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考察父母关于儿童2型糖尿病的风险感知,为制定糖尿病预防的早期干预策略提供循证指导。 方法

  
背景:患有2型糖尿病(T2DM)的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糖尿病风险的感知,对于预防或延缓其子女发生2型糖尿病至关重要。然而,围绕该主题的研究仍较为有限。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旨在考察父母关于儿童2型糖尿病的风险感知,为制定糖尿病预防的早期干预策略提供循证指导。

方法:研究采用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招募了16名患有2型糖尿病且育有未成年子女的父母。参与者均来自镇江市某三级甲等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门诊及住院病区。招募时间为2025年6月至8月。研究采用现象学研究设计,并开展半结构式访谈。数据分析遵循Colaizzi七步分析框架。

结果: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2型糖尿病风险的感知可归纳为3个核心主题:遗传风险感知中的认知偏差,包括遗传决定论、后天患病观念导致的认知偏差,以及风险感知中的性别偏见;风险感知后行为改变的双刃剑效应,包括合理健康行为的内化与过度健康行为的管控;风险感知后健康行为干预的困境,如代际冲突、学业负担与健康维护之间的冲突、健康管理信息匮乏,以及健康主权博弈。

结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应协助2型糖尿病父母建立准确的遗传风险认知,提升其对儿童糖尿病风险的全面理解,强化以家庭为基础的支持系统,并促进有针对性的预防性行为干预措施的实施。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聚焦2型糖尿病(T2DM)家庭中的代际风险认知问题,讨论患病父母如何理解其未成年子女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可能性,以及这种风险感知如何进一步塑造家庭中的健康行为与干预实践。研究背景在于,全球T2DM患病率持续上升,且发病年龄呈年轻化趋势,儿童青少年T2DM已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既往证据表明,糖尿病父母的子女具有更高患病风险,这种风险既与遗传易感性相关,也受到家庭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因素共同影响。由于儿童与青少年神经认知发育尚未成熟,自我健康管理能力有限,其健康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父母与照护者的引导,因此父母对疾病风险的主观判断,构成家庭预防实践的重要前提。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糖尿病患者、高危人群或糖尿病父母成年子女的风险感知量化调查,而对患有T2DM的父母如何看待其未成年子女患病风险、这种看法如何影响家庭内部干预行为的质性研究相对缺乏。基于这一研究空白,研究人员以健康信念模型(HBM,Health Belief Model)为理论视角,将父母风险感知界定为T2DM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遗传易感性、疾病严重性、潜在心理担忧及预防行为意愿的主观认知评价,并采用现象学方法对该现象进行深入探究。研究表明,尽管多数父母已意识到糖尿病具有遗传倾向,但其风险理解存在显著差异,并进一步引发从积极行为塑造到过度控制、再到家庭关系张力等一系列复杂后果。因此,该研究对于构建以家庭为中心的儿童糖尿病早期预防策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研究人员采用现象学定性研究设计,在江苏镇江某三级甲等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门诊及住院病区,通过最大差异目的抽样纳入16名患有T2DM且至少有1名未满18岁子女的父母,招募时间为2025年6月至8月。研究围绕健康信念模型(HBM)构建半结构式访谈提纲,由受过系统质性研究训练的研究者实施30–40 min访谈;数据转录后依据Colaizzi七步法进行分析,并结合NVivo 12.0进行主题聚类,两位研究者独立编码并经成员核查确认结果。研究同时遵循COREQ报告规范,并获得伦理审批。

在研究结果部分,作者提炼出3个核心主题及若干子主题,较为系统地揭示了T2DM父母对子女糖尿病风险认知及其行为反应的内在结构。

3.2 Theme 1: cognitive biases in the perception of genetic risk
这一主题指出,父母虽然普遍知道糖尿病具有家族聚集倾向,但其对遗传风险的理解并不总是科学、均衡,而是常常受到既有经验、疾病归因方式及性别刻板印象影响,形成多种认知偏差。

3.2.1 Genetic determinism
研究通过访谈发现,部分父母将遗传风险绝对化,认为只要父母患有T2DM,子女未来“几乎必然”会患病。这类认知尤其在家族中存在多名糖尿病患者时更为突出,受访者表现出明显宿命感。该结果表明,一些父母过度强调遗传因素,忽视了环境暴露与生活方式干预对疾病发生的重要调节作用。

3.2.2 The concept of acquired illness leads to cognitive impairment
与遗传决定论相对,另一部分父母则存在风险低估倾向。尤其是家族中第一代患病者,更倾向于将自身患病归因为熬夜、含糖饮料摄入、不规律生活等“后天因素”,从而推断子女患病概率很低甚至“不可能得病”。研究据此表明,父母对自身患病原因的“后天获得性”解释,可能削弱其对遗传易感性的正确识别。

3.2.3 Gender bias in risk perception
研究还显示,一些父母对遗传风险存在明显性别偏见,认为女儿由于进食较少、重视身材管理、体重控制较好,因此比男孩更不容易患糖尿病。该发现说明,父母对子代风险的判断并非完全依据医学知识,而常常混杂着基于社会性别角色的经验性推断。

3.3 Theme 2: the double-edged sword of behavioral changes following risk perception
这一主题表明,风险感知并不单向地产生正面健康后果。适度风险意识可以促进家庭健康行为形成,但若风险感知过强,也可能诱发过度控制与关系紧张,呈现“双刃剑”特征。

3.3.1 Internalization of rational health behaviors
研究显示,当父母意识到子女可能具有较高遗传易感性时,常会主动调整自身和孩子的生活方式,如共同跑步、控制体重、减少含糖饮料摄入等。这些干预并不仅是对子女的单向管理,也体现为父母自身行为改变对下一代的示范作用。由此可见,风险感知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健康行为的家庭内部传递和内化。

3.3.2 Governance of excessive health behaviors
然而,研究也发现,一些父母为降低子女患病风险,会对饮食、热量摄入及血糖监测实施高度控制,例如严格限制进食,甚至频繁检测血糖。这类做法虽然出发点是保护子女健康,但可能导致营养问题、亲子冲突及家庭成员之间的责备。研究据此指出,过强风险警觉在缺乏科学指导时,可能转化为过度健康治理。

3.4 Theme 3: dilemmas in health behavior intervention following risk perception
第三个主题进一步揭示,父母即便具有明确的预防意愿,在实际干预中也面临多重现实障碍,使健康行为管理难以稳定实施。

3.4.1 Intergenerational conflict
研究发现,代际之间在儿童健康管理理念上存在显著分歧。患病父母倾向于实施结构化饮食控制与生活方式管理,而祖辈照护者往往基于传统养育观念,更关注孩子“吃得够不够”“长身体要紧”,甚至背着父母给孩子购买高糖高热量食物。这种代际健康权威分裂削弱了父母干预的连续性与有效性,也造成家庭争执。

3.4.2 Conflict between academic load and health maintenance
对于处于青春期或学业关键阶段的子女,研究发现家长常在学习成绩与健康管理之间陷入两难。面对繁重课业与熬夜学习,许多父母虽希望孩子增加运动、控制体重,却往往因将学业置于优先位置而作出妥协。这说明,在现实家庭情境中,健康行为干预还受到教育压力结构的制约。

3.4.3 Scarcity of health management information
研究还表明,许多父母在识别到子女患病风险后,并不清楚具体应采取何种科学预防策略。他们虽有较强动机开展生活方式干预,却因缺乏系统、可操作的糖尿病预防知识而难以有效落实。该结果提示,信息与指导资源不足是限制家庭预防行动的重要因素。

3.4.4 Game of health sovereignty
此外,随着子女年龄增长,父母的监督和提醒越来越容易被孩子理解为对其自主性的侵犯。研究发现,一些孩子对运动建议、饮食规劝表现出抵触甚至争辩,使父母感到“说了也没用”。这一结果说明,儿童与青少年在家庭健康管理中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在健康主权问题上与父母形成持续协商和博弈。

在讨论部分,作者指出,本研究系统揭示了T2DM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糖尿病风险感知及其行为反应的复杂性。首先,多数父母虽认可糖尿病具有遗传性,但在风险认知上呈现从遗传决定论到选择性忽视的两极分化。一方面,部分父母因家族病史或并发症经历而高度警觉,甚至陷入宿命式认知;另一方面,也有父母借助“后天得病”“女儿身材好就不会患病”等观念低估风险。作者认为,这种主观偏差不仅与健康素养不足有关,也可能与父母面对代际遗传时产生的内疚、焦虑等负性情绪有关。因此,卫生保健专业人员需要帮助父母建立科学的遗传风险理解,并重视其潜在的心理负担。

其次,作者强调,糖尿病虽然具有遗传易感性,但通过改善不良饮食、缺乏运动等行为,仍具有较强可预防性。研究支持风险感知可促进健康行为改变这一观点,但同时指出,过度升高的风险感知也可能诱发适得其反的行为后果,例如过度监控、家庭冲突及对子女自主发展的压制。由此,家庭中心化预防并非单纯强化警觉即可实现,而需在风险识别、科学指导与家庭关系平衡之间取得合理协调。

再次,作者讨论了家庭情境中的实施障碍,特别是代际冲突、学业压力与健康维护之间的矛盾、疾病防控知识匮乏,以及父母与子女围绕健康主权展开的互动张力。研究认为,这些障碍限制了健康行为干预的持续性,也说明家庭中的疾病预防不是单一个体决策,而是嵌入多方关系与社会文化结构之中的协商过程。因此,糖尿病防控应超越个体教育,转向结构化家庭健康教育、家庭支持系统构建及针对不同风险感知特征的个体化干预。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现象学定性研究探讨了父母对其未成年子女2型糖尿病风险的感知。研究识别出3个核心主题:遗传风险感知中的认知偏差、风险感知后行为改变的双刃剑效应,以及风险感知后健康行为干预的困境。本研究发现可推广至更广泛的社会与公共卫生情境,为以家庭为中心的糖尿病预防和以人群为基础的健康促进策略提供了有价值的启示。卫生保健专业人员可依据父母风险感知特征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以加强儿童2型糖尿病预防,从而延缓或预防这一高风险子代人群的疾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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