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Reproductive Health》:Female sexual dysfunction among foreign and Australian-born women: a cross-sectio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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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女性性功能障碍(FSD)在全球育龄女性(15–49岁)中影响比例较高,但关于迁移如何塑造性功能的认识仍然有限。本研究比较并描述了居住于澳大利亚的外出生女性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之间FSD的模式。方法:本横断面研究通过在线调查招募女性,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并
摘要背景:女性性功能障碍(FSD)在全球育龄女性(15–49岁)中影响比例较高,但关于迁移如何塑造性功能的认识仍然有限。本研究比较并描述了居住于澳大利亚的外出生女性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之间FSD的模式。方法:本横断面研究通过在线调查招募女性,采用便利抽样方法,并为外出生女性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设定相等的招募目标。研究采用经验证的女性性功能指数(FSFI)评估FSD,并将总分≤26.55界定为功能障碍。研究比较了两组之间FSD的模式,并按社会人口学特征进行分层分析。研究进一步实施多变量Logistic回归,在控制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宗教、区域层面社会经济地位及妊娠次数后,比较外出生女性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的FSD差异。结果:最终纳入分析的女性共678名,其中澳大利亚出生342名,外出生336名。约47.1%(95% CI:41.7–52.5)的澳大利亚出生参与者和46.1%(95% CI:40.7–51.6)的外出生参与者存在FSD。FSFI总分均值几乎一致〔澳大利亚出生:26.35?±?5.72,95% CI:25.74–26.95;外出生:26.41?±?5.69,95% CI:25.80–27.03;p?=?0.876〕,且两组均略低于功能障碍阈值。FSFI六个维度的评分总体相近。在澳大利亚出生女性中,FSD病例按区域层面社会经济状态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在合并样本中,按宗教归属的分布亦存在明显差异。在对社会人口学混杂因素校正后,外出生女性发生FSD的比值比略低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校正后比值比(aOR)?=?0.89,95% CI:0.62–1.28,p?=?0.525〕,但其置信区间包含零效应值。结论:总体而言,46.6%的受访参与者存在FSD。未来仍需开展纵向研究,以更全面地理解不同人群间的性健康公平。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Reproductive Health》,围绕澳大利亚育龄女性中的女性性功能障碍(FSD)负担及其与迁移背景的关系展开。研究背景在于,FSD是影响女性生活质量与福祉的常见但识别不足的问题,通常表现为持续存在的性欲、性唤起、性高潮或性交疼痛困难,并造成个人痛苦。既往研究已表明,FSD受生物学、心理学与社会文化因素共同影响,且在全球育龄女性中的患病率较高。然而,尽管澳大利亚已有群体水平数据显示女性性困难十分常见,现有研究多未针对移民与难民女性等特定亚群体进行系统设计,使迁移相关因素如何影响澳大利亚女性性功能的问题仍缺乏充分证据。由于移民女性可能同时面临语言障碍、经济压力、社会网络中断、关系动态变化、歧视经历、文化适应压力以及文化安全型医疗可及性不足等多重脆弱性,因此有必要直接比较外出生女性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之间的FSD水平,以补足澳大利亚性健康研究中的关键空白。
研究人员据此开展了一项横断面比较研究,旨在描述并比较居住于澳大利亚的外出生女性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之间FSD的分布模式。研究结果显示,FSD在两组中的患病率几乎相同,澳大利亚出生女性为47.1%,外出生女性为46.1%,两组FSFI总分均值亦几乎完全一致,且均略低于26.55这一经验证的功能障碍界值。多变量Logistic回归进一步表明,在校正年龄、教育、婚姻状况、宗教、区域层面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收入、就业状态与妊娠次数后,外出生女性并未表现出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显著不同的FSD发生优势比。这一结论挑战了“移民女性天然更易发生性功能障碍”的简单假设,提示出生地或迁移背景本身并不能作为识别性健康风险的可靠替代指标。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FSD明确呈现为澳大利亚育龄女性中的普遍健康负担,并强调临床与公共卫生体系应当采用普遍性、文化响应性的性健康筛查与照护策略,而非仅依据女性是否为移民进行风险推断。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于2024年2月7日至3月7日通过Qualtrics在线平台采用便利抽样进行调查,并为外出生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设定相同招募目标。纳入对象为18–49岁、顺性别异性恋、在调查前4周内有性生活且具备足够英语能力的女性;排除了当前妊娠、哺乳、可能影响性功能的药物使用者及现患癌症者。FSD采用女性性功能指数(FSFI,用于评估前4周性功能的19项量表)测量,总分≤26.55定义为FSD。研究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并使用相对社会经济优势与劣势指数(IRSAD)衡量区域层面社会经济地位;统计分析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χ
2检验、敏感性分析及多变量Logistic回归。最终分析样本为678人,其中澳大利亚出生342人、外出生336人;外出生样本主要来自西太平洋区域、欧洲区域与东南亚区域。
以下为研究结果的分项解读。
Study design and participants
本部分说明了研究对象构成及分组逻辑。研究以出生国家将样本划分为澳大利亚出生女性与外出生女性。最终共纳入678名女性。外出生女性来源较为多元,主要来自世界卫生组织(WHO)西太平洋区域、欧洲区域和东南亚区域,且大多数持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两组在就业状态与收入方面大体相当,但外出生女性教育水平更高、更可能处于伴侣关系中,并更多居住于社会经济较优地区。宗教归属差异也较明显,澳大利亚出生女性更常报告无宗教信仰。该部分结果说明,两组在基础社会人口学特征上并非完全同质,因此后续需要通过校正分析控制潜在混杂。
Mean FSFI domain and total scores were comparable between Australian-born and foreign-born women across all domains
本部分通过FSFI六个维度及总分比较两组性功能水平。结果显示,两组在性欲(Desire)、性唤起(Arousal)、润滑(Lubrication)、性高潮(Orgasm)、满意度(Satisfaction)和疼痛(Pain)六个维度上的均值整体相近。两组得分最高的维度均为疼痛,最低的维度均为性欲,这与既有文献中常见模式一致。满意度维度上外出生女性得分略高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但差异幅度很小。FSFI总分方面,澳大利亚出生女性为26.35?±?5.72,外出生女性为26.41?±?5.69,几乎完全一致,且均位于26.55阈值之下不足0.5分的位置。研究人员据此指出,两组女性在总体性功能上几乎不可区分,而大量受试者分布在诊断界值附近,也提示以单一截点划分FSD时应注意其敏感性。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Australian-born and foreign-born women with FSD
本部分聚焦已经被界定为FSD者的社会人口学分布特征。结果显示,合并样本中共有316名女性存在FSD。两组FSD女性在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收入、妊娠情况及关系持续时间方面未见显著差异,但在区域层面社会经济地位与宗教归属方面存在分布差异。澳大利亚出生FSD女性分布于不同社会经济区域,其中居住在“最不利”地区者比例为22.4%,而外出生FSD女性更多集中于“较有利”与“最有利”地区,居住在“最不利”地区者仅为7.7%。宗教方面,澳大利亚出生FSD女性多数无宗教信仰,而外出生FSD女性的宗教构成更为多样,包括无宗教、基督教与天主教等。对外出生FSD女性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其FSD分布并未因WHO来源区域或族裔而表现出有意义差异,多数患者为永久居民。
FSFI total scores and FSD prevalence remained comparable between groups in the sensitivity-restricted sample
本部分通过敏感性分析检验结果稳健性。研究将样本限定为答题时间在5至40分钟之间的参与者,以排除可能存在注意力不足或无效作答的问卷。限制后样本中,两组FSFI各维度和总分总体仍保持相近,满意度维度仍呈现外出生女性略高的边缘性模式。FSFI总分与FSD患病率在两组间仍无实质差异,说明主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不太可能由异常作答时间驱动。
In the unadjusted model, overseas-born women did not differ from Australian-born women in their odds of FSD
这一部分报告回归模型结果。未校正模型中,外出生女性与澳大利亚出生女性相比,其FSD发生比值比(OR)为0.96,提示两组没有差异。进一步在纳入年龄组、教育、婚姻状况、宗教、IRSAD、妊娠次数、家庭年收入及就业状态后,校正后比值比(aOR)为0.89,95%置信区间为0.62–1.28,仍未显示显著差异。该结果说明,即使考虑两组间存在的基础社会人口学差异,出生地与FSD之间仍无独立关联。与此同时,校正模型中有两个协变量与FSD独立相关:既往有伴侣但当前非伴侣者相比当前有伴侣者,FSD发生比值较低;有1次妊娠经历者相比未孕女性,FSD发生比值较高。其余变量如年龄、教育、收入、宗教、就业状态与区域层面社会经济地位均未显示独立关联。
A supplementary adjusted model was restricted to overseas-born women
这一补充分析仅纳入外出生女性,并进一步将签证状态与WHO来源区域纳入校正模型。结果表明,与公民身份女性相比,持永久居留、学生签证或工作签证的女性,其FSD发生比值均未出现显著差异;WHO来源区域也未显示独立关联。该结果提示,在本研究所覆盖的外出生样本中,来源区域与签证类别并未形成可检测到的FSD差异模式。
讨论部分对上述发现进行了归纳与审视。研究首先指出,两组FSD患病率均接近既往针对育龄女性的系统综述与Meta分析结果,说明本研究估计值与国际文献大体一致。同时,两组平均FSFI总分都集中在26.55阈值附近,也再次提示该界值具有较高敏感性,患病率估计受截点位置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本研究未观察到外出生女性较澳大利亚出生女性更高的FSD负担,这与部分迁移健康研究中“移民女性更脆弱”的预期并不一致。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样本来源有关:本研究要求英语能力并依赖在线调查平台,因此更可能招募到已较好融入澳大利亚社会、具有数字连接能力、教育程度较高且社会经济地位较优的外出生女性。多数外出生参与者持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也意味着其移民身份相对稳定,可能较少暴露于经济不稳定、驱逐恐惧和医疗可及性受限等结构性压力。讨论还提到,这一模式与“健康移民效应(healthy immigrant phenomenon)”在方向上相符,但由于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且未测量一般健康状况及迁移前特征,因此无法对此作出确定解释。
讨论同时指出,满意度维度在外出生女性中略高的现象值得谨慎理解。与其他更偏生理性的维度不同,性满意度更依赖主观评价,可能受到关系质量、文化期待、规范参照及宗教背景的影响。本研究中外出生女性更可能处于伴侣关系,也可能部分解释其满意度略高,但由于缺乏关系质量与文化性规范的直接测量,这一现象尚需定性研究或混合方法研究进一步检验。关于宗教因素,虽然未校正比较中不同宗教归属的FSD分布存在差异,但在校正模型中各宗教类别均未与FSD显示独立关联,提示宗教与性功能之间的联系具有复杂且高度情境依赖的特征。
研究也明确讨论了局限性。首先,英语要求与在线样本招募使新近抵达的移民、难民及英语能力有限者被系统性排除,因此结果主要适用于更高文化适应程度、英语熟练的外出生女性。其次,在线面板调查可能导致自选偏倚,更愿意讨论性经验、数字素养更高的女性更可能参与,而最脆弱、最孤立或最不愿触及性健康议题者可能被低估。再次,本研究排除了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女性,因此结论不适用于澳大利亚原住民女性;同时仅纳入顺性别异性恋女性,也限制了对性少数与性别多样人群的适用性。此外,横断面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断,自报数据也可能存在反应偏倚;研究未收集在澳居留时长,因而无法评估文化适应时间对性健康的影响。最后,尽管总体样本量足以估计患病率,但不足以充分检验若干亚组之间的统计学差异。
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接受调查的育龄女性中,46.6%存在女性性功能障碍,其中澳大利亚出生女性为47.1%,外出生女性为46.1%,两组估计值几乎完全一致。这些发现挑战了“移民女性天然更易发生性功能障碍”的假设,并提示积极选择过程以及稳定的移民身份可能对文献中所述迁移相关性健康压力起到缓冲作用。两组中均观察到的较高负担强调,无论女性出生地为何,初级保健与生殖健康照护场景均有必要实施普遍性且具文化响应性的性健康筛查。未来仍需通过纵向研究,进一步推进对澳大利亚多元人群性健康公平的完整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