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s》:Genomic Insights and Inactivation Strategies for 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 Postbiotics Production
编辑推荐:
益生性乳酸菌因其促进健康的作用而被广泛认可。然而,活微生物的使用可能带来安全性顾虑和稳定性局限。因此,后生元被定义为灭活的微生物细胞和/或其组分,已成为一种具有前景的替代方案。本研究整合了基于基因组引导的益生潜力评估、对计算机模拟预测(in silico pr
益生性乳酸菌因其促进健康的作用而被广泛认可。然而,活微生物的使用可能带来安全性顾虑和稳定性局限。因此,后生元被定义为灭活的微生物细胞和/或其组分,已成为一种具有前景的替代方案。本研究整合了基于基因组引导的益生潜力评估、对计算机模拟预测(in silico predictions)的实验验证,以及用于生产灭活乳植植物乳杆菌(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DM1和KK1细胞作为后生元的工艺优化。基因组挖掘鉴定出与代谢多样性、抗菌活性、胃肠道应激耐受、黏附以及益生元底物利用相关的基因和基因簇。在此基础上,为制备后生元,研究人员评估了在3种乳制副产物基质——牛奶渗透液、甜乳清和酸乳清——中配制的细菌悬液对热灭活、酶法灭活、机械灭活及辐照灭活方法的响应效率。结果显示,热处理(巴氏杀菌3 min)、γ-辐照(3 kGy)以及溶菌酶-巴氏杀菌联合处理均可实现两株菌细胞的完全灭活,而其他处理仅表现为部分灭活,且效应依赖于基质。基质组成显著影响处理效果,提示所用食品组分具有保护作用。这些发现强调,在开发稳定后生元制剂时,应将用于潜在益生菌株表征的基因组挖掘与稳健且适配基质的灭活策略相结合。
该研究发表于《Foods》,围绕乳植植物乳杆菌(Lactiplantibacillus plantarum)DM1与KK1开发后生元(postbiotics)的可行性展开,核心问题在于:传统活性益生菌虽然具有明确的促健康作用,但活菌制剂在安全性、贮藏稳定性以及复杂环境耐受性方面存在现实限制,尤其对于易感人群,还可能涉及菌血症、胃肠道紊乱、肠道菌群失衡以及抗菌药耐药相关基因水平转移等风险。因此,如何选择兼具益生功能潜力与安全性的菌株,并建立能够在保留有益结构与代谢相关成分前提下实现彻底灭活的工艺,成为后生元研发的重要前提。研究人员据此提出以基因组学筛选结合灭活工艺优化的策略,对菌株益生潜力进行理性评价,并在乳制副产物体系中比较不同灭活方法的有效性,以支撑稳定后生元产品的开发。
从研究设计看,文章首先通过全基因组测序(WGS,whole-genome sequencing)和生物信息学注释,对分离自驴乳的DM1株和分离自酸菜卤水的KK1株进行系统解析,识别与益生特征相关的功能基因、代谢途径和生物合成基因簇;随后通过抑菌活性测定和胞外多糖(EPS,exopolysaccharide)表型检测,对部分预测结果作初步实验验证;最后,在甜乳清、酸乳清和牛奶渗透液3种乳制副产物基质中,比较热处理、γ-辐照、溶菌酶(LYZ,lysozyme)、超声(US,ultrasound)、玻璃珠破碎及其联合处理对两株菌灭活效果的差异。研究结论表明,DM1和KK1在基因组层面均具有较为完整的益生相关遗传基础,且在实验上表现出抑菌活性和EPS产生能力;在后生元制备方面,巴氏杀菌3 min、γ-辐照3 kGy以及LYZ-巴氏杀菌联合处理可在全部测试乳制副产物中稳定实现完全灭活,而机械或单独酶法处理效果有限且受基质显著影响。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后生元菌株的前置筛选和工艺设计提供了“基因组表征—功能验证—灭活优化”的一体化路径,也提示在复杂食品体系中开发后生元时必须重视基质保护效应。
作者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可概括为以下几类:其一,对DM1和KK1进行全基因组测序(WGS)并结合RAST、BV-BRC、BAGEL4、gutSMASH、antiSMASH、epsSMASH及ResFinder等平台开展功能注释、细菌素与EPS相关基因簇挖掘以及耐药基因筛查;其二,采用琼脂斑点法测定两株菌对近缘乳酸菌的抑菌活性,并通过拉丝表型初步验证EPS生成;其三,将菌体悬浮于甜乳清、酸乳清和牛奶渗透液中,比较巴氏杀菌、LYZ、玻璃珠、US、γ-辐照及联合处理的灭活效果,并通过平板计数法评估存活菌数。样本来源方面,DM1分离自驴乳,KK1分离自酸菜卤水。
在结果部分,文章按照多个小节逐层展开。
3.1. WGS and In Silico Evaluation of Probiotic Potential of Newly Isolated Strains:研究人员首先利用WGS确认两株分离菌均归属于乳植植物乳杆菌。比较基因组分析显示,DM1与KK1基因组大小、GC含量和编码序列数量高度相近,提示二者具有总体相似的基因组组织和该物种典型的代谢多样性。基因组比对结果显示大多数区域呈共线排列,说明基因顺序总体保守、缺乏显著的大规模结构重排;但在末端附近存在局部重排和插入,可能与基因岛、可移动元件或水平获得基因有关,也可能反映其分别适应驴乳和酸菜卤水生态位的差异。
3.1.1. Functional Genome Annotation and Subsystem Distribution:功能注释结果表明,两株菌均预测到894个子系统特征,编码序列中约79%可归入功能子系统,注释覆盖度较高。代谢相关基因占主导,尤其是碳水化合物代谢以及氨基酸与其衍生物代谢,说明这两株菌具备乳植植物乳杆菌常见的代谢灵活性。与此同时,还存在与调控、应激响应和防御有关的基因,包括细菌素生成和耐受系统,这些特征对于后生元应用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提示菌株具备在不利环境中维持功能并形成有益代谢产物或结构组分的能力。
3.1.2. Identification of Probiotic-Associated Primary and Secondary Metabolite Biosynthetic Gene Clusters:研究通过基因簇分析发现,两株菌均携带与厌氧代谢相关的保守初级代谢基因簇,其中包括丙酮酸甲酸裂解酶及其激活酶等,gutSMASH将其归为丙酮酸向乙酸/甲酸转化通路,提示菌株可能生成短链脂肪酸(SCFAs,short-chain fatty acids)中的乙酸。乙酸有助于降低肠道pH、抑制病原体并支持宿主屏障和免疫调节,因此该通路支持其代谢型益生潜力。其次,antiSMASH识别出5个次级代谢相关区域,其中两个与益生功能关系较密切。其一为III型聚酮合酶(T3PKS,type III polyketide synthase)相关区域,虽然未发现典型核心合成酶,但含有多种修饰酶和转运蛋白,提示可能存在隐匿或不完整的聚酮代谢位点。其二为RiPP-like区域,经BAGEL4进一步分析确定存在plantaricin生物合成基因簇,含PlnE、PlnF、免疫相关蛋白及ABC转运系统LanT,说明两株菌具备细菌素介导的拮抗潜力。最后,epsSMASH筛查显示两株菌均具有3个与EPS生物合成相关的基因簇,涉及蔗糖酶依赖途径以及推定的Wzx/Wzy依赖途径,提示其可能生成具有宿主互作意义的胞外多糖。
3.1.3. Genes Associated with Probiotic Functionality:除生物合成基因簇外,研究还从基因组中识别出多类与益生功能相关的独立基因。首先是胃肠道应激耐受基因,包括胆盐水解酶、谷氨酸脱羧酶以及参与氧化应激和热休克响应的谷胱甘肽氧化还原蛋白、硫氧还蛋白还原酶、过氧化氢酶、ClpP蛋白酶、GroES/GroEL、HtpX、GrpE和DnaK/DnaJ伴侣系统等,说明两株菌具有应对低pH、胆盐和氧化压力的遗传基础。其次是黏附相关基因,虽然未检测到黏液结合蛋白基因,但识别到纤连蛋白结合蛋白、磷壁酸和脂磷壁酸相关组分以及此前已注释的EPS,这些因素可能参与菌体与宿主表面的附着和互作。再次是益生元底物利用相关基因,例如α-半乳糖苷酶以及参与丙酮酸、乳酸代谢的酶系,提示其可利用多种底物并通过代谢交叉喂养影响肠道环境。安全性方面,ResFinder未检出获得性抗菌药耐药(AMR,antimicrobial resistance)基因或耐药相关染色体突变,BV-BRC亦未提示已知毒力决定子,支持这两株菌用于后续后生元研究的安全性基础。
3.2. Preliminary Experimental Validation of Probiotic Traits:在实验验证环节,研究人员指出,基因组预测并不等同于功能表达,因此采用琼脂斑点法和EPS表型观察进行初步确认。抑菌实验显示,DM1和KK1对测试近缘乳酸菌均表现出中等至较强的抑制活性,其中KK1对不同指示菌的抑制较为稳定,而DM1的抑制强度则随靶菌不同而变化更明显。这一结果与其携带plantaricin相关基因簇的基因组预测相吻合。与此同时,两株菌均呈现明显的拉丝表型,支持其能够产生EPS,也与此前识别到的EPS生物合成相关基因一致。作者同时强调,这些结果仅为初步验证,仍需进一步通过代谢组学(metabolomics)、蛋白质组学(proteomics)及更多生理功能试验深入确认。
3.3. Evaluation of LAB Inactivation Strategies for Postbiotic Preparation:在后生元制备的核心环节中,研究系统比较了多种灭活方法。由于后生元由非存活微生物细胞及其结构和代谢成分构成,因此理想灭活策略应在彻底去除复制能力的同时,尽可能保留有益生物活性组分。
3.3.1. Optimization of γ-Irradiation for Lp. plantarum Inactivation:研究首先考察γ-辐照,因为该方法可在避免热降解的情况下实现微生物灭活。以DM1为代表菌株建立剂量-存活曲线后发现,随着γ-辐照剂量增加,活菌数呈线性下降趋势;低剂量仅能部分灭活,而在2 kGy时已接近7个对数单位下降,3 kGy时实现完全灭活,4–6 kGy不再检测到存活菌。基于此,研究人员将3 kGy确定为后续实验阈值剂量,并进一步证实KK1在同样条件下也可被完全灭活。结果说明,相对较低剂量的γ-辐照即可作为乳植植物乳杆菌后生元制备的可行非热策略。
3.3.2. Matrix-Dependent Evaluation of LAB Inactivation Treatments:随后,研究在甜乳清、酸乳清和牛奶渗透液中比较不同处理方式。结果表明,处理效果同时受灭活方法和基质组成影响。巴氏杀菌、γ-辐照3 kGy以及LYZ-巴氏杀菌联合处理在3种基质中均能有效并稳定地完全灭活DM1和KK1。相较之下,玻璃珠机械处理作用很弱,通常不足1个对数单位的下降,说明其不足以有效灭活乳酸菌。US处理则表现出显著基质依赖性,仅在酸乳清中对KK1实现完全灭活,而在甜乳清和牛奶渗透液中,对两株菌的杀灭作用明显下降。LYZ单独处理在所有基质中均可带来约3–4个对数单位的下降,证明其具有一定抗菌作用,但不足以达到完全灭活。LYZ与US联用仅在牛奶渗透液中显示增强效应,活菌数下降约5个对数单位,而在乳清基质中未见同样协同作用,提示基质成分可能提供保护。相比之下,LYZ与巴氏杀菌联用表现最强,说明细胞壁酶降解与热应激之间存在明显协同,有助于实现彻底灭活。
3.3.3. Implications for Postbiotic Formulation Development:基于上述比较,研究认为只有γ-辐照(3 kGy)、巴氏杀菌和LYZ-巴氏杀菌联合处理能够在全部测试基质中稳定实现充分灭活,因此最适合用于DM1和KK1后生元制剂的生产。不过,文章也明确指出,本研究尚未评估灭活后生物活性化合物的保留情况及其功能活性,这仍是后生元开发必须进一步解决的问题。研究结果同时强调,在复杂食品体系中选择灭活策略时,应把基质保护效应纳入设计考量。
讨论部分整体表明,本研究的价值并不只是筛选出几种可行灭活方法,更在于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后生元开发框架:先通过基因组学确认菌株是否具有可保留到后生元中的潜在有益功能,再通过实验初步验证关键表型,最后在实际食品副产物基质中寻找可重复、可扩展的灭活条件。文章反复强调,不同灭活方式对菌体结构和功能因子的保存能力并不相同,而食品基质中的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和矿物质等成分还能改变灭活效率,因此后生元工艺不能脱离具体应用体系孤立设计。对乳植植物乳杆菌而言,热处理和γ-辐照在本研究条件下表现出最佳一致性,而US、玻璃珠和单独LYZ处理则更容易受到环境因素限制。总体上,研究支持将基因组导向筛选与基质适配的灭活工艺联合应用于后生元产品开发。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基因组引导的方法,用于识别并以计算机模拟(in silico)方式表征具有后生元开发潜力的乳植植物乳杆菌DM1和KK1。全基因组测序(WGS)确认了其分类学身份,并揭示了一个保守但具有局部变异的基因组框架,这些差异可能有助于形成菌株特异性功能特征。基因组挖掘鉴定出与益生特性相关的关键遗传决定因子,包括代谢多样性、抗菌潜力(尤其是plantaricin生物合成)、应激耐受(酸、氧化及热休克应激)以及推定的黏附相关功能。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支持两株菌具有益生潜力,但仍需进一步开展更广泛的体外(in vitro)和体内(in vivo)验证。初步体外试验也证实了计算机模拟预测结果,显示两株菌均具有抗菌活性和胞外多糖生成能力。与此同时,本研究还表明,乳酸菌灭活策略的效率同时受到处理方式和周围基质的强烈影响。在所评估的方法中,热处理(巴氏杀菌3 min)、电离γ-辐照(3 kGy)以及LYZ-巴氏杀菌联合处理,均可在所有测试乳制副产物中持续实现乳植植物乳杆菌的完全灭活,表明其适用于后生元生产。相比之下,机械处理(US和玻璃珠)及单独酶法处理(LYZ)效果较弱,且表现出明显的基质依赖性,进一步突出了食品组分的保护作用。总体来看,这些发现强调了将基于基因组的菌株表征与在复杂食品体系中有效的稳健灭活策略相整合的重要性。本研究为开发稳定的、基于非存活后生元的功能产品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强调仍需进一步研究以评估生物活性化合物的保存情况及其功能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