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The connotations of Value-Based Healthcare: interpretive perspectives and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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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阐明价值医疗(Value-Based Healthcare, VBHC)的内涵,纠正认知误区,并探讨不同群体间的感知差异。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一个涵盖五大维度的VBHC内涵分析框架:主客体与主观客观关系、个体与集体、精细化的价值等式、概念范畴与边界,以
本研究旨在阐明价值医疗(Value-Based Healthcare, VBHC)的内涵,纠正认知误区,并探讨不同群体间的感知差异。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一个涵盖五大维度的VBHC内涵分析框架:主客体与主观客观关系、个体与集体、精细化的价值等式、概念范畴与边界,以及价值意涵中的增量与存量价值。基于该框架,研究人员开发了调查问卷,并对收集的数据进行了方差分析(ANOVA)和卡方检验等统计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结果1):老年人群体与其他年龄组在公益性导向、公平性及成本感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教育程度、地域和城乡居住地对"患者中心化"概念、主观效用及边际价值的感知存在显著影响。与其他群体相比,老年人更优先关注健康结果,中老年群体注重功能恢复,而生存期并非首要关切。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群、公众、患者及城镇居民优先关注健康结果;反之,其他群体则在健康结果与成本之间寻求平衡,但无一群体会单独优先关注成本。医疗机构领导者优先关注医院支出,而其他群体则优先关注患者的经济负担。尽管功能恢复受到普遍青睐,但城镇居民重视生存期,而县域和乡镇居民ienshao(居民)更强调疾病复发可能性及恢复的可持续性。
价值医疗(Value-Based Healthcare, VBHC)自Porter和Teisberg(2006)提出以来,已成为全球医疗改革的指导性框架,为中国新一轮医改注入了强劲动力。尽管中国改革未明确冠以VBHC标签,但其理念已深度嵌入诸多政策文件,在系统降低医疗成本、确保公众共享医疗进步红利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政策具体制定、工具选择及执行中仍存在偏差,衍生出新的问题与矛盾:一方面,国家基本医保基金累积巨额结余,截至2024年底约达3.863万亿元;另一方面,参保职工和居民的医疗医药支出持续快速增长,个人自付现金支出占基金总支出的25%~40%。此外,分解住院、推诿病人、医院 closure (关闭)等现象日益普遍,集中带量采购(Centralized Volume-Based Procurement, CVBP)导致原研药比例骤减,引发临床疗效担忧。
围绕VBHC内涵的学术争议持续存在。Porter将价值简洁定义为"健康结果与成本之比",但学界对其理解出现分化:一派认为该"价值"相对医疗机构或支付方而言,主要体现经济价值,优先采用成本效果分析;另一派则拓展至社会价值,形成多维概念。欧洲委员会卫生投资有效途径专家小组(EXPH)提出健康系统价值创造的四大支柱:健康、公平、以人为中心和社hui(社会)参与,分别对应技术价值、配置价值、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与此同时,部分学者遵循Porter早期简洁表述,探索患者结果与医疗成本的互动关系,也有研究者指出价值的精确内涵仍模糊不清——除单位支出所实现的健kang(健康)结果外,患者体验、忠诚度和公平性也被视为关键组分,但尚未形成统一界定。
更关键的是,不同群体对VBHC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异。医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Medicine)报告指出,医疗提供者常基于干预措施的适当性、有效性和循证基础定义价值,而患者更可能从服务可及性、公平性和质量改善角度理解价值;临床与非临床人员之间也存在明显感知鸿沟,临床医生主要关注提升治疗效果和改善医疗结果,对成本及患者真正重视的结果关注不足。在此背景下,VBHC定义逐渐偏离"患者中心化"轨迹, skewing(倾斜)至公众或医疗专业人员视角。
为澄清争议、准确把握VBHC科学本质、纠正过度强调成本控制的认知偏差,本研究基于患者中心化基本原则,构建了VBHC内涵的分析框架,并将调查范围拓展至患者、医疗专业人员之外的公众及相关机构领导者,开展实证分析,以期辨识当前VBHC内涵认知的趋势与差异,剖析深层原因,为完善中国医疗体系改革提供参考。
研究人员从五个维度系统阐释了VBHC内涵框架。第一维度为关系范畴:主客体关系抑或主客观关系?从主客体关系看,医疗涉及患者、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行政部门、政府、公众、药企、保险公司等多元利益相关者,但患者偏好、需求与价值能够调解其他主体间的差异甚至冲突,具有独特的中介功能。从主客观关系看,客观性体现为医疗服务恢复或维持生物躯体功能的效用;主观性则主要体现为恢复或维持患者正常心理与社会功能。
第二维度为"患者"界定:个体抑或集体?公益性导向(public welfare orientation)本质锚定于利他主义,指无私、慈善,与私人利益相对;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则相对个体利益而言,代表多数人的福利。当"患者"被理解为个体时,VBHC主要呈现"效率"导向;当理解为集体时,则反映集体价值与公共利益,偏向"公平"导向,需要均衡配置医疗资源。
第三维度为价值等式:结果优先抑或成本优先?Porter的"价值=健康结果/成本"公式可从三方面解读:同时改善健康结果并降低成本(理想状态);健康结果恒定时降低成本(易使政策制定者滑向单纯控费);成本恒定时改善健康结果(引导关注质量与结果)。Porter的价值内涵契合后者而非前者。
第四维度为范畴边界:微观抑或宏观?微观层面(狭义)的价值以患者为中心,涵盖健康结果、成本及医疗体验等动态需求;宏观层面(广义)则扩展至家庭成员、医生、支付方、供应商等所有参与者,要求价值测量延伸至社会层面,涵盖质量、安全、有效性、及时性、公平性和效率。微观与宏观价值常存在冲突,如微观层面的健康结果(效率)往往与宏观层面的医疗可及性(公平)ocado(相抗衡)。
第五维度为价值意涵:增量抑或存量?增量价值(incremental value)指医疗服务为患者带来的价值增值效应,属于边际价值范畴,可在个体或集体、微观或macro(宏观)、直接或间接维度呈现。存量价值(stock value)则指医疗服务未对患者产生价值增值效应,整体价值状态不变。从客观视角看,许多医疗服务虽不主动贡献于疾病治疗或健康改善,但通常也不损害患者健康状态(如未发现异常的常规预防和体检);从主观视角看,存量价值可转化为增量价值,如体检结果满足了个体了解自身健康状况的需求,但重复进行的相同检查会呈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主要使用Likert量表,并将"健康结果与成本优先性"这一关键复杂维度设计为三选项的多选题。选项设计参考Michael Porter的三层级健康结果测量模型,问卷共23个题项。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职业身份、生活或工作地点(城镇vs县/乡)及地理区域(东、中、西部)。调查通过广西医疗机构及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县域医共体分会等学术组织在线发放,回收729份,排除作答时间<2分钟或答案单一的105份后,有效问卷624份(有效率85.60%)。样本以女性(69.1%)、20~50岁(占87.7%)为主;教育程度上,本科占60.1%,研究生占24.4%;职业分布中医护人员占62.0%(护士36.2%、医师25.5%),医疗机构管理者10.3%,患者3.8%,公众9.3%;居住或工作地点方面,县级占69.2%(其中城镇27.6%),区域分布中西部位占55.9%、东部20.7%、中部23.4%。问卷信度良好(Cronbach's α=0.791),效度方面KMO值为0.839,Bartlett球形检验χ
2=3390.236(p<0.01),四因子结构累计方差解释率56.596%。统计分析使用SPSS 20.0完成。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受访者在效率-公平权衡中倾向公平与公共利益,但评估医疗价值时成本意识明显薄弱。具体而言:治疗选择方面,43.3%寻求健康结果与成本的平衡,30.4%追求最优健康结果与最低成本,仅18.6%优先健康结果;治疗结果认知较为分散,主要关注患者阶段性需求,其次为功能恢复;治疗成本认知则高度一致,86.7%优先关注患者经济负担。
方差分析揭示多维度群体差异。年龄方面:老年人群体(>60岁)对公益性导向(题项6,均值1.91)和增量价值(题项19,均值2.00)认同度最高,显著低于40~50岁及20~30岁组,且随年龄增长对增量价值认同递增。教育程度方面:研究生群体对"患者中心化"的利益传导机制(题项2,均值1.487)和改革长期视角(题项18,均值1.618)认同度最高,对主观效用(题项20,均值2.033)和边际价值(题项21,均值2.211)认同度最低,显著高于本科及大专群体。职业身份方面:药学人员对"避免过度医疗需求"(题项15,均值4.0)和长期改革视角(题项18,均值3.0)认同度最低;护士对长期视角认同度(均值 Status1.903)显著低于医师及其他群体;医疗机构领导者对长期视角认同度最高(均值1.375)。城乡方面:城镇居民在"患者中心化"利益传导(题项2,均值1.529 vs 1.762,p=0.004)、主观效用(题项20,均值2.105 vs 1.643/1.706,p<0.001)和边际价值(题项21和23)方面与县乡群体差异显著,城镇评分显著更高(认同度更低)。区域方面:东部群体在个体患者(题项6,均值2.845 vs 3.350)、公益性导向和效率方面显著高于西部;中部群体在集体患者(题项8,均值1.493 vs 1.676,p=0.014)及公平与效率平衡(题项16,均值1.589 vs 1.754,p=0.021)方面显著高于西部,且在长期改革视角(题项18,均值1.623 vs 1.868,p=0.011)和主观效用(题项20)方面显著高于东部,呈现独特的包容性moderate(温和)价值范式。
卡方检验进一步揭示分类变量的群体差异。年龄方面:治疗选择(题项10,χ
2=41.912,p=0.003)中,60岁以上群体58.33%优先健康结果,远高于其他组(20%~25%),而平衡选项在老年组为零;治疗结果(题项11,χ
2=67.384,p<0.001)中,50~60岁及60岁以上群体45%左右优先功能恢复,远超20~30岁组,且60岁以上27.27%关注生存期(其他组<15%)。教育程度方面:治疗选择(题项10,χ
2=24.225,p=0.019)中研究生30.26%优先健康结果,其他组均低于17%,本科组平衡取向最突出(46.67%);治疗结果(题项11,χ
2=29.712,p=0.040)中大专和研究生组优先功能恢复比例(34.04%、31.58%)显著高于本科组(23.73%)。职业身份方面:治疗选择(题项10,χ
2=80.359,p=0.007)中公众和患者优先健康结果比例最高(41.38%、33.33%),医师等医务人员更倾向平衡(>50%);治疗成本(题项12,χ
2=79.550,p=0.008)中,除医疗机构领导者(37.5%优先医院成本)外,其余群体均高度一致(>70%)优先患者经济负担,但50%医疗机构领导者、28.57%党政领导者和25%卫生行政部门普通员工倾向优先医院成本。城乡方面:治疗选择(题项10,χ
2=33.047,p<0.001)中城镇30.23%优先健康结果,显著高于县(14.35%)乡(7.14%),乡镇57.14%倾向平衡;治疗结果(题项11,χ
2=36.589,p=0.006)中城镇16.86%关注生存期(县9.49%、乡0%),乡镇21.43%关注 predict(预期)治疗副作用(城镇7.56%、县7.18%),乡镇28.57%和县24.77%关注疾病复发可能性及恢复可持续性(城镇13.95%)。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总体而言,受访者成本意识薄弱,既不单独优先健康结果也不单独优先成本,而倾向两者平衡,并优先关注患者经济负担,高度重视功能恢复而非生存期。老年人和东部人群倾向个体、公益性导向和效率;其他年龄组和西部人群倾向集体、公平和公共利益;中部人群关注集体但试图调和公平与效率,呈现独特的温和价值范式。城镇居民从多元利益相关者视角理解"患者中心化",强调客观健康结果和生存期;县乡居民更易接受主观效用和边际价值,更频繁考虑成本。领导者从自身角色出发强调成本,普通医务人员从职责出发优先健康结果;患者强调效率,领导者倾向社会公平,医师护士处于中间地带。与医务人员不同,患者和公众较不接受主观效用,对边际价值递减难以接受。选择治疗方案时,患者和公众优先健康结果,医务人员倾向平衡。
政策建议方面,研究提出:医疗改革与政策制定应总体顺应公众对公平和公共利益的价值观,同时继续强化医疗系统的公益性导向;应增强成本意识以成本衡量医疗价值,但必须以优先健康结果为前提,成本控制仅为手段而非目的,需加强公众(尤其是老年人、城镇居民和西部 population(居民))的成本意识教育,而领导者特别是党政官员须树立健康结果优先思维;医疗服务应优先恢复患者身心功能而非延长生存期;城乡医疗机构需差异化定位——城镇特别是三级医院须优先健康结果、强调客观健康结果和增量价值,县乡机构应在健康结果与成本、客观健康结果与主观效用间取得适当平衡;不同区域医疗机构亦需差异化战略定位——东部地区须强化技术创新、持续改善客观健康结果,中西部地区应重点改善医疗服务公平性和可及性,在国家支持下吸收整合东部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