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饮食文化在YouTube上的数字叙事:基于食物视频博主的言语行为与网络民族志定性研究

《Journal of Ethnic Foods》:Digital narratives of Indonesian culinary culture on YouTube: a qualitative speech act and netnographic study of food vlogger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17日 来源:Journal of Ethnic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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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考察印度尼西亚食物视频博主如何在YouTube上运用言语行为(speech acts)中介饮食体验、地方性、真实性与受众参与。研究采用定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结合非参与式网络民族志观察(netnograph

  
本研究考察印度尼西亚食物视频博主如何在YouTube上运用言语行为(speech acts)中介饮食体验、地方性、真实性与受众参与。研究采用定性内容分析(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结合非参与式网络民族志观察(netnographic observation),对7位印度尼西亚食物视频博主的14条视频中的1669个编码话语单元进行了分析。这7位博主分别为Tanboy Kun、Mgdalenaf、Nex Carlos、Ken & Grat、Anak Kuliner、Kubiler和Boengkoes。编码方案基于Searle言外行为(illocutionary acts)分类——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和宣告类,并新增寒暄类行为(phatic acts)以捕捉关系性沟通。结果显示,断言类行为占主导,其后依次为指令类、表达类、寒暄类、承诺类和宣告类。断言类行为通过感官描述、价格、分量、食材、地点及真实性主张建构可信度;指令类行为引导观看者获取位置信息、与频道互动,并考虑前往相关饮食场所。表达类和寒暄类行为支持情感亲近与创作者品牌建构,而承诺类行为则维系连续性的系列参与。宣告类行为依然罕见,因为食物视频博客很少涉及制度性权威。研究表明,食物视频博客发挥着数字饮食中介(digital culinary mediation)的作用:语用选择有助于使印度尼西亚菜肴在网络族裔食物话语中变得可见、可信、值得向往且易于分享。
该文发表于《Journal of Ethnic Foods》,聚焦印度尼西亚食物视频博客如何在YouTube这一平台中建构饮食文化的数字叙事,并从语用学与族裔食物研究的交叉视角揭示语言在饮食传播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背景在于,食物不仅是营养摄取对象,更是承载记忆、地方性、社会关系与族群—地理身份的重要文化系统。进入数字传播环境后,地方饮食知识不再仅通过线下实践、家庭传承或传统媒体扩散,而 increasingly 通过平台化内容被重组、展示和传播。尤其在印度尼西亚,食物视频博客已成为数字饮食文化(digital gastronomy)的显著形式,创作者通过品尝、评价、探店、与摊主互动等方式,将复杂的饮食经验转化为易于观看和传播的叙事内容。在这一过程中,观众对某道食物是否“正宗”、某个地点是否“值得去”、某种口味是否“真实可感”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受到博主语言表达方式的引导。

现有研究已涉及食物视频博客中的信任、购买意图、感官语言、旅游意愿、意见领袖可信度与线上互动等议题,也有语言学研究关注YouTube中的言语行为、多模态话语、评论互动、礼貌策略与身份建构。然而,对于博主在饮食评论中如何通过具体话语中介真实性、地方性、情感体验及受众参与,相关研究仍相对不足。正因如此,该研究引入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将食物视频博客视为一种被中介化的族裔食物话语(mediated ethnic food discourse),不是讨论菜谱、营养或生产生态,而是考察围绕食物的“说”如何在迁移、城市饮食经济与地方传统交织的饮食地理景观中,传播地方意义、摊贩身份、进食实践与区域饮食记忆。研究人员由此提出三个核心问题:印度尼西亚食物视频评论中出现了哪些言语行为类型;这些行为如何建构可信度、真实性、情感经验与受众参与;这些行为又如何促进印度尼西亚饮食文化在数字环境中的流通。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定性内容分析与非参与式网络民族志观察相结合的设计。样本为7位高可见度印度尼西亚食物视频博主的14条饮食评论视频,每位博主选取2条视频,最终构成1669个编码话语单元。样本来源于公开可见的YouTube内容,入选视频需包含印尼语或混合语码的饮食评论、清晰口语互动、品尝或探食片段,以及对食物、味道、地点、价格、分量、食材、真实性或饮食体验的明确讨论;Shorts、直播片段、纯宣传视频及音频不清内容被排除。研究人员将话语划分为断言类、指令类、承诺类、表达类、宣告类与寒暄类六大类别,并结合视频中的创作者自我呈现、问候与结束语、呼吁点赞评论订阅、地点信息提示、与摊主互动、品尝表演与品牌化表达等平台情境进行解释。初始编码由第一作者完成,随后由第二、第三作者复核定义与例证,歧义部分通过讨论并返回言语行为理论框架重新校验。机械性的归类整理、频数统计与交叉制表在人工核验前提下借助ChatGPT(GPT-4)辅助完成。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呈现总体分布,并指出该语料库覆盖的是一个混合型饮食集合,而非单一传统族裔菜系。14条视频涉及三大类食物:与印度尼西亚群岛具体地方相关的传统族裔与区域食物、体现当代城市饮食趋势的改良型或混合型印尼食物,以及嵌入印度尼西亚城市饮食景观中的全球影响型食物。这一点对于理解研究结果至关重要,因为博主的言语行为不仅使如Cirebon炸鸡、Siantar云吞面、Pontianak鸡蛋饭、Bandung肉丸等地方性食物获得可见性,也同样将改良型和外来来源食物纳入“印尼饮食文化”可被感知和讨论的范围。

在“Overview of empirical findings”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在全部1669个编码话语单元中,断言类行为占855个,占比51.2%,为最主要类型;指令类行为445个,占26.7%;表达类行为266个,占15.9%;寒暄类62个,占3.7%;承诺类32个,占1.9%;宣告类9个,占0.5%。这一分布说明,印度尼西亚食物视频博客的话语组织主要围绕饮食描述、受众引导与情感评价展开,而维系连续性、关系接触与地位改变的功能相对有限。

在“Finding 1: Assertive acts construct culinary credibility and authenticity”部分,研究人员表明,断言类行为是构建饮食可信度与真实性的核心机制。这类话语广泛涉及食材、分量、价格、地点、质地、新鲜度、来源与感官品质等内容。博主通过类似“里面仍然能够明显感受到汁水”或“这确实很正宗”之类的表述,将自身定位为饮食体验的见证者,把个人品尝转译为观众可理解的评价线索。断言类行为之所以占据主导,是因为食物视频博客依赖“证据性叙述”(evidential narration):博主借由汤汁清澈度、香料强度、肉质口感、酱料类型、配料、分量与价格等可见或可感知的元素,帮助观众在无法直接品尝的条件下形成对食物及餐饮地点的预期判断。由此,真实性并非来自制度认证,而是在感官描写和地方性标签中被话语化建构。

在“Finding 2: Directive acts turn viewers into culinary participants”部分,研究人员发现,指令类行为将观看者转化为潜在的饮食参与者。此类话语不仅包括“点赞、评论、分享、订阅”等典型平台互动呼吁,还包括“查看简介”“点击地图”“到现场尝试”“去某地打卡”等与线下行动相关的引导。特别是在Kubiler与Anak Kuliner的视频中,指令类行为尤为突出。研究指出,这表明指令类行为把平台参与逻辑与饮食流动性连接起来:观众不只是被动接收评价,而是在话语引导下被想象为可能前往某餐馆、摊位或城市的行动者。虽然该研究并未测量真实到访效应,但可以明确看出,博主的话语在提升地方小型餐饮可见性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

在“Finding 3: Commissive acts maintain continuity and loyalty”部分,研究人员说明,承诺类行为虽然仅占1.9%,但在维持创作者—受众关系连续性方面具有明确功能。这些话语包括承诺下次评测其他食物、继续某段饮食旅程、回应粉丝推荐、在后续视频回访某地,或保持特定更新节奏等。承诺类行为使单条视频不再是孤立文本,而是系列化内容链条中的一个节点,从而增强观众的期待感与忠诚度。

在“Finding 4: Expressive and phatic acts create affective tasting and community feeling”部分,研究人员强调,表达类与寒暄类行为共同构成食物视频博客的情感层。表达类行为包括赞叹、惊喜、享受、对辣度的即时反应、感谢以及品牌化口头禅等,它们将感官判断压缩为具有记忆点的语言符号,使“好吃”“香”“辣”“满足”等体验具有可传播性。由于观众无法直接品尝食物,博主便通过强化情绪、夸张感受和具身化反应,将品尝过程戏剧化为共享的情感事件。寒暄类行为则通过问候、直接称呼观众、简短寒暄和结束语维系关系通道,营造单向传播中的会话亲密感。这些表达不以传递食物信息为主,却显著支撑了熟悉感、群体感和拟社会亲近(parasocial familiarity)。

在“Finding 5: Declarative acts are scarce because vlog authority is experiential rather than institutional”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宣告类行为极为罕见,仅有9个编码单元。若干初始候选语句在规范化过程中被重新归入断言类,因为它们只是描述状态,而非真正改变状态。这一结果与言语行为理论高度一致:按照Searle的定义,宣告类行为需要被社会承认的制度性权威,而食物视频博主通常并不具备认证某道食物“正式成立”某种身份或地位的制度权力。因此,食物视频博客中的权威主要是经验性的(experiential),即博主凭借“已经品尝并作出评价”的姿态说服观众,而不是凭借正式机构赋予的认证资格。

在“Synthesis: implications for ethnic food scholarship”部分,研究人员综合指出,印度尼西亚食物视频博主实际上充当了饮食文化的语用中介者。断言类与指令类行为构成评论主体结构,表达类与寒暄类行为建立情感接近,承诺类行为维持系列性,宣告类行为则处于边缘。更重要的是,这些功能并非抽象语言现象,而是与族裔食物研究中的真实性、地方性与可见性问题直接相关。博主通过将食物描述为“典型的”“正宗的”“分量足的”“辛辣的”“新鲜的”或“有特色的”,参与了公共判断标准的形成,使地方食物在数字空间中获得可讨论、可分享、可欲求的文化位置。同时,诸如“点赞”“评论”“分享”“订阅”“查看简介”等指令性表达也反映出YouTube的参与经济逻辑,说明食物文化在平台上不是通过静态说明被再现,而是通过创作者与观众之间持续、重复的互动被生产和流通。对于族裔食物研究而言,数字饮食中介正是协商真实性与地方性的关键场域。

讨论部分同时指出研究边界。样本仅限于7位高曝光印度尼西亚YouTube创作者,不能代表较小规模创作者、地区语言频道或TikTok、Instagram Reels等短视频平台;分析聚焦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未系统处理镜头角度、剪辑、面部表情、手势、音乐与评论区回应;语料混合了多种饮食评论场景,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Betawi、Minangkabau、Javanese、Sundanese、Bugis或Papuan等特定族裔—地理菜系;此外,研究并未测量受众接受情况及实际到访行为,因此相关影响仍需结合评论、访谈、平台分析或田野调查进一步考察。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研究表明,印度尼西亚食物视频博主在YouTube上通过具有稳定模式的言语行为中介饮食体验。断言类行为构成评论的信息与感官基础;指令类行为促进互动并可能引导到访;承诺类行为维持期待;表达类行为戏剧化味觉体验;寒暄类行为营造熟悉感。该研究对族裔食物与数字饮食研究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语言如何参与网络饮食话语中对饮食真实性、地方性、味觉与社会连接的论述性建构。相关发现应在目的性抽样YouTube语料的边界内理解,且不能据此推断受众接受或到访效应。

总体而言,该文的学术意义在于,它将食物视频博客从一般意义上的“美食推荐”提升为数字族裔饮食传播的重要研究对象,证明在平台化环境中,饮食文化的可见性并不仅由图像和食物本身决定,更由话语中的语用选择所塑造。研究人员通过将言语行为理论与网络民族志观察结合,较为清晰地揭示了食物博主如何借助描述、指引、情感化表达和关系维系,把印度尼西亚饮食经验转化为可信、可感、可传播的数字叙事。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当代族裔食物如何在网络空间中被建构、分享与再地方化,具有明确的方法论和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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