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Hidden markets, visible gains: informal village-level farmland transfer platforms and rural household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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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流转平台作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载体,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尚缺乏充分的实证检验。研究人员基于中国12个省(自治区)2,501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农地流转平台对农户
农地流转平台作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载体,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尚缺乏充分的实证检验。研究人员基于中国12个省(自治区)2,501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第一,农地流转平台对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就农业经营收入而言,非正式农地流转平台对高学历农户和接受培训农户的影响更大;就非农就业收入而言,该类平台对低学历农户和未接受培训农户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农地流转平台通过流转面积和外出务工人数影响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与非农就业 honored 就业收入,其中流转面积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外出务工人数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旨在为完善土地要素市场与提升农户收入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研究背景方面,有效增加农民收入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核心挑战,对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具有关键意义。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资源禀赋,通过赋予其更加完善的财产权利可以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一方面,土地转入能够促进土地向高效率农户集中,优化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土地转出可为农民释放更多非农就业时间。与此同时,转入土地的家庭通过土地整合亦可促进周边农户的非农就业转移。因此,激活土地要素市场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核心路径。
中国政府持续推进农地制度改革,为土地要素市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基础。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提出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三权分置"改革,在坚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为经营权的有序流转清除了产权障碍。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进一步在法律层面确认了经营权流转的合法性。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基本完成,明晰了承包关系,为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奠定了产权基石。
农地流转平台作为土地流转的载体,在盘活农村"沉睡"资源、激发内生发展活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中国各地区已建立多种形式的农地流转平台。从发起主体来看,这些平台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由村集体或农业协会等建立的**非正式农地流转平台**(informal farmland transfer platforms),另一类是由政府机构或相关职能部门设立的**正式农地流转平台**(formal farmland transfer platforms)。前者植根于农村基层,缺乏独立法人资格,依托村规民约和熟人社会中的信任关系运转,属于内生性中介组织;后者通常位于城镇,经工商或民政部门登记,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监管,须遵守明确的交易规则,属于外生性中介。与正式城镇平台相比,非正式农村平台深度嵌入农村社区,更了解当地农地面积、质量及农户流转意愿,在"熟人社会"中更易获得农户信任,且运作更为灵活,能够根据地方条件快速调整规则和服务,更好地满足小农户的特定需求。
尽管现有研究已广泛证实了土地流转在提升农业生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关于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对农户收入的实证研究仍相对匮乏。这些基于地方习俗和社会网络运作的非正式平台,可能更贴合农民的实际需求,能够灵活适应市场变化,使更多小农户参与更广泛的土地市场,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交易机会,从而为农民创造更大的经济收益。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微观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1)**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与**Tobit模型**用于基准回归,处理因变量中包含零值的截尾数据问题;(2)**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通过最近邻匹配、核匹配、局部线性回归匹配、半径匹配和马氏距离匹配等方法构建反事实框架,估计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3)**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IV),选取"是否为郊区"和"道路硬化比例"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有限信息最大似然法**(Limited 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LIML)及**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GMM)进行估计;(4)**处理效应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 TEM),基于Heckman模型思想处理样本选择偏差;(5)**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on Effect Model),采用Baron和Kenny提出的逐步回归法,检验流转面积和劳动力非农转移的中介效应。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2018年1月至2月开展的寒假调查,覆盖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12个省(自治区)、136个县(区)、159个村庄的2,501户农户。
研究结果显示:
**基准回归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多元回归结果表明,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对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系数大于非农就业收入,在1%和5%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方面,年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培训参与、经营范围、是否为小康村、到高速公路距离、水源保障、经济水平和地形特征等因素均对农户收入产生显著影响。为验证结果稳健性,研究人员进行了多重检验:变量调整方面,将农业经营收入与非农就业收入加总以及以家庭总收入为因变量,平台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样本调整方面,剔除东北样本(吉林、黑龙江)以及进一步剔除西部样本(内蒙古、四川)后,结论保持稳健;模型调整方面,采用Tobit模型处理零值问题,结果一致;村级数据验证方面,有平台的村庄在人均纯收入、土地流转比例、非农就业比例、规模经营户数、最大经营规模和合作社数量等方面均显著优于无平台村庄。各检验均支持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显著提升农户收入的结论。
**异质性分析**
基于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农业经营收入,非正式农地流转平台对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高学历农户的影响系数更大,可能因为高学历农户更擅长农业经营管理,能更好利用平台提升农业经营收入;对于非农就业收入,平台仅对低学历农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高学历农户不显著,可能因为高学历农户已具备更强的非农就业能力和机会,平台对其非农就业收入的边际效应有限。基于培训参与的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农业经营收入,平台对受过培训和未培训农户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培训农户的影响系数显著更高;对于非农就业收入,平台对培训农户影响不显著,而对未培训农户显著为正,可能因为培训内容主要聚焦于农业生产技能,对非农就业促进作用有限,而未培训农户更可能从事非农就业,平台通过促进其土地转出进一步推动了非农就业。
**内生性处理**
鉴于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研究人员采用多种方法加以处理。工具变量法方面,Hausman检验在10%水平上显著,DWH检验在5%水平上显著,证实平台存在内生性;弱工具变量检验F统计量大于15%偏误下的临界值,LIML估计与2SLS结果一致,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GMM及迭代GMM估计结果亦显示平台对两类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PSM多种匹配方法的结果表明,平台的平均处理效应(ATT)在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方程中均显著为正,且农业经营收入的ATT在1%水平上显著且普遍高于非农就业收入。处理效应模型中,两步法的风险率lambda(λ)和最大似然估计的athrho(ρ)均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平台为内生虚拟变量,处理效应模型优于OLS估计,且平台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前期结果一致。
**机制分析**
中介效应模型揭示了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影响农户收入的两条路径。对于农业经营收入,平台对流转面积的影响系数为0.430,在1%水平上显著;在同时纳入平台和流转面积后,两者系数均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流转面积发挥**部分中介效应**(partial mediation effect),即平台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部分通过扩大土地转入面积实现。对于非农就业收入,平台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系数为0.129,在1%水平上显著;在同时纳入平台和劳动力非农转移后,平台系数变为不显著,而劳动力非农转移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劳动力非农转移发挥**完全中介效应**(full mediation effect),即平台对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完全通过促进劳动力非农转移实现。以家庭总收入替代农业经营收入、以外出务工人数替代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稳健性检验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的可靠性。
**讨论与政策含义**
研究讨论部分强调,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通过降低交易成本、规范交易行为激活了土地流转市场,既为转入土地的农户提供了规模经营的契机,也为转出土地的农户释放了非农就业时间,形成了"隐性市场"中的"显性增益"。平台的有效性源于其内嵌于熟人社会的信任机制与灵活适应地方需求的运作方式,但其合法性和规范化程度仍需加强。政策层面,研究提出三方面建议:一是分类有序推进平台建设,在经济较发达、农户流转意愿较强的村庄开展试点,由村集体或合作社牵头建立村级土地流转服务站,逐步形成覆盖村、乡、县三级服务网络;二是建立差异化的制度保障体系,对村集体主导和合作社主导的平台实行分类管理,制定统一的流转合同范本,规范交易行为;三是建立便民的纠纷调解和风险防范机制,设立乡镇司法调解窗口,建立土地流转风险保障金,切实保护小农户权益。
**研究结论**
基于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2018年对12个省(自治区)、136个县(区)、159个村庄2,501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本研究采用OLS估计、Tobit模型、PSM、处理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了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对农户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对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更强,在考虑平台内生性后,IV法、PSM和处理效应模型均证实了对农户收入的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变量调整、样本调整、模型调整和村级数据等稳健性检验结果一致;第三,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农业经营收入,非正式平台对高学历和接受培训农户影响更大,对于非农就业收入,平台显著惠及低学历和未培训农户,但对高学历和培训农户影响不显著;第四,机制分析表明,非正式村级农地流转平台通过土地转入面积和劳动力非农转移分别影响农业经营收入和非农就业收入,其中土地转入面积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外出务工人数具有完全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