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care》:Psych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Mental Health in Higher Education Students: A Scoping Review
背景/目的:大学生中的心理健康问题正日益成为公共卫生关注的重点,其形成受心理决定因素与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共同影响,这些因素既可能独立作用,也可能发生交互作用。本系统综述旨在评估这些决定因素对高等教育学生抑郁、焦虑、压力和心理困扰的独立效应与联合作用。方法:研究人员在 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 和 Google Scholar 中,基于预设关键词组及布尔逻辑组合开展了结构化且有针对性的检索,共识别99条记录,其中剔除19条重复记录。对80个标题和52篇摘要筛选后,进一步评估34篇全文文献的纳入资格,最终有30项研究纳入终审。研究人员提取了研究特征、心理健康结局、心理决定因素、社会经济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等数据。结果:纳入研究一致表明,心理因素包括复原力(resilience)、应对策略、孤独感、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和知觉控制(perceived control)均与心理健康结局相关;较高复原力和自我效能感与较低水平的抑郁和焦虑相关,而不良应对和孤独感则与更高水平的心理困扰相关。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包括经济压力、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受教育程度、住房不安全和食物不安全,也独立促成抑郁、焦虑和压力风险升高。更重要的是,多项研究显示这两个领域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社会经济劣势会放大较差应对能力、低复原力和社会孤立的不利影响,而社会支持与适应性应对则可缓冲这些影响。结论:学生心理健康同时受到彼此区分但又相互作用的心理机制与社会经济机制影响,这强调了制定整合性机构策略的必要性,即在促进个体心理复原力的同时,也应应对结构性脆弱性。
1. Introduction
本文导论部分首先指出,高等教育学生的心理健康已被越来越多地视为关键公共卫生议题,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学生福祉本身,还深刻影响学业功能与长期人生轨迹。文中依据既有研究说明,大学生群体中抑郁、焦虑和压力等常见心理问题具有较高流行水平,且首年学生在12个月内筛查出至少一种常见精神障碍的比例高于一般人群。这种高脆弱性与高等教育阶段的过渡性特征密切相关,因为学生在此阶段需同时应对学业要求增强、独立生活、社会适应及未来职业不确定性等多重压力源。文章进一步强调,COVID-19 疫情又额外引入社会隔离和学业常规中断等应激因素,使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基于上述背景,作者认为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并非孤立或短暂现象,而是与学业失败、辍学、物质滥用、自伤及自杀风险增加等严重后果相关。
随后,作者从概念层面指出,仅用抑郁、焦虑等单一症状的患病率并不足以充分刻画学生心理健康。学生心理健康本质上具有多维性,其形成既受内部心理资源影响,也受到学习与生活外部环境的制约。文中归纳了学业压力、睡眠紊乱、电子设备长期使用、社会孤立、既往健康状况、家庭关系及教育环境等多种相关因素,提出应将心理健康理解为个体脆弱性与教育—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下产生的心理社会问题,而不仅是临床问题。这一视角有助于从单纯症状评估转向对学生整体福祉的整合理解。
在心理决定因素部分,文章总结了若干核心变量,包括应对策略、复原力(resilience)、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与知觉控制(perceived control)等,指出这些变量决定学生如何理解并处理学业和社会要求。适应性应对通常与较低抑郁、焦虑和压力水平相关,而不良应对及较差情绪调节则与较高心理困扰和情绪耗竭有关。此外,孤独感与较低社会联结性也是重要风险因素,尤其在脱离原有支持系统的学生中表现明显;相反,支持性环境和较高知觉社会支持则与更优心理健康结局相关。
在社会经济决定因素部分,作者强调经济压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食物不安全及住房不稳定等因素,对学生的安全感、应对能力和学业投入均具有直接影响。文章认为,收入、教育和资源可及性与心理结局紧密相关,较大的社会经济劣势通常对应更高的心理负担。在高等教育情境下,这些不平等表现为经济拮据、制度支持获取受限、资源分配不均以及边学习边工作的现实压力。因此,社会决定因素不仅增加压力暴露,也限制有效应对,是公共心理卫生干预的重要靶点。
导论进一步提出一个关键研究视角,即心理决定因素与社会经济决定因素并非彼此分离,而是在多层面上相互作用。低社会经济地位往往意味着更频繁地暴露于严苛且不可预测的环境之中,如经济忧虑、较差住房条件及就业不稳定,这些都会加重压力负荷。长期压力又可能损害执行功能、自我控制和长期决策能力,从而削弱个体应对资源。同时,社会支持关系具有一定缓冲作用,但作者特别指出,复原力和支持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对结构性劣势的完全抵消,因为个体始终嵌入更广泛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
最后,作者指出现有文献虽不断积累,但整体上仍较为碎片化:许多研究单独考察社会经济因素或心理过程,较少将两者视为互动系统加以综合;不同研究在设计、测量方式和结局定义上差异显著,纵向证据和跨学科整合也相对不足。基于这种广泛性、异质性与概念碎片化特征,文章提出采用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方法,以系统绘制相关证据图谱、明确关键概念、识别研究空白,并围绕心理决定因素、社会经济决定因素、二者交互方式以及现有证据缺口提出综述问题。
2. Methods
2.1. Study Design
方法部分说明,本研究按照系统综述和Meta分析优先报告条目之范围综述扩展版(PRISMA-ScR)指南开展与报告,并参考 Arksey 和 O’Malley 提出的框架及 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的方法学指导组织整个综述流程。文中同时指出,该综述未进行前瞻性注册。这表明研究采用的是标准化范围综述路径,重点在于证据映射与概念梳理,而非效应量的定量合并。
2.2. Search Strategy
检索策略部分表明,研究人员在 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 和 Google Scholar 中进行了系统文献检索。检索式围绕三大概念模块构建:心理健康结局、研究对象及决定因素。关键词通过布尔运算符 AND 与 OR 进行组合,并根据不同数据库特点作相应调整,如在 PubMed 中使用 MeSH 词,在其他数据库中设置字段限制,以兼顾检索敏感性与特异性。检索时间覆盖 2026年1月15日至2026年3月25日,最近一次检索完成于2026年3月25日。整体来看,该检索策略具有结构化和可重复性特征,能够较全面覆盖心理与社会经济双重决定因素相关研究。
2.3. Eligibility Criteria
纳入排除标准部分显示,研究对象限定为高等教育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研究需考察压力、焦虑、抑郁或整体福祉等心理健康结局,并将其与心理决定因素和/或社会经济决定因素联系起来分析。研究地点和教育场景不限,纳入设计包括定量、定性、混合方法研究及相关同行评议综述。发表时间限定为2009年至2025年,且不设语言限制。排除标准主要包括:仅针对既往已诊断精神障碍的临床人群、或仅考察生物学及遗传学因素而未涉及心理或社会经济变量的研究。作者也指出,纳入研究中学生多以本科生为主,而关于居住状态、学习注册状态及就业参与等信息报告并不一致。
2.4. Study Selection and Data Extraction
研究筛选与资料提取部分说明,所有检索记录先导入 EndNote 2025 去重,随后进行标题与摘要筛选,再开展全文评估。各阶段分歧通过讨论达成一致。根据范围综述方法学原则,本文未进行正式质量评价。作者构建了标准化数据提取表,提取内容包括研究特征、设计类型、样本量与人群特征、心理健康结局、心理决定因素、社会经济决定因素以及二者交互相关的主要发现。资料提取过程具有迭代性,即随着新主题出现对分类进行细化,从而支持对证据模式、关系结构及文献空白的系统梳理。
3. Results
3.1. Search Results and Study Selection
结果部分首先报告文献筛选流程:数据库共识别99条记录,剔除19条重复项后,对80条记录进行题名筛查,其中52篇进入摘要筛查,34篇进入全文评估,最终纳入30项研究。排除的全文文献主要因为未提供与心理健康决定因素相关的数据、主要聚焦干预或治疗效果而非决定因素分析,或在研究对象和结局测量方面信息不足。该结果表明,最终纳入证据是在较严格相关性标准下筛选而来。
3.2. Study Characteristics
在研究特征方面,纳入的30项研究覆盖欧洲、亚洲、南北美洲及多国分析,研究设计以横断面研究为主,纵向、定性和综述性研究较少,反映该领域目前仍以观察性证据为主。样本规模差异很大,从小规模定性样本到数千人的大规模调查不等,研究对象主要为不同学科背景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文章特别指出,就业相关变量在纳入研究中并未被一致地系统考察,因此更适合作为经济压力或资源受限的代理指标,而非独立心理健康决定因素。心理健康结局测量常使用 DASS-21、PHQ-9、GAD-7、K6/K10 和 GHQ-12 等量表;心理决定因素包括应对策略、复原力、自我效能感、知觉控制、孤独感和情绪调节;社会经济因素则包括经济压力、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教育、住房条件和食物不安全。只有部分研究明确采用中介或调节分析考察双重决定因素的交互关系。
3.3.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of Mental Health
在心理决定因素分析中,文章指出感知压力和学业压力是与心理健康结局关联最强且最稳定的变量。纵向模型中,感知压力与抑郁呈强关联,学业压力也是焦虑和抑郁的重要预测因子。相比之下,保护性心理因素虽然效应量较小,但方向一致:知觉控制和自我效能感在社会经济地位与福祉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孤独感和低自尊则与症状严重度呈中等强度关联。某些研究还揭示了与少数群体压力、身份相关负担有关的高风险机制。总体而言,作者认为与压力相关的过程构成最关键的心理致病路径,而调节性和社会认知性因素更多发挥修饰作用。
3.4.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Mental Health
关于社会经济决定因素,文章指出经济压力、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及资源不安全是最稳健、最常见的风险因素。经济压力与心理健康不良结局存在明显关联,食物不安全显著提高心理困扰发生几率,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则与较差福祉和更多负性心理指标相关。除直接效应外,社会经济条件还通过结构性和情境性机制影响心理健康,例如较低收入、父母教育水平不足和社会脆弱性与较高困扰及学业困难相关,匮乏状态还会削弱知觉控制等保护性资源。疫情等不稳定时期中,居住条件和制度资源差异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社会经济决定因素既是直接风险因素,也是推动心理健康不平等的上游结构性驱动因素。
3.5. Interaction Between Psychological and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在交互机制部分,作者提出一个较为清晰的模式:社会经济劣势并非孤立地影响心理健康,而主要通过压力相关及认知—情绪路径发挥作用。经济拮据、低社会经济地位和资源不安全会提升感知压力,而后者又与抑郁、焦虑和心理困扰之间存在最强关联,说明社会经济条件首先决定压力暴露水平,心理过程则决定这些压力如何被内化并转化为心理结局。除此之外,社会经济位置还影响个体获取控制感、支持与应对能力等心理资产的机会,从而进一步塑造风险。
作者进一步指出,这种交互并非单向过程。较高复原力、适应性应对和知觉社会支持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社会经济劣势的不利影响,但这种缓冲作用仅是部分性的,因为结构性不平等并不会因个体心理资源而完全消失。当社会经济劣势与身份相关压力、制度性排斥或不稳定居住环境等脆弱性重叠时,心理负担会进一步累积,线性模型难以完全捕捉这种复合性。文中引用的结构方程模型和中介分析也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的影响通常通过知觉控制、能力感、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及应对机制等并行或序列路径传递,而非简单直接作用。因此,本文支持一种多维交互模型:社会经济因素决定压力暴露与资源可得性,心理决定因素调节个体反应方式,二者共同形成累积且相互强化的影响。
4. Discussion
4.1. Summary of Key Findings
讨论部分首先总结,30项纳入研究共同揭示出一种结构性模式:学生心理健康并不是由孤立变量单独决定,而是由心理脆弱性与社会经济位置的联合分布所塑造。虽然研究来自不同地理区域,但对焦虑、抑郁和压力高负担的结论较为一致。作者特别强调,不同学生亚群之间结局差异显著,说明结果并不单纯取决于暴露是否存在,而与学生对相似条件的反应方式密切相关。经济压力常与学业压力、社会孤立和支持不足共同聚集,形成累积风险谱系。由于纵向研究和显式建模交互路径的研究仍较少,现有证据更多呈现静态关联,而对动态演变过程解释有限。
4.2. Interpretation of Psychological Determinants
对于心理决定因素的解释,作者认为这些因素不应被视为静态人格特质,而应理解为调节学生加工外部压力的机制。相同危机情境下,不同学生因压力评估、应对能力和内部心理资源差异而表现出不同心理结局。与此同时,文献并不支持纯粹的缺陷导向视角,因为生命意义、复原力、正念和灵性等因素也反复表现出保护作用。不过,作者指出该部分证据仍受横断面自陈设计主导,因果方向不易厘清,且部分研究样本较小或聚焦特殊群体,因此心理决定因素的因果层级尚未被完全阐明。
4.3. Interpretation of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在社会经济决定因素的解释中,作者强调其作用不只是背景控制变量,而是塑造压力暴露与应对资源可及性的结构条件。经济困难、基本需求获取受限和居住不稳定可通过破坏日常生活和学业参与增加焦虑与困扰。综合证据显示,经济压力、食物不安全和广义社会脆弱性均是强有力预测因子。社会经济影响还超越收入本身,延伸至父母教育、住房条件以及制度与社会资源获取。文中同时指出,不同国家和地区情境下效应表现有一定异质性:中低收入国家更强调物质约束和资源不足,高收入国家则更常突出知觉控制、社会支持和应对过程等心理社会机制。但由于社会经济变量操作化不一致,比较分析能力受到限制。
4.4. Integrated Perspective
综合视角部分提出,学生心理健康应被理解为结构性暴露与心理中介反应相互作用的结果,而非线性因果链条。社会经济条件通过影响经济稳定性、居住安排和教育资源可及性塑造外部压力场;心理因素则通过知觉控制、应对和社会支持等机制调节这些压力如何转化为实际结局。压力相关过程在这一框架中居于核心位置,因为社会经济逆境和学业中断均可汇聚为高压力、高焦虑和高抑郁负担。作者强调,复原力和社会支持只能部分缓冲不利后果,无法完全抵消结构性约束,这意味着心理资源始终在社会经济边界内发挥作用。制度支持、学习环境与 broader social conditions 也会进一步调节这一互动系统。
4.5. Gaps in the Literature
关于研究空白,文章指出当前证据的首要限制是横断面设计占主导,致使社会经济劣势和心理因素究竟是前因还是结果难以区分。其次,社会经济变量的操作化高度异质,常借助父母教育、居住情况或资助状态等间接代理指标而非标准化 SES 框架,降低了跨研究可比性。第三,尽管多项研究提示双重决定因素存在交互,但真正使用中介、调节或结构模型进行验证的研究较少,因此综合机制仍多停留在推断层面。第四,样本与情境偏倚依然存在,某些地区和单一机构样本被过度代表,而资源匮乏教育环境和社会边缘化学生群体覆盖不足。最后,自陈量表依赖、测量工具不一以及效应量报告不一致,也削弱了结论稳健性。
4.6. Implications
在实践启示方面,作者认为由于心理过程是心理健康的近端调节因素,面向应对策略、知觉控制和情绪调节的干预在高校中具有现实价值;但单纯心理层面的干预并不足够,因为经济压力、食物不安全和低社会经济地位具有持续且强烈的负面作用。因此,更有效的策略应是整合式支持模型,将心理服务与经济援助、住房稳定项目以及学业和制度资源支持相结合。同时,及早识别兼具社会经济脆弱性和低应对能力的高风险学生群体,有助于提高干预靶向性和资源配置效率。总体上,本文支持从个体层面的心理健康模式转向纳入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多层次支持框架。
4.7. Limitations
本文也对综述自身局限进行了说明。首先,纳入研究在设计、样本和测量工具上存在显著异质性,可能限制结果综合性。其次,尽管作者尽力扩大检索范围,数据库覆盖和纳入标准仍可能导致选择偏倚。再次,仅纳入已发表文献可能带来发表偏倚,因为显著结果更易发表。加之不同研究在效应量与方法细节报告上的不一致,也可能影响综合结论稳健性。最后,由于本研究以叙述性整合为主,未提供 Meta分析层面的合并效应估计,因此无法准确判定总体效应大小。
4.8. Future Research
未来研究方向方面,作者主张从一次性描述性研究转向纵向、多波次、机制导向研究,以澄清社会经济逆境、心理调节与心理健康结局之间的时间顺序关系。与此同时,社会经济条件测量需要更高程度的方法学标准化,尽量减少对间接代理指标的依赖。未来研究还应更系统地检验中介、调节与交互路径,以实证方式揭示双重决定因素如何共同发挥作用。此外,还需扩大地域和机构覆盖范围,增强对低资源教育环境与社会边缘化学生群体的代表性。作者最后强调,干预性和实施性研究应成为重点,以验证同时整合心理支持、经济援助、住房支持与学业帮助的综合模式,是否比单纯心理导向干预带来更持久且更具公平导向的效果。
5. Conclusions
结论部分指出,本综述系统整合了高等教育学生心理健康的心理与社会经济决定因素,表明二者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共同构成一个多层次系统。社会经济劣势决定压力源的强度与持续性,心理过程则决定这些压力如何被内化并表现为抑郁、焦虑和心理困扰,其中压力相关机制是最一致的关键通路。知觉控制、复原力和社会支持等保护因素虽有缓冲效应,但并不能完全抵消结构性风险。总体而言,学生心理健康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由物质和情境条件所塑造,仅靠个体层面干预难以充分应对。该综述因此主张采用整合性、多层次的学生心理健康框架,在提升心理调节能力的同时,积极应对教育环境中的结构性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