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Nutrition》:CTI-related composite adiposity indices and futur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among middle-aged and older Chinese ad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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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整合炎症、糖脂代谢和脂肪堆积的复合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改善心血管风险分层,但关于CTI相关复合脂肪性指数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考察了这些指标与新发心血管疾病(CVD)的关联及其预测效能。
方法:本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
背景:整合炎症、糖脂代谢和脂肪堆积的复合生物标志物,可能有助于改善心血管风险分层,但关于CTI相关复合脂肪性指数的证据仍然有限。本研究考察了这些指标与新发心血管疾病(CVD)的关联及其预测效能。
方法:本前瞻性队列研究纳入了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20)中5,290名年龄≥45岁的成年人,且基线时均无心血管疾病。研究评估了4种CTI相关复合指数:CTI-体重指数(CTI-BMI)、CTI-体圆指数(CTI-BRI)、CTI-腰高比(CTI-WHtR)和CTI-体重校正腰围指数(CTI-WWI)。研究采用Kaplan–Meier分析、Cox回归、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时间依赖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C一致性指数(C-index)分析、净重分类改善(NRI)、综合判别改善(IDI)及敏感性分析,评估其与新发心血管疾病的关联及预测表现。
结果:随访期间,共有1,340名参与者发生CVD,占研究总体的25.33%。Kaplan–Meier分析显示,4种指数的三分位组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在对人口学特征、生活方式因素、临床病史、实验室指标及高血压状态进行校正后,4种指数均仍与新发CVD呈正相关。与最低三分位组相比,最高三分位组的CVD风险显著升高,风险比(HR)范围为1.37–1.58。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显示,所有指数均存在统计学显著的非线性关联,而探索性的两段式Cox模型未能建立明确的临床阈值。在4年随访时点,CTI-WHtR显示出最高的曲线下面积(AUC)值,为0.564。在基线模型中加入CTI-WHtR后,4年AUC由0.596提高至0.608,NRI为0.053,IDI为0.005。敏感性分析结果一致。
结论:基于CTI的复合脂肪性指数与新发CVD独立相关,其中CTI-WHtR在单独应用时显示出数值上最高的4年AUC。然而,其相对于基线模型的增量预测改善幅度有限,这提示CTI-WHtR更适合作为补充性风险标志物,而非独立的预测工具。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Nutrition》,围绕中国中老年人群心血管疾病(CVD)一级预防中的风险识别问题展开。研究背景在于,当前临床常用的CVD风险评估工具主要建立于年龄、性别、血压、血脂和吸烟等传统危险因素之上,虽具有重要应用价值,但对炎症、糖脂代谢紊乱、胰岛素抵抗及脂肪堆积分布之间相互作用的刻画仍不充分。研究人员指出,动脉粥样硬化及CVD发生并非单一通路驱动,而是慢性低度炎症、代谢异常和肥胖,尤其中心性肥胖,共同参与的复杂病理生理过程。C反应蛋白-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CTI)可反映代谢性炎症状态,但其本身不能直接表征肥胖维度,因此,将CTI与不同体脂或体型指标组合,可能更全面地反映“炎症-代谢-肥胖”协同致病特征。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研究人员开展了本项全国性前瞻性队列研究,以评估4类CTI相关复合脂肪性指数与新发CVD风险的关系,并比较其预测性能及增量价值。
研究人员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1—2020年5轮调查数据,纳入5,290名基线无CVD、年龄≥45岁的中国成年人,构建了CTI-BMI、CTI-BRI、CTI-WHtR和CTI-WWI四种复合指数。结果显示,这4项复合指标均与新发CVD独立正相关;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提示其与CVD风险之间存在显著非线性关联,但两段式Cox模型未支持明确阈值的临床界定。在各指标中,CTI-WHtR的4年AUC数值最高,但其加入基础模型后仅带来幅度较小的判别力和重分类改善。因此,论文的核心结论是:CTI相关复合脂肪性指数,尤其CTI-WHtR,可作为CVD风险分层的补充标志物,但不宜视为独立筛查或预测工具。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流行病学角度支持了炎症、代谢异常和脂肪分布协同促进心血管病发生的观点,并为中老年人群CVD风险分层提供了更具整合性的候选指标。
从技术方法看,研究采用全国代表性前瞻性队列CHARLS作为样本来源,依据基线生化与体格测量数据计算CTI及4种复合脂肪性指数;以随访期间首次报告的医师诊断心脏病或卒中定义新发CVD。统计分析主要包括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比较三分位组累积风险,采用多变量Cox比例风险模型评估关联强度,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RCS)探索剂量-反应非线性关系,以时间依赖ROC、C-index、NRI和IDI评价预测效能与增量价值,并辅以多项敏感性分析检验稳健性。
在“Participant baseline characteristics”部分,研究人员首先描述了研究对象基线特征。最终纳入5,290人,随访期间1,340人发生新发CVD,累计发病率为25.33%。与未发生CVD者相比,发生CVD者年龄更大,BMI更高,吸烟状态、饮酒状态、肝病史及降压、降脂、降糖药物使用情况存在差异;在实验室和人体测量指标方面,HbA1c、FBG、CTI、BRI、WWI及4种CTI相关复合指数水平均更高。研究还比较了纳入与排除对象的基线差异,发现尽管部分变量存在统计学差异,但多数标准化均数差较小,提示基线失衡幅度有限。
在“Cumulative CVD risk across tertiles of CTI-related composite indices”部分,Kaplan–Meier分析显示,4种CTI相关复合指数按三分位分组后,累积危险曲线均出现清晰分离。最高三分位组(T3)始终表现出最高累积CVD风险,最低三分位组(T1)风险最低,4项指标组间log-rank检验均有统计学意义。这一结果从生存分析角度表明,较高的CTI相关复合脂肪性负担与较高的后续CVD发生概率一致相关。
在“Multivariable associations between CTI-related composite indices and incident CVD”部分,研究人员通过多变量Cox回归分析进一步量化关联强度。在额外校正高血压状态后的Model 4中,4项复合指标作为标准化连续变量时均与新发CVD呈正相关:每增加1个标准差,CTI-BMI、CTI-BRI、CTI-WHtR和CTI-WWI对应的HR分别为1.19、1.15、1.15和1.08。按三分位分组分析时,与T1相比,T3组HR分别为1.58、1.48、1.47和1.37,且趋势检验均显著。模型诊断显示无明显多重共线性,比例风险假设未被违反。这说明上述关联具有较好的统计稳健性。
在“Component-specific analyses of CTI and anthropometric indicators”部分,研究进一步将CTI与各人体测量指标分别同时纳入模型,以辨别复合指标的效应是否主要由单一成分驱动。结果显示,在CTI+BMI、CTI+BRI和CTI+WHtR模型中,CTI及相应人体测量指标在相互校正后均仍与新发CVD显著相关;而在CTI+WWI模型中,CTI保持显著,WWI则不再显著。该结果提示,CTI-BMI、CTI-BRI和CTI-WHtR所捕捉的信息并非单纯来自代谢性炎症或脂肪堆积任一方面,而更可能反映二者重叠的风险域;相较之下,WWI在与CTI共同建模时的独立性较弱。
在“Nonlinear dose–response associations and exploratory turning points”部分,研究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评估剂量-反应关系。结果表明,4种复合指数与新发CVD的总体关联均有统计学意义,且非线性检验亦均显著,提示风险增加并非严格线性。图示中识别出的参考点分别为CTI-BMI 107.36、CTI-BRI 18.61、CTI-WHtR 2.481和CTI-WWI 51.65。进一步的探索性两段式Cox分析发现,CTI-BRI和CTI-WHtR在参考点以上表现出正向关联,但两段式模型相较单直线模型并未显著改善拟合。因此,这些数值只能视为探索性拐点,而不能作为确定性临床阈值。
在“Standalone predictive performance of CTI-related indices”部分,研究比较了各指标对新发CVD的单独预测能力。以4年随访时点为主,CTI-BMI、CTI-BRI、CTI-WHtR、CTI-WWI和CTI单独预测的AUC分别为0.557、0.560、0.564、0.561和0.558。CTI-WHtR在数值上最高,但总体AUC均不高,说明这些单项指标虽与结局相关,却不足以单独承担高性能预测工具的角色。
在“Incremental predictive value and comparison with separate-component models”部分,研究重点评估了CTI-WHtR在基础协变量模型之上的增量价值。加入CTI-WHtR后,4年AUC由0.596升至0.608,绝对增幅为0.012;NRI为0.053,IDI为0.005,均具有统计学意义。这表明CTI-WHtR可在传统风险因子基础上提供一定补充信息,但改善幅度较小。进一步比较显示,采用乘积形式的复合评分模型,与将CTI及相应人体测量指标作为独立变量同时纳入的模型,在4年AUC和Harrell C-index方面几乎相同。这意味着复合指标的优势更多体现在简化表达和便于使用,而非明显优于分项建模的预测性能。
在“Sensitivity analyses”部分,研究人员通过多种敏感性分析验证结论稳健性。在进一步调整降脂、降压或降糖药物使用后,CTI-WHtR与新发CVD的关联依然存在;排除癌症患者或肝病患者后结果基本不变;在更精简的临床危险因素模型中,4种复合指标与CVD的正相关关系也均得以保留。这些结果说明主分析发现不太可能完全由特定共变量设定或特殊亚组所驱动。
讨论部分总结认为,4种CTI相关复合脂肪性指数均与中老年中国成年人新发CVD独立相关,其中CTI-WHtR在所评估指标中具有最高的单独4年AUC,但其增量预测收益有限。研究从病理生理层面解释称,CTI反映持续低度炎症与胰岛素抵抗的叠加状态,而肥胖尤其中心性肥胖通过脂肪组织的内分泌-免疫功能进一步放大炎症与代谢紊乱,因此二者组合有助于更完整地表征动脉粥样硬化相关风险。研究还强调,中心性肥胖指标如BRI和WHtR较BMI更能体现腹部脂肪分布,这可能是CTI-WHtR表现相对较好的原因之一。但作者同时指出,复合指标采用乘积形式仅是一种务实、可重复的方法,并非唯一或最终最优加权方式;未来仍需比较加和模型、主成分分析或加权评分等其他整合策略,并在独立队列中验证校准度、临床实用性和成本效益。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总之,CTI相关复合脂肪性指数,尤其是CTI-WHtR,与中国中老年成年人新发心血管疾病独立相关。CTI-WHtR在基础风险模型之上提供了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幅度有限的增量预测信息。这些发现提示,CTI-WHtR可作为心血管疾病风险分层的潜在补充性标志物,但不应被视为独立筛查工具。仍需进一步研究以验证其临床应用价值、最佳截断值、校准表现及成本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