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全国研究:癌症患者及幸存者发生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 FT)的社会人口学影响因素——"第二次癌症患者体验调查"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Sociodemographic Factors related to Financial Toxicity among Cancer Patients and Survivors:“The Second Cancer Patient Experience Survey” — A Nationwide Study in Japa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05日 来源: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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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 FT)指因癌症治疗费用负担导致治疗中断风险增加及日常生活焦虑的现象,但在通用健康保险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体系下,尚不清楚哪些患者群体更易经历FT。因此,研究

  
目的: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 FT)指因癌症治疗费用负担导致治疗中断风险增加及日常生活焦虑的现象,但在通用健康保险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体系下,尚不清楚哪些患者群体更易经历FT。因此,研究人员旨在探讨日本成年癌症患者中与FT相关的社会人口学及心理学因素。方法:研究人员分析了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2018年开展的自我 administered questionnaire——患者体验调查(Patient Experience Survey)的应答数据,结局指标对齐日本第4期癌症控制推进基本计划。采用改良泊松回归模型(modified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分析患者社会人口学特征与FT的关联,估算患病率比(prevalence ratio, PR),并按性别进行亚组分析。结果:在收回的6766份应答中,约30%的患者报告存在FT。FT被分为"影响日常生活的FT(FTLife)"、"影响接受治疗行为的FT(FTTx)"及"导致治疗变更或中止的FT(FTDisTx)"。在所有FT类别中,较年轻年龄(<40岁 vs. ≥65岁;男性:PR=2.26 [95% CI, 0.98–5.23];女性:PR=1.79 [95% CI, 1.01–3.17]),以及无人可倾诉者(vs. 有人可倾诉;男性:PR=2.04 [95% CI, 1.05–3.94];女性:PR=2.07 [95% CI, 1.09–3.93])均与FT持续显著相关。结论:结果识别出因癌症治疗需经济援助的群体,包括年轻患者、就业不稳定者及人际支持有限者。强化社会支持系统对帮助患者承担治疗费用并维持日常生活至关重要。
论文解读:日本癌症患者经济毒性(FT)的社会人口学影响因素全国调查研究
该研究发表于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随着全球癌症患者及幸存者增多,尤其是50岁以下早发性癌(early-onset cancer)发病率上升,各国日益重视带癌生存的政策支持。癌症治疗所致的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 FT)——即医疗费用及工作机会丧失带来的不良经济影响——已被证实降低患者生活质量、增加死亡率,甚至在实行通用健康保险覆盖(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UHC)的国家仍普遍存在。日本虽设有高额疗养费制度(High Cost Medical Expense Benefit System)及公助制度,但计划自2025年起上调高额疗养费上限,可能加重在职患者负担。然而目前少有研究在UHC背景下全面考察不同年龄层癌症患者FT的危险因素,因此研究人员基于日本全国癌症患者体验调查数据,明确FT与社会人口学及心理社会因素的关联,以识别日本UHC体系中FT的高危人群。
主要研究方法:
本研究为观察性横断面研究,数据来源于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2018年开展的第二次癌症患者体验调查(Patient Experience Survey),纳入2016年确诊并于指定癌症诊疗医院(hospital-based cancer registries, HBCRs)开始初始治疗的成年恶性肿瘤患者,采用二阶随机抽样确保全国代表性,最终有效样本6766例(男3519例,中位年龄69岁;女3247例,中位年龄64岁)。FT通过11项患者自报的应对医疗费用行为条目评估,分为无FT、影响日常生活(FTLife)、影响治疗接受行为(FTTx)及导致治疗变更或中止(FTDisTx)。解释变量含性别、年龄、癌种、治疗类型与状态、确诊时就业状态、因病请假或离职、确诊至治疗开始前是否有可倾诉对象、是否被疏远或感知癌症歧视。采用加权分析校正抽样概率及无应答偏倚,使用改良泊松回归(modified Poisson regression)估算各FT类别的患病率比(prevalence ratio, P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按性别分层分析,非应答以多重插补处理,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阈值排除多重共线性,遵循STROBE报告规范。
研究结果
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 男性1020例(29.0%)、女性1058例(32.6%)报告存在FT(即至少一项应对行为阳性)。FT各亚型(FTLife、FTTx、FTDisTx)的人口学分布详见补充材料。
多变量分析结果(Multivariate analysis results): 男性整体"有FT"的PR升高见于结肠癌与肺癌、恶性淋巴瘤/白血病(malignant lymphoma/leukemia)、治疗中、化疗或放疗、<40岁、因病请假或离职(自雇者离职PR=2.68 [95% CI, 1.74–4.13]最高)、无人可倾诉、感到被疏远及感知偏见;兼职者在继续工作者中PR亦升高(PR=1.60 [95% CI, 1.02–2.51])。所有FT类别共同高危因素为<39岁及无人可倾诉。女性整体"有FT"的PR升高见于宫颈/宫体及卵巢癌、恶性淋巴瘤/白血病、治疗中、化疗或放疗、<40岁、无薪假或离职、无人可倾诉、感到被疏远及感知偏见;所有FT类别共同高危因素同样为<39岁及无人可倾诉。
讨论(Discussion)总结: 约30%患者经历FT,年轻(尤其<39岁青少年与年轻成人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AYA人群)、正接受治疗、就业不稳定(兼职、自雇离职)、无人倾诉或感疏远/歧视者FT风险更高。AYA患者收入资产低、住房育儿等未来支出大、生育力保存需自付部分费用且较少享有老幼专项补助,经济脆弱性突出。治疗中因费用削减必要开支或治疗本身反映FT的行为应对。无人可倾诉限制信息获取与援助申请、加重情绪困扰、削弱共同决策,提升FT风险;被疏远与偏见亦关联FT,或与FT致关系满意度降及抑郁风险升有关,但因横断面设计无法定因果。研究局限含缺家庭收入/财富/同居状况致残差混杂、FT为行为代理指标非验证量表可能存在错分、缺临床分期及详细治疗花费、部分兼职者含被扶养配偶可能低估独立打工者FT、横断面探索性多重比较或致假阳性,但已知危险因素(年轻、治疗中、因病离职)与既往一致支持结果可靠性。即便在UHC下仍需针对高危人群提供医疗及社区咨询、营造不断业职场环境,研究结果为高额疗养费制度修改之政策讨论提供证据。
结论(Conclusion)翻译: 本研究强调日本成年癌症患者FT负担,尤以年轻患者、治疗中者、就业不稳定者及人际支持有限者为甚。减轻FT需针对性干预,包括完善医疗及社区咨询服务,推行兼顾治疗与就业的职场举措。此外,本研究为拟议的高额疗养费制度修订——可能增加在职及治疗中患者(本研识别的FT高危群体)之负担——提供了关键循证依据,倡导加强对癌症患者及幸存者的理解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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