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men's Reproductive Health》:“Can I Be a Zombie for Another Two Years?”: A Mixed Methods Study Investigating the Fertility Decisions of Australian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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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1049名澳大利亚父母为样本,回应了一项在线调查,该调查询问了子女价值观(Value of Children, VOC)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与是否生育更多孩子决策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已决定停
本研究以1049名澳大利亚父母为样本,回应了一项在线调查,该调查询问了子女价值观(Value of Children, VOC)和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与是否生育更多孩子决策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已决定停止生育的参与者报告了较不积极的子女价值观。未决定的参与者,尤其是较年轻和单身者,在其生育决策中经历了更大的主观规范影响。对开放式问题的内容分析识别出超出单纯经济因素的生育决策影响编码。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
全球总生育率自1950年的每名妇女4.8个孩子下降至2021年的2.2,预计本世纪末将降至1.6,这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高收入国家尤为显著(澳大利亚当前生育率为1.5,低于更替水平2.1)。持续低生育率的代际影响虽未立即显现,但政府传统应对措施——通过经济激励(如婴儿奖金、带薪育儿假)鼓励生育——已被证明效果有限。已有研究指出“生育差距”,即人们实际生育数低于理想子女数,但理想子女数并非固定,且父母在育儿经历后会重新评估生育意愿。此外,宏观理论如第二次人口转变(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DT)仅关注结构性因素,未能解释个体与家庭层面如何塑造生育决策。为弥补这一不足,本研究旨在理解澳大利亚父母决定是否停止生育的具体过程,并采用计划行为理论(TPB)和子女价值观(VOC)两大微观理论框架,采用混合方法获取更全面的视角。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通过对1049名澳大利亚父母(样本通过社交媒体付费广告招募,平均为异性恋、已婚、非原住民、大学学历女性)进行在线调查,收集了TPB(态度与主观规范分量表)和VOC量表数据,并设置开放式问题,最终得出以下结论:(1)已决定停止生育的参与者VOC得分更低;(2)未决定生育的参与者受主观规范影响更大,尤其是年轻和单身者;(3)质性分析揭示经济因素之外,妊娠创伤、育儿压力、支持系统缺乏等深刻影响决策。该研究的意义在于首次在澳大利亚本土系统运用VOC和TPB测量,挑战了政府仅关注经济激励的思路,强调需关注父母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服务可及性及伴侣支持。论文发表在《Women's Reproductive Health》。
**关键技术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网络调查(SurveyMonkey平台),通过“澳大利亚家庭多样性”Twitter和Facebook账户发布付费广告招募参与者。纳入标准:居住澳大利亚、≥18岁、至少有一个孩子。样本量基于澳大利亚有子女家庭人口(340万)设定最小385份,实际回收1049份有效问卷。量化工具包括:VOC量表(21项,Likert 5级,α=0.94)和TPB态度与主观规范子量表(各6项,10级Likert,α=0.94和0.91)。数据分析使用SPSS 26.0进行t检验、方差分析(ANOVA)及事后检验;质性数据采用Hsieh和Shannon(2005)的常规内容分析法,由第一作者反复读取、编码并分类,经第二作者审核。
**研究结果**
**量化分析**:
- 已决定停止生育者VOC得分(M=3.40, SD=0.54)显著低于未决定者(M=3.64, SD=0.58)(t=5.373, p=0.04)。
- 家庭收入对VOC有显著影响(F(4,913)=2.934, p=0.02),未决定者中收入越高,VOC越积极。
- 未决定者主观规范得分(M=7.61, SD=0.58)显著高于已决定者(M=6.26, SD=0.64)(t=15.297, p=0.001)。
- 关系状态预测主观规范:未决定的单身者(M=7.76, SD=0.73)比未决定的有伴侣者(M=6.60, SD=0.56)受主观规范影响更大(t=1.931, p=0.009)。
**质性分析**:
- *未决定者*(334人回答)提到四大因素:金钱(近三分之一提及,担忧未来机会与成本)、服务提供与可及性(孕期医疗不足、农村设施匮乏)、现有子女需求(难养育、睡眠剥夺)以及对家庭动态的影响(公平分配注意力)。
- *已决定者*(627人回答)最突出的五个因素:照料与外部支持不足(伴侣不参与、移民后亲属支持缺失)、妊娠与分娩创伤(如重度妊娠剧吐、子宫破裂、产后出血)、感觉“够了”(达到理想子女数或内心开关关闭)、产后精神疾病(产后抑郁、焦虑、愤怒)以及年龄(生理与社会时钟)。
**讨论总结与结论翻译**
讨论指出,量化结果验证了VOC与主观规范的差异,而未决定者中低收入与低VOC相关,暗示财务安全感影响情感收益感知。主观规范对年轻、单身者影响更大,与SDT强调的个人主义形成对比——实际上规范压力仍塑造决策。质性发现揭示了政府激励失效的根源:仅关注经济障碍而忽略妊娠创伤、产后精神疾病、服务可及性等生命体验。从女性主义视角看,样本中女性占绝大多数,反映男性在生育决策中参与不足,需支持男性共同承担责任。研究局限包括性别失衡(仅限女性样本)、未考虑卵子冷冻等延迟因素,以及社交媒体的选择偏倚。
**研究结论翻译**:对于澳大利亚父母而言,决定是否再生一个孩子是复杂的。本混合方法研究的质性部分使澳大利亚父母得以表达自身经历和塑造其生育决策的情境,研究发现超越了经济障碍,考虑了过往生育和养育经历如何影响未来生育意愿。本研究是近年来首批在澳大利亚背景下应用子女价值观(VOC)和计划行为理论(TPB)的研究之一,并发现这些测量对未决定是否再生孩子的群体最为适用。但仍需注意研究的局限性,包括未在伴侣关系背景下进行,以及男女性别分布不均。这并非首个探究人们为何选择减少生育的研究。尽管近几十年来围绕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政府距离解决所谓的“生育危机”仍毫无进展。本研究的目的并非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而是强调生育决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此过程中,研究人员着重指出了政府可以投资的其他领域,包括对澳大利亚父母,尤其是承受生育和养育孩子长期身心影响的母亲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