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Sustainability》:Human health effects of amine-based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in the US electricity 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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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后碳捕集与封存(CCS)能够减少燃煤和天然气联合循环(NGCC)电厂的CO2排放。集成CCS也会影响其他空气污染物的排放。烟气必须进行预处理,以避免污染物与溶剂之间发生不良反应,而胺基溶剂可能发生降解,导致NH3
燃烧后碳捕集与封存(CCS)能够减少燃煤和天然气联合循环(NGCC)电厂的CO2排放。集成CCS也会影响其他空气污染物的排放。烟气必须进行预处理,以避免污染物与溶剂之间发生不良反应,而胺基溶剂可能发生降解,导致NH3排放。在此,研究人员探索了在全国范围内采用燃烧后CCS对燃煤和NGCC电厂进行改造时所产生的大气污染和CO2排放影响,并使用单乙醇胺(MEA)和2-氨基-2-甲基-1-丙醇与哌嗪的混合物(CESAR1)作为代表性溶剂。如果CCS改造仅对较新设施可行,则97%的NGCC电厂排放可被处理,而燃煤电厂仅为27%。CCS改造的潜在人体健康效益集中在燃煤电厂,无论使用何种溶剂,额外增加的烟气预处理带来的净效益都是显著的。然而,NGCC电厂需要NH3排放控制和/或现代溶剂,因为在没有NH3排放控制的情况下使用MEA可能会使人体健康净负担增加四倍。因此,采用胺基溶剂进行燃烧后CCS所产生的人体健康影响取决于溶剂选择、燃料类型、现有烟气浓度以及NH3排放控制。仔细考虑这些因素可以最大化燃烧后CCS部署的气候和健康效益。
以下是根据论文主体内容撰写的解读文章,严格基于原文信息,无推测性内容。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电力部门每年排放37 Gt CO
2,其中美国贡献1.5 Gt。电厂还释放一次细颗粒物(PM
2.5)及其关键前体物——氮氧化物(NO
x)、二氧化硫(SO
2)和挥发性有机物(VOCs)。美国天然气发电占比最大(43%),煤炭占16%。化石燃料发电导致的年过早死亡人数估计为4000至9000人,主要来自燃煤电厂。燃烧后碳捕集与封存(CCS)可从粉煤和天然气联合循环(NGCC)电厂烟气中移除90%以上的CO
2,但在美国电厂中尚未大规模采用。目前缺乏关于CCS在美国现有热电厂中最大潜力的认识,也缺乏此类改造可能带来的大气污染及人体健康影响的信息,而这些是确定如何及何处优先部署CCS的关键考量。
在电厂中部署CCS面临挑战,包括烟气中痕量杂质(如SO
2、NO
2)会降解溶剂、CO
2浓度相对较低及低压环境需要大型吸收塔,导致溶剂再生的能量惩罚。最广泛研究的溶剂是单乙醇胺(MEA,第一代溶剂),而CESAR1(2-氨基-2-甲基-1-丙醇与哌嗪的混合物)是第二代溶剂,具有更高稳定性和更低降解率。在没有充分排放控制的电厂,烟气中的SO
2会导致胺基CCS系统中不可接受的溶剂损失,因此需要额外的排放控制(如烟气脱硫FGD)。同时,胺基溶剂在CCS系统中会发生氧化降解,释放氨(NH
3)和其他挥发性化合物。SO
2和NH
3都是二次PM
2.5的前体物,与过早死亡相关。为权衡美国燃烧后CCS的温室气体(GHG)减排价值与SO
2减排带来的健康协同效益以及NH
3排放增加导致的健康负担,研究人员建模了一系列燃煤和NGCC电厂燃烧后CCS情景。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比较了美国到2050年大规模采用燃烧后CCS的外部成本与效益,重点关注人体健康负担变化和气候强迫的外部成本/效益。考虑对燃煤和NGCC电厂进行CCS改造的差异,并比较第一代溶剂MEA和第二代溶剂CESAR1的结果。分析考虑了电厂类型组合及其大气污染影响的异质性,因为区域电网在美国境内差异显著。研究聚焦于燃烧后CCS,不包括燃烧前捕集和富氧燃烧。研究量化了减排的健康效益,为控制要求的成本效益分析和溶剂选择及控制技术的工程决策提供基础。
主要结论:如果CCS改造仅对较新设施(年龄<30年、容量>100 MW)可行,则97%的NGCC电厂CO
2排放可被处理,而燃煤电厂仅为27%。CCS改造的潜在人体健康效益集中在燃煤电厂:使用MEA溶剂时,适用燃煤电厂过早死亡率降低25%至33%;使用CESAR1溶剂时,可降低高达67%。然而,NGCC电厂使用MEA溶剂(无NH
3控制)时,过早死亡率可能增加至少12%,最高可达当前水平的四倍。使用CESAR1溶剂或增加NH
3控制时,大多数电厂健康影响变化不大,且部分高SO
2排放燃煤电厂可获得显著健康效益。货币化分析表明:当碳的社会成本为190美元或51美元/吨CO
2e时,CCS的外部社会效益超过成本;但当碳价值为6美元/吨时,使用MEA溶剂的CCS改造成本超过效益。研究发表在《Nature Sustainability》。
**关键技术与方法**
(1) 电厂CCS改造情景:基于美国环保署(EPA)eGrid、电厂与社区工具及能源信息管理局(EIA)860表格获取电厂级数据,根据年龄、容量和容量因子设定四组递增严格程度的CCS改造适用标准(最宽松:<30年且>100 MW;最严格:<10年且>300 MW且容量因子>40%)。
(2) 电网模型:使用国家标准实验室(NLR)标准情景和Cambium工具,按20个发电与排放评估区域量化从现在到2050年的区域电力需求及电网组合,并分配电厂发电份额。假设燃煤电厂52年退役、NGCC电厂40年退役。
(3) 电厂排放变化:量化CCS和非CCS电厂的GHG(CO
2、CH
4、N
2O)和空气污染物(NO
x、SO
2、PM
2.5、NH
3)排放。CCS电厂考虑寄生负荷增加(NGCC增加11%,燃煤增加16%),假定CCS可去除SO
2至近零水平,CO
2捕获率中位95%(范围90%-99%)。MEA的NH
3排放因子取自文献(上限案例),CESAR1的NH
3排放因子基于有限残渣流化催化裂化(RFCC)炼油厂运行数据(约0.1 mg kWh
-1)。
(4) 健康影响货币化:使用简化空气质量模型InMAP源-受体矩阵(ISRM)将一次PM
2.5及其前体物排放转化为PM
2.5浓度变化,再通过浓度-响应函数估计过早死亡,并用统计生命价值(1380万美元)货币化。气候效益采用不同碳货币价值(6、51、190美元/吨CO
2e)量化。
**研究结果**
**全国电厂排放**
共有479台燃煤发电机和1971台NGCC发电机。目前燃煤电厂CO
2排放量比NGCC电厂高59%。到2030年,NGCC电厂预计比燃煤电厂多排放44% CO
2。按最宽松CCS标准,73%燃煤电厂CO
2排放来自不满足经济可行CCS改造的设施(年龄>30年或容量<100 MW),而NGCC仅有3%不满足。这主要由于燃煤电厂平均年龄45年,NGCC平均22年。到2050年,所有预计仍在运行的NGCC和燃煤电厂均满足CCS改造年龄要求(以2025年为基准)。
**位置特定减排与健康影响**
使用最宽松标准,当前CCS改造的气候效益(CO
2减排)在电厂间分布较均匀,而健康效益主要由少数燃煤电厂主导(因需加装FGD,SO
2大幅下降)。使用MEA溶剂(无NH
3控制)时,大部分NGCC电厂健康负担增加;使用CESAR1溶剂或低NH
3排放情景下,多数电厂健康影响变化不大,但若干高SO
2燃煤电厂获得显著净健康效益。
**货币化外部效益与负担的比较**
使用MEA溶剂且无NH
3控制时,全国燃煤和NGCC电厂CCS改造导致的NH
3排放增加的健康损害超过燃煤电厂SO
2减排的健康效益,导致总体空汚相关人体健康影响净增加。但当碳价值为190美元/吨CO
2e时,几乎所有电厂CCS改造的货币化CO
2减排效益与健康影响之和为正。仅美国东北部靠近人口中心的少数电厂,因健康负担超过CO
2减排效益而出现净外部成本。碳价值为51美元/吨时,CCS的社会效益仍超过成本;碳价值为6美元/吨时,成本超过效益。
**人体健康影响敏感性分析**
燃煤电厂大部分健康影响来自不满足最宽松CCS标准的电厂。对适用电厂进行CCS改造:使用MEA溶剂可使燃煤电厂过早死亡率降低25%-33%,但使NGCC电厂过早死亡率增加12%至4倍;使用CESAR1溶剂可使燃煤电厂健康影响降低高达67%。NGCC电厂由于本身SO
2排放低,CCS改造带来的空气质量效益有限,因此即使少量NH
3增加也可能导致比例较大的健康负担。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燃烧后CCS改造有潜力大幅减少美国电力部门CO
2排放(尤其NGCC电厂),但若未转向第二代溶剂,大气污染影响可能较为复杂。按最宽松标准,97%的NGCC电厂CO
2排放可被处理,而燃煤电厂仅27%。到2050年,燃煤电厂CO
2排放预计减少79%,而NGCC仅减少7%。若NGCC继续提供大量电力,针对其进行CCS改造可能是减少电力部门剩余化石CO
2排放的有效途径。若当前所有适用电厂均改造,每年可缓解530 Mt CO
2排放,使美国电力部门年排放减少超过三分之一。
碳的货币价值直接影响CCS的社会成本效益。使用190美元/吨和51美元/吨碳价值时,CCS社会效益超过成本(不论溶剂选择),但6美元/吨时则不然。研究存在不确定性,包括电厂退役决策、新建电厂位置及运行方式、排放因子随时间变化等。目前缺乏运行中燃烧后CCS系统的全面排放数据,未来需要覆盖代表性烟气成分和运行条件的实测数据,包括CO
2、NO、NO
2、NO
x、PM
2.5、SO
2、NH
3和总VOCs,以及不同运行阶段(稳态、启停、季节变化)的重复测量。虽然NH
3成为某些CCS系统潜在大气污染影响的驱动因素,但可通过酸洗等方式降至低水平(<10 ppb)。未来研究应探索NH
3控制措施的成本和减排效果。持续开发降解率和NH
3排放更低的先进溶剂可进一步减少健康影响。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显示,使用胺基溶剂的燃烧后CCS可产生人体健康协同效益或负担,具体取决于溶剂选择、燃料类型、现有烟气浓度以及NH
3排放控制的存在与否。最终,仔细考虑溶剂选择和排放控制对于最大化CCS部署的气候和健康效益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