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Study-related difficulties and changes in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plans among adolescents in Türkiye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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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大流行是理解年轻人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建构、修正并协商其未来志向的关键时刻。本文考察COVID-19大流行如何重塑土耳其13–17岁青少年的教育与职业预期。研究人员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土耳其儿童调查微观数据集(Turkish Child Surv
COVID-19大流行是理解年轻人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建构、修正并协商其未来志向的关键时刻。本文考察COVID-19大流行如何重塑土耳其13–17岁青少年的教育与职业预期。研究人员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土耳其儿童调查微观数据集(Turkish Child Survey Micro Data Set,2022),探讨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变量:教育与职业规划的变化,以及在学校停课期间经历学习相关困难。研究采用双变量Probit模型(bivariate probit model)对这两个结果进行联合分析。实证结果显示,经历学习困难与青少年调整教育和职业预期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社会经济因素与父母因素显著塑造了这些经历。较高的家庭收入和较高的父亲受教育水平会降低学习相关挑战发生的可能性。较好的健康状况和较高的幸福感水平会降低这两类结果同时出现的可能性。因此,研究得出结论:在外生冲击(exogeneous shocks)时期,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外,心理脆弱性同样在塑造年轻人的教育与职业规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该研究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聚焦COVID-19大流行期间土耳其青少年教育与职业预期的变动机制。研究背景在于,疫情不仅造成学校关闭、数字资源获取受限和学习环境恶化,还可能通过心理压力、主观幸福感下降与健康感知恶化,进一步影响青少年对未来教育和职业路径的判断。既有研究较多关注成年青年、学业成绩或家庭层面的不平等,却较少同时考察青少年主观体验、学习困难与未来规划调整之间的联动关系。尤其在土耳其这一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背景下,缺乏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证据来揭示疫情如何影响13–17岁在校青少年的教育与职业期待。因此,开展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在于识别疫情冲击下机会不平等的具体表现,并揭示家庭社会经济条件与青少年心理脆弱性如何共同塑造其未来志向。
研究人员基于土耳其统计局(TURKSTAT)发布的2022年土耳其儿童调查(Turkish Child Survey,TCS)微观数据,构建了3754名13–17岁在校青少年的分析样本,系统考察两项核心结果:其一,青少年是否因COVID-19而改变教育与职业规划;其二,青少年在停课期间是否经历至少一种持续性的学习相关困难。研究结论表明,这两类结果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即学习困难越明显,教育与职业规划发生调整的概率越高。与此同时,家庭收入、父亲受教育程度、青少年自评健康状况与幸福感水平是重要关联因素。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说明,疫情不仅是短期教育中断事件,也是可能改变青少年生命历程预期的重要转折点;政策制定不能仅停留于物质资源补偿,还应将心理健康支持、福祉促进和性别脆弱性纳入教育恢复战略。
在方法上,研究主要使用土耳其儿童调查2022年全国代表性微观数据,将家庭模块、个体模块和13–17岁青少年自答模块进行匹配,最终限定为仍在正规教育体系中的3754名青少年样本。结果变量包括“是否改变教育与职业规划”和“是否经历至少一种学习困难”。学习困难涵盖数字设备获取、互联网接入、安静学习空间、家庭责任干扰、学习动机不足和作业理解困难。研究以双变量Probit模型(bivariate probit model)联合估计两个二元结果,并采用Wald检验评估两方程误差项相关系数ρ的显著性,同时控制家庭收入、家庭规模、女性户主、父母教育、学业表现、自评健康和幸福感等变量。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通过“5.1 Descriptive statistics”指出,描述性统计显示,女性青少年更可能报告教育与职业规划变化,也更可能报告学习相关困难。家庭规模较大的青少年更容易在疫情期间遭遇学习困难,而家庭收入较低、父母尤其是父亲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其子女更易经历不利结果。与此同时,改变规划或经历困难的青少年在数学、科学等课程中的自评表现更差,较差的健康状况和较低的幸福感在这些群体中也更常见。该部分说明,疫情中的不利后果在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更突出,但心理状态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关联维度。
在“5.2 Bivariate probit regression results”部分,研究进一步通过双变量Probit回归证实,疫情期间学习困难与教育、职业规划变化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Wald检验支持两个结果变量应联合建模而非分开估计。相关系数ρ在不同设定下约为14.1%–17.0%,说明即使在控制家庭和个体特征后,两种不利结果仍共享未观测影响因素。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女性更可能同时报告学习困难和规划变化。家庭收入上升会显著降低学习困难发生的概率,但与规划变化的关联在纳入健康和幸福感后不再显著。父亲受教育程度越高,青少年遭遇学习困难的概率越低,但其对子女是否改变教育与职业规划并无稳定显著影响。该部分据此指出,COVID-19如同其他外生冲击一样,加剧了机会不平等。
该部分还显示,幸福感较低和健康状况较差的青少年,更可能报告在疫情期间遭遇学习困难,也更可能表示自身教育与职业规划发生改变。数学成绩较差的青少年同样更容易出现这两类结果。研究据此强调,青少年在疫情中的主观福祉与学业自我感知,并非边缘性因素,而是理解其未来规划调整的重要线索。这意味着疫情影响并不只是通过家庭资源不足来发挥作用,也可能经由心理脆弱性、学习挫败感和健康感知而作用于青少年的未来判断。
在“Table 5”所报告的联合边际效应结果中,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两种结果同时发生的联合概率,即Pr(改变教育与职业规划=1,疫情期间存在学习困难=1)。结果显示,家庭收入提高会使两类不利结果共同出现的概率下降约3%–3.6%;较差的健康状况会使联合概率上升约3.2%;更值得关注的是,较低幸福感会使联合概率上升约5%。这一效应相对更大,说明主观幸福感是疫情期间联合脆弱性的重要关联因素。研究同时谨慎指出,由于健康和幸福感变量与结果变量为同期测量,因此这些结果应解释为相关关系,而非严格因果效应。
在“5.3 Robustness checks”部分,研究通过稳健性检验扩展了“学习困难”的定义,将“每天”或“每周一到两次”经历困难的青少年均界定为存在学习困难,以检验主要结论是否依赖于二元变量阈值设定。结果表明,主要发现保持稳定:家庭收入与两种不利结果联合发生概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在方向、数量级和显著性上均较稳健;较差健康状况和较低幸福感的边际效应在替代定义下甚至更大。该部分说明,研究结论并非由学习困难指标的特定划分方式所驱动,而具有较强稳健性。
论文讨论与结论部分强调,该研究是首篇利用土耳其全国代表性微观数据系统分析COVID-19封控与13–17岁青少年教育和职业预期关系的研究。研究总体上与国际文献一致,即疫情并非凭空制造全新的不平等,而是放大了既有教育与福祉差异。特别是幸福感较低、健康较差的青少年更可能同时遭遇学习困难并调整未来规划,女性青少年也表现出更高脆弱性。学习困难与未来规划变化之间的强正相关提示,疫情后果并不限于即时学习环境恶化,还会延伸至青少年对未来教育与职业道路的重新评估。
研究的讨论进一步指出,面向青年群体的危机应对政策不能仅局限于技术设备供给或缩小物质差距。尽管数字资源可及性和家庭社会经济条件仍然重要,但青少年的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和自评健康状况在塑造其学习体验及未来抱负方面同样居于核心地位。若恢复政策仅关注物质层面,便可能忽视青少年如何在危机中实际感知并解释自身处境这一主观维度。基于此,研究支持在学校体系中整合心理健康支持、咨询服务和面向福祉的干预项目,尤其要关注弱势背景青少年,以防止教育与职业轨迹出现长期“伤痕效应”(scarring effects,指危机经历造成的持久负面影响)。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首次利用丰富的全国代表性微观数据,并同时控制家庭层面与青少年层面因素,考察了土耳其13–17岁青少年在COVID-19封控期间教育与职业预期的变化。研究发现总体上与国际新近文献一致,即疫情放大了教育与福祉领域既有的不平等,而非创造出全新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幸福感较低或健康状况较差的青少年,更可能既改变教育与职业规划,又经历学习相关困难。女性青少年也更可能报告这两类结果。另一个重要结论是,经历学习相关困难与修正未来规划之间存在强烈正相关,这说明疫情影响超出了即时学习条件本身,并进一步作用于青少年面向未来的预期。总体而言,本研究表明,COVID-19大流行不应仅被理解为对教育的暂时性干扰,也应被视为可能改变青少年生命历程的重要转折点。未来研究应进一步考察这些预期变化是否会持续,以及其如何转化为长期教育结果和劳动力市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