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Communication》:Sweet Relief or Risky Substitute? Applying Secondary Risk Theory to Sugar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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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量糖分摄入(excessive sugar consumption)被公认为严重的健康风险,与肥胖(obesity)、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及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密切相关。糖替代品(sug
过量糖分摄入(excessive sugar consumption)被公认为严重的健康风险,与肥胖(obesity)、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及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密切相关。糖替代品(sugar substitutes)常被推广为更健康的选择,但其自身亦伴随潜在风险,这为消费者创造了复杂的决策情境。本研究应用次级风险理论(Secondary Risk Theory, SRT)考察个体如何同时评估糖分消费的初级风险与糖替代品的次级风险,并据此决定是否选用糖替代品。研究采用被试间实验设计(between-subjects experimental design),操纵了糖分相关风险的严重性(severity)与易感性(susceptibility)信息,检验其对暴露后响应效能(response efficacy)及糖替代品使用意向的影响。结果表明,严重性与易感性交互作用塑造了暴露后的响应效能,凸显了响应效能在次级风险评估中的核心作用。尽管严重性操纵对使用意向产生直接正向效应,易感性操纵却未产生类似效果,提示当某一风险维度更为显著时,参与者会弱化另一维度的感知。此外,暴露前响应效能与次级风险易感性呈负相关,后者进而降低暴露后的行为意向,揭示了一条中介路径。信息相关性(information relevance)亦中介了次级风险评估与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这些发现拓展了SRT的理论框架,证明响应效能与信息相关性如何影响日常健康风险权衡决策。
本研究聚焦糖消费与糖替代品这一日常健康决策情境,将次级风险理论(Secondary Risk Theory, SRT)应用于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旨在探讨个体如何在初级风险与次级风险之间进行复杂权衡,并揭示影响其行为意向的心理机制。该论文发表于《Health Communication》期刊。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方面,美国人均每日添加糖摄入量约为17茶匙,超过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推荐日摄入量的2至3倍。过量糖消费与肥胖、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T2DM)及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密切相关。纵向研究显示,添加糖供能比达17%至21%的人群,其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较供能比8%者高出38%。在孕妇群体中,高糖饮食与后代代谢及精神障碍显著相关。尽管糖替代品包括人工甜味剂(如阿斯巴甜aspartame、三氯蔗糖sucralose)、糖醇类(如木糖醇xylitol、赤藓糖醇erythritol)及植物来源选项(如甜菊糖stevia、罗汉果monk fruit)被广泛推广,其作为减糖解决方案的有效性仍存争议,且可能引入心血管问题、脑卒中(stroke)及胃肠健康损害等额外风险。传统风险理论如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和扩展并行处理模型(Extended Parallel Process Model, EPPM)在推荐行为本身附带额外风险时,难以充分解释个体的决策过程。次级风险理论由此提出,用以区分初级风险评估、效能评估与次级风险评估,但其应用范围此前主要限于疫苗接种、太阳地球工程等情境。本研究选择糖消费这一低风险、 daily-life情境检验SRT的解释力,并考察信息相关性作为中介机制的作用,以弥补理论发展空白。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方面,研究人员于2023年5月通过Connect by CloudResearch平台招募了性别平衡的美国成人样本(男性n=333,女性n=333),经注意力检测剔除7人后,最终样本量为659人。研究采用2(次级风险严重性:高/低)×2(次级风险易感性:高/低)的被试间实验设计。实验流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向所有参与者呈现关于过量糖摄入风险及糖替代品作为潜在解决方案的信息,测量其初级威胁评估、效能评估及暴露前使用意向;随后将参与者随机分配至四个实验条件之一,接受不同严重性与易感性水平组合的糖替代品风险信息;最后测量次级风险评估、暴露后使用意向、暴露后响应效能及信息相关性。数据分析采用SPSS 29.0进行方差分析、层次线性回归、配对样本t检验及相关分析,并通过PROCESS Model 4检验中介效应,同时控制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收入及政治意识形态等人口学变量。
研究结果呈现如下。在操纵检验部分,方差分析证实次级风险严重性操纵(F(3, 654)=79.38, p<.001)与易感性操纵(F(3, 654)=30.43, p<.001)均成功有效,且两者交互影响暴露后响应效能(F(1, 654)=5.73, p=.02)。
关于初级风险与效能评估对暴露前使用意向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初级风险易感性对暴露前糖替代品使用意向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08, p非常关键=.04),但初级风险严重性无显著效应(b=.14, p=.06),假设1部分获得支持。在效能评估方面,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未能显著预测暴露前使用意向(b=.15, p=.06),而响应效能(response efficacy)则具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b=.87, p<.001),假设2部分获得支持。该模型解释了暴露前行为意向38%的变异量,且保守派政治倾向者表现出更高的糖替代品使用意向(b=.08, p=.01)。
关于次级风险严重性与易感性对暴露后使用意向的影响,层次回归分析表明,次级风险严重性(b=?.42, p<.001)与次级风险易感性(b=?.54, p<.001)均与暴露后使用意向呈显著负相关,假设3获得支持。信息相关性亦为显著预测因素(b=.44, p<.001)。白人(b=.34, p=.008)及政治保守者(b=.07, p=.02)在暴露后表现出更高的使用意向。两个模型分别解释了约45%的暴露后行为意向变异。
关于响应效能变化的研究显示,配对样本t检验发现暴露后响应效能(M=5.03, SD=1.24)显著低于暴露前响应效能(M=5.37, SD=1.10),t(658)=8.23, p<.001,假设4a获得支持。相关分析显示暴露后响应效能与暴露后行为意向呈显著正相关(r=.61, p<.001),假设4b获得支持。
关于信息相关性的中介作用检验,PROCESS分析表明,信息相关性显著中介次级风险严重性对暴露后行为意向的影响(间接效应:b=0.046, Boot SE=.019, 95% Bootstrap置信区间[.010, .086]),亦中介次级风险易感性的效应(b=0.049, Boot SE=.022, 95% Bootstrap置信区间[.007, .093])。即当参与者认为糖替代品风险更为严重且自身更易受影响时,若同时将糖消费风险视为高度相关,则会降低其使用糖替代品的意向,假设5获得支持。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首先理论贡献层面指出,本研究将SRT拓展至糖消费这一日常低风险决策情境,弥补了既往研究集中于高威胁情境(如疫苗接种、传染病控制)的局限。研究发现严重性与易感性交互影响暴露后响应效能,揭示了次级风险评估通过重塑效能感知进而抑制行为意向的作用路径,这一发现为SRT的响应效能维度提供了新的理论拓展。研究人员特别注意到严重性操纵单独影响行为意向而易感性未产生主效应的现象,援引El-Toukhy关于风险严重性与易感性关系的理论解释:当风险严重性(如HIV)与易感性(如流感)均被强调时,个体可能通过心理计算策略下调其中某一维度以维持认知平衡,本研究中糖替代品风险可能被视为相对罕见,导致易感性信息被弱化处理。
在关键发现方面,研究确认了初级风险易感性及响应效能对暴露前使用意向的促进作用,同时验证了次级风险严重性与易感性对暴露后使用意向的抑制作用。事后分析揭示了一个重要发现:暴露前高响应效能通过降低次级风险易感性间接提升暴露后行为意向,即初始相信糖替代品有效性的个体,在接触风险信息后更可能否认自身易感性,从而维持较高的使用意向,这与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的解释一致。
信息相关性的中介作用发现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研究结果表明,当糖消费信息被视为与个人高度相关时,个体更可能进行系统加工而非启发式加工,从而将次级风险信息整合入决策框架。这一发现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及启发式-系统模型(Heuristic-Systematic Model, HSM)的理论预期相符,同时也为Zhao和Peterson关于吸烟风险沟通的研究提供了跨情境验证。
研究结论部分,研究人员总结指出,本研究通过实验方法明确了初级风险信息、次级风险信息及信息相关性在糖替代品决策中的整合作用机制。结果证实,次级风险信息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尤其在高信息相关性群体中,单纯的风险警示可能降低而非提升保护性行为意向。研究建议健康传播实践应整合安全性使用指导,针对高动机个体采用定制化信息策略,在透明告知风险的同时强化替代方案效能信心,而非依赖泛化的风险警告。研究局限性包括单条信息刺激的效度约束、信息相关性概念多维度的测量模糊性、替代行为选项的未穷尽,以及在线实验注意力控制的固有限制。尽管如此,本研究通过分离呈现初级与次级风险信息,增强了实验内部效度,并为SRT在日常健康决策情境中的理论适用性提供了实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