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2022年低工资劳动者食物不安全轨迹研究

《Discover Public Health》:Trajectories of food insecurity for low wage workers from 2018 to 2022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17日 来源:Discover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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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VID-19疫情使许多美国家庭更易遭受食物不安全,并推动了联邦食品援助的临时扩张。鉴于疫情对食物不安全的影响具有社会分层特征且会随时间变化,本研究旨在识别2018—2022年间不同的食物不安全轨迹,以及在低收入样本中与这些轨迹相关的人口统计学和家庭因素。研

  
COVID-19疫情使许多美国家庭更易遭受食物不安全,并推动了联邦食品援助的临时扩张。鉴于疫情对食物不安全的影响具有社会分层特征且会随时间变化,本研究旨在识别2018—2022年间不同的食物不安全轨迹,以及在低收入样本中与这些轨迹相关的人口统计学和家庭因素。研究人员对一项纵向年度调查(2018—2022年)的数据进行了二次分析,纳入了在美国两座城市社区场景中招募的414名低工资劳动者,城市分别为北卡罗来纳州罗利(Raleigh, NC)和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 MN)。年度调查指标包括6项食物安全模块(6-Item Food Security Module)、自报人口统计学特征,以及家庭经济因素,包括住房稳定性、就业状况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SNAP)领取情况。采用潜在类别分析(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识别随时间变化的食物安全潜在类别(轨迹),并将参与者分配至相应轨迹。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检验人口统计学/家庭因素与轨迹归属之间的关联。基线时食物不安全发生率较高(72.7%)。潜在类别分析显示,2018—2022年间存在5种轨迹:(i)持续高食物安全(23.9%);(ii)持续中度食物安全(28.3%);(iii)持续极低食物安全(very low food security, VLFS,17.6%);(iv)食物安全改善(12.6%);(v)食物安全暂时改善(17.6%)。若干人口统计学和家庭因素与经历较低食物安全轨迹的可能性相关。理解COVID-19疫情期间食物不安全的轨迹变化,有助于为未来公共卫生或经济危机中的政策应对提供依据。食物安全状态并非静态条件;年度测量对于促进美国低收入家庭的食物安全至关重要。
该文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聚焦COVID-19疫情前后美国低工资劳动者家庭食物不安全的动态变化。研究背景在于,食物不安全作为一种家庭层面的经济与社会困境,体现为获取充足食物的能力有限或不确定。疫情暴发前,美国总体食物不安全率曾持续下降,但2020年COVID-19疫情带来的停工、失业与社会运行中断,使低收入家庭面临显著加剧的食物获取风险。尽管联邦政府通过《CARES Act》、儿童税收抵免扩张以及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临时扩围等措施提供了大规模经济支持,全国总体食物不安全率并未显著上升,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分层,黑人家庭、有儿童家庭等脆弱群体面临更高风险。与此同时,食物不安全并非固定不变,而是会随着住房、就业和福利获得情况的波动而改变。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有必要基于纵向数据识别高风险人群在疫情不同阶段的食物不安全轨迹,并分析相关的人口统计学和家庭经济因素,以揭示危机情境下食物安全变化的异质性及其政策含义。

研究人员使用Wage$研究的数据开展二次分析。该母体研究为前瞻性队列研究,2018—2022年连续随访美国两座城市低工资劳动者,原本用于评估最低工资政策对健康结局的影响。本研究从中筛选在全部5个年度均完成调查,且在食物不安全、SNAP参与、住房不稳定、就业和人口统计学变量上资料完整的414名参与者。结果显示,样本基线时即具有很高的食物不安全负担,72.7%的参与者处于低食物安全或极低食物安全状态。通过对5年数据的轨迹识别,研究证实低工资劳动者内部并非同质群体,而是呈现出多种显著不同的食物安全演变模式。

本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基于2018—2022年Wage$纵向年度调查数据,对来自Raleigh, NC与Minneapolis, MN社区招募的414名低工资劳动者进行二次分析;采用美国住户食物安全调查模块6项简表(Six-Item Short Form of the HFSSM)评估各年度食物安全水平;通过潜在类别分析(LCA)识别食物不安全轨迹;使用双变量分析比较不同轨迹组的人口统计学差异;进一步建立多项Logistic回归模型,在控制年龄、教育、种族/族裔、性别、城市和家庭儿童构成后,检验SNAP领取、疫情期就业稳定性及住房稳定性与轨迹归属之间的关联。

在结果部分,研究首先通过“Five latent class trajectories (2018–2022) for likelihood of high/marginal food security, low food security, and very low food security”展示了5种潜在轨迹。第一类为“consistent high food security”,即持续高食物安全轨迹,占23.9%,其特征是在5个时间点中始终具有较高概率处于高或边缘性食物安全状态。第二类为“consistent moderate food security”,即持续中度食物安全轨迹,占28.3%,参与者在各时间点大致同等可能处于高/边缘性食物安全与低食物安全状态,但极低食物安全的概率始终较低。第三类为“consistent VLFS”,即持续极低食物安全轨迹,占17.6%,其特征是在整个随访期间每年均有较高概率处于极低食物安全状态。第四类为“improved food security”,即食物安全改善轨迹,占12.6%,该组在2018年几乎全部表现为极低食物安全,但在随后几年中食物安全逐步改善,到2022年高/边缘性食物安全的概率明显上升。第五类为“temporarily improved food security”,即食物安全暂时改善轨迹,占17.6%,这类参与者在多数年份仍可能经历食物不安全,但在2021年出现短暂改善,随后于2022年再次恶化。该结果表明,低工资劳动者家庭在疫情前后并未呈现单一变化趋势,而是存在持续脆弱、持续稳定、逐步恢复以及短期改善后再度恶化等多重模式。

在“Participant demographics by food security trajectories from 2018 to 2022 among low wage workers”部分,研究通过双变量描述分析发现,不同轨迹在年龄、所在城市和家庭构成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食物安全改善轨迹中,单亲且有子女家庭的比例最高,提示家庭抚养负担与轨迹改善模式之间存在关联。该组中多数参与者来自Raleigh,而非Minneapolis,说明地理与政策环境差异可能影响食物安全变化路径。虽然两州在联邦层面的疫情救助政策总体相近,但州一级SNAP资格限制和地方社会经济情境不同,可能造成城市间轨迹分布差异。

在“Household economic factors by food security trajectories from 2018 to 2022 among low wage workers”部分,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家庭经济条件与轨迹归属的关系。以持续高食物安全轨迹为参照,粗略模型显示,连续5年领取SNAP者更可能处于持续中度食物安全、持续极低食物安全或暂时改善轨迹;疫情期间持续领取SNAP者,以及在任一时间点曾领取SNAP者,也更可能归入食物安全较差的轨迹类别。调整年龄、教育、种族/族裔、性别、城市及是否与儿童同住后,曾领取SNAP、在疫情期间持续领取SNAP以及住房不稳定,仍与较低食物安全轨迹显著相关。特别是疫情期间住房稳定者,进入持续极低食物安全轨迹的可能性明显更低,提示住房稳定性具有重要保护作用。相比之下,在调整模型中,每年都领取SNAP或疫情期就业稳定性与较差轨迹的关联不再显著。敏感性分析显示,将“不确定是否领取SNAP”的参与者归类为“已领取”后,结果并未改变,说明模型具有一定稳健性。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识别出的5种轨迹进一步证明,食物不安全在危机时期具有明显的时间动态性与社会分层性。既往有关食物不安全轨迹的潜在类别研究较少覆盖疫情这类重大危机时期,也较少聚焦低工资劳动者这类高风险群体。本研究延长了观察窗口,并区分了低食物安全与极低食物安全,因而更能揭示脆弱家庭在长期社会经济冲击下的异质反应。研究人员认为,年龄、家庭构成与居住城市和轨迹关联的发现,与既往关于食物不安全社会决定因素的认识基本一致。对城市差异的解释中,论文强调州际政策环境,尤其是疫情前SNAP资格限制的不同,可能使Raleigh样本在疫情期间的救助扩张中获得相对更大改善。

关于SNAP,论文认为其与不同轨迹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领取SNAP,尤其是在疫情福利扩张期间持续领取SNAP,与食物安全改善轨迹相关,提示该项目可能在部分家庭中发挥了缓冲或稳定作用。另一方面,SNAP领取也与持续极低食物安全轨迹相关,表明对于食物需求最严重、最持久的家庭,即便接受营养援助,仍难以摆脱极端不安全状态。作者据此指出,这种结果很可能受到内生性影响,即更贫困、需求更高且符合资格的家庭更可能申请并持续获得SNAP,因此研究不能据此作出SNAP对轨迹的因果推断。论文还结合其他研究说明,疫情期SNAP扩张及灵活性调整确实帮助了部分家庭,但对另一些家庭仍不足以抵消食物不安全,特别是当福利扩张终止后,食物不安全再次上升的趋势更加明显。

在住房因素方面,论文强调住房稳定性与食物安全密切相关。疫情期间报告住房稳定的参与者更不容易进入较差的食物安全轨迹,说明稳定住房可能通过减轻租金或迁居压力、释放食物支出空间,以及提供稳定的食物储存与烹饪环境来保护家庭食物安全。研究同时指出,疫情初期的驱逐禁令和紧急租金援助项目,可能在一定时期内间接提升了家庭维持食物安全的能力。

论文也坦陈了若干局限性。首先,样本为城市低工资劳动者,且大多数为种族/族裔少数群体,因此结果未必可推广至全美代表性人群。其次,研究无法对轨迹预测因素作出因果推断,尤其是SNAP参与存在潜在内生性问题。再次,多种全国性经济救助措施同期实施,使得SNAP单独效应难以区分。此外,所有变量均为自报数据,尽管既往调查提示SNAP自报准确性较高,但仍可能存在误报。最后,本研究未纳入其他可能影响食物安全轨迹的家庭应对机制,如亲属支持、食物银行利用或家庭食物生产等。

研究结论部分表明,本研究在高风险样本中识别出可为下一次公共卫生或经济危机政策应对提供依据的食物不安全轨迹。2018—2022年间的食物安全模式即使在这一高风险群体内部也表现出明显社会分层。联邦经济救助措施力度较强的时期,与这些低收入家庭食物安全改善相对应。研究进一步证明,食物不安全状态并非静态不变。在食品援助项目不断缩减的背景下,恢复对食物不安全的常规监测具有紧迫性。结合其他家庭经济压力,如医疗补贴到期和食品价格持续上涨,对高风险家庭开展持续监测并提供稳定的食品援助支持,对于减轻食物不安全恶化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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