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Recovery after crisis: short term recovery and long-term consequences on stress and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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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大流行对不同人群的压力与幸福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关键发现是,大流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人群间存在差异。鉴于负面效应因群体而异,恢复过程是否也存在差异便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研究考察了压力与抑郁水平的短期与长期后果,并评估这些水平是否恢复或未能恢复
新冠大流行对不同人群的压力与幸福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关键发现是,大流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不同人群间存在差异。鉴于负面效应因群体而异,恢复过程是否也存在差异便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本研究考察了压力与抑郁水平的短期与长期后果,并评估这些水平是否恢复或未能恢复至大流行前基线。利用瑞士家庭追踪调查(Swiss Household Panel, SHP)的数据,本研究比较了大流行前、大流行期间及大流行后压力与抑郁水平的差异。结果表明,社会关系在压力与抑郁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结果还显示,瑞士的自雇者恢复至大流行前基线水平的速度尤为迅速。研究结果强调了仔细区分短期与长期后果及缓解因素的重要性。
本研究聚焦于新冠大流行这一特定社会历史事件对个体生活造成的正负两方面重大影响,旨在检验资源和储备(resources and reserves)、社会位置及人际关系对压力与抑郁恢复及非恢复过程的影响。该研究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
研究背景方面,新冠大流行对个体的影响呈现高度异质性,不同人群的恢复力(resilience)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尽管部分高技能管理者经历了较低压力水平,但脆弱人群面临更为负面的后果。现有研究表明,大流行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群体而异,且需将大流行效应与独立于大流行的一般趋势相区分。恢复过程受个体长期积累的资源和储备影响,且不同人群的恢复时点存在差异。然而,关于(非)恢复的研究明显滞后于对流行病即时后果的研究。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核心问题:哪些特征界定了更快从大流行诱发压力和抑郁中恢复的群体,哪些人群难以恢复至大流行前基线?研究特别聚焦于"快速恢复者"(fast recoverees)和"长期受影响者"(long-term affected)两个群体,以期为未来政策干预设计提供重要洞见。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来源于瑞士家庭追踪调查(SHP),涵盖第19波(大流行前,2019年末至2020年3月,作为"正常"参照波次)、新冠特别调查波次(SHP-Covid,大流行初期严格限制期间)、第20波(2020年8月至2021年3月,仍处严格限制期,疫苗接种已于2021年1月启动)以及第22波(2022年,首次无任何新冠相关限制,但需注意2022年2月俄乌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可能额外影响)。样本限定为在SHP-19至SHP-Covid期间压力或抑郁指标出现恶化、且年满18岁的受访者。研究方法上,研究采用二元逻辑斯谛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以"早期恢复者"(early recoverees,即在SHP-20或SHP-22恢复至大流行前水平或更佳者)和"长期受影响者"(still impacted/long-term impacted,即在SHP-22仍未恢复或进一步恶化者)为因变量,分析就业因素、公民身份、教育及社会地位等变量的影响模式。
研究结果部分,"整体趋势与样本特征"显示,平均压力水平在大流行期间低于后大流行时期,一般压力水平在SHP-20和SHP-21再次上升后,于SHP-22降至较低水平,但总体仍低于大流行前2.8的基线;抑郁评分在SHP-20下降后,于SHP-21和SHP-22再度上升,两个指标呈现反向趋势。
"压力恢复的逻辑回归模型"(表2)揭示了多重发现:社会关系在压力恢复与维持高压力水平中均发挥作用。孤独感较高者更可能快速恢复至较低压力水平,但同时也更可能属于未能恢复至大流行前基线者,呈现矛盾效应。自雇者或经济不活跃者(如在校学习)在快速压力恢复中具显著优势,但对长期后果无显著影响。年轻人更不可能经历"无恢复"状态。自认为属于新冠风险群体者在限制已放宽的SHP-20时期更可能经历压力降低,但该群体中仍有部分报告持续压力效应。意大利语区居民更可能未能在SHP-22前实现压力恢复,可能与其更早且更严重受大流行冲击有关。疫情期间有伴侣但未同居者更可能经历未恢复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模型解释力(R2)较低,仅约2%的方差被解释,提示存在模型外的重要因素。
"抑郁恢复的逻辑回归模型"(表3)显示:孤独感较高者在抑郁快速恢复中同样呈现悖论性正向关联。受教育年限较长与抑郁恢复可能性正相关。年龄具有小但显著的效应,年轻抑郁者更可能恢复。疫情期间无伴侣者恢复可能性较低。在不控制波动的情况下,孤独感影响抑郁未恢复;同时,网络访谈受访者更可能属于未恢复至大流行前水平者。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模型解释力较低可能暗示同时期存在其他生活事件的影响,且恢复与恶化的时间性存在差异——部分人在大流行期间经历压力,另一些人在"回归正常"时方经历压力。研究结果与既有文献一致,确认社会关系对重大生活事件应对的重要性,但疫情期间呈现矛盾发现:孤独感对恢复与非恢复均具正向影响,提示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知和评价可能产生不同后果。社会隔离与孤独感对恢复和长期结果至关重要,但社会网络不仅作为资源,其"储备"(reserves)激活模式存在差异——担忧亲属者可能在疫情爆发后数年保持较高压力,同时受孤独感的长期影响。
年轻人压力水平较快降低的发现与其他研究一致,但同时存在青少年幸福感下降始于大流行前的普遍趋势。研究未发现性别对压力与抑郁变化的显著影响,但强调这针对的是相对变化而非绝对水平。工作相关效应仅对快速压力恢复有作用,与长期负面后果无关,其中自雇者的发现突显了限制措施对压力水平的时间性影响。数据收集模式的改变(尤其网络访谈)对结果解读具有方法论意义。长期后果在压力水平变化中比自我报告抑郁更为明显,提示自我报告的抑郁-焦虑指标可能存在局限,且并非临床诊断或PHQ(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患者健康问卷)、GAD(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等专业测量工具。与其他追踪研究类似,本研究呈现混合结果,可能源于大流行效应的确经由非常不同路径所介导。研究发现与弹性、资源和储备文献一致,尤其强调储备的不同激活方式。
研究结论指出:社会因素、职业处境与人际关系对疫情后压力恢复和抑郁恢复具有影响,其中社会关系尤为重要。在瑞士,大流行应对措施相对温和的情境下,受大流行负面工作影响者(尤其是面临工作或教育限制者)倾向于快速恢复。然而,社会关系的危机解读和运用方式存在差异。年轻人及自认为属于新冠风险群体者经历了早期恢复,但后者中仍有部分人在最新比较波次中报告未恢复。个体特征、社会因素与政府应对之间的复杂交互塑造了恢复模式,虽然许多人快速恢复,另一些人仍与大流行的长期效应抗争。这种恢复轨迹的变异性凸显了采取细致化方法应对大流行对心理健康与幸福感持续影响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