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活跃社交媒体用户健康错误信息相关知识、态度与实践研究

《Discover Public Health》: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health misinformation among active social media users in Malaysi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19日 来源:Discover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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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社交媒体上健康错误信息的快速传播构成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马来西亚成年社交媒体用户对健康错误信息的知识、态度与实践(KAP),并识别其相关因素。 对象与方法:研究人员在马来西亚成年社交媒体用户(年龄18岁及以上)中开展了一项横断面(

  
引言:社交媒体上健康错误信息的快速传播构成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目的:本研究旨在评估马来西亚成年社交媒体用户对健康错误信息的知识、态度与实践(KAP),并识别其相关因素。

对象与方法:研究人员在马来西亚成年社交媒体用户(年龄18岁及以上)中开展了一项横断面(cross-sectional)在线调查,并采用便利抽样(convenience sampling)进行招募。研究使用经验证的自填式问卷测量知识、态度与实践:知识评分范围为0–11分,≥9分定义为良好;态度评分范围为5–25分,≥20分定义为积极;实践分为忽视与采取行动两类。研究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KAP的预测因素。

结果:共有390名受访者参与研究。大多数受访者为女性(67.2%),平均年龄为35.9岁(SD = 12.53),且超过半数(58.2%)具有学士学位。390名参与者中,55.4%具有良好知识,79%持积极态度,60.5%对错误信息选择忽视。良好知识与高等教育相关(AOR = 9.720,95% CI:2.180–43.329)。积极态度与良好知识相关(AOR = 1.878,95% CI:1.119–3.153)。采取行动与较年轻年龄相关(AOR = 0.971,95% CI:0.952–0.991),同时也与积极态度相关(AOR = 1.734,95% CI:1.007–2.985)。

结论:受访者对健康错误信息的知识和态度总体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但多数受访者仍选择忽视错误信息。亟需开展多学科教育干预,尤其应针对老年人群及持消极态度者。
本研究发表于《Discover Public Health》,围绕马来西亚活跃社交媒体用户对健康错误信息的知识、态度与实践(KAP)展开系统分析。研究背景在于,数字传播环境使社交媒体成为健康信息获取的重要渠道,但也显著加速了健康错误信息的扩散。错误信息是指在特定时间点与最佳可得证据不一致、错误或具有误导性的信息。此类信息不仅会扭曲公众对关键健康议题的认知,还可能削弱对卫生专业人员的信任,进而导致不恰当的健康决策。COVID-19大流行进一步凸显了这一问题:围绕病毒、预防措施及疫苗的错误叙事在社交媒体中快速传播,暴露出算法放大、熟人转发以及可信与不可信信息混杂共存所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

现有研究提示,许多社交媒体用户难以区分可信与虚假的健康信息,且这种能力差异与数字素养密切相关。既往文献也表明,公众往往会因认知偏差而更易接受符合既有信念的信息,而对错误信息严重性的认知、对其流行程度的判断以及对自身和亲友风险的感知,则会影响个体是否采取核查、纠正或举报等行动。然而,与疫苗错误信息等特定议题相比,针对“社交媒体健康错误信息”这一更广泛对象的KAP研究仍较少,尤其缺乏对知识、态度、实践三者内在联系及其与电子健康素养(eHealth literacy)、社会人口学因素关系的综合分析。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以弥补该领域证据空白,为后续制定有针对性的干预策略提供依据。

在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于2024年10月至2024年11月在马来西亚开展横断面在线调查,通过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和Twitter(现称X)分发Google Form问卷,采用便利抽样纳入18岁及以上、使用社交媒体且完成问卷超过80%的马来西亚成年人。研究使用经验证的英马双语自填式问卷,内容包括社会人口学特征、社交媒体使用、健康错误信息相关KAP,以及电子健康素养量表(eHEALS,用于评估个体查找、评价和应用在线健康信息的自感能力)。研究采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并以Hosmer–Lemeshow检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及方差膨胀因子(VIF)评估模型表现。样本共390人,来源于马来西亚成年社交媒体用户在线样本。

研究结果部分可按原文小标题概括如下。

Sociodemographic profile:研究共纳入390名受访者。样本以女性为主,占67.2%,平均年龄35.94岁。居住地以Selangor和Kuala Lumpur占比较高,族群中Malay比例最高。约三分之一在私营部门工作,收入分布相对均衡。教育方面,58.2%拥有学士学位,多数受访者无医学问题,且大多数并非医疗卫生工作者,也未在卫生相关领域学习。该结果说明样本主要由一般成年社交媒体用户构成。

Social media usage:94.4%的受访者每天使用社交媒体,显示其为高度活跃用户。多数人每周会通过社交媒体寻求健康信息。约39.5%的受访者认同或强烈认同社交媒体是良好的健康信息来源,但近四分之三受访者表示曾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健康错误信息,常见主题包括补充剂、传统医学和疾病相关信息。最常报告的传播平台为Facebook、WhatsApp和TikTok。与此同时,受访者对社交媒体健康信息来源的可信度评价低于医疗服务提供者、科学期刊、健康网站以及亲友提供的信息。该部分结果表明,虽然社交媒体使用频繁且具有信息获取功能,但其可信度认知并不高,而错误信息暴露却相当普遍。

Knowledge about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在知识维度上,55.4%的受访者达到良好知识水平,44.6%为较差知识水平。多数题目正确率超过70%,但在若干关键认知点上仍存在不足,例如仅62.1%的受访者正确认识到不应不加辨别地分享社交媒体上的健康信息,64.9%认识到健康错误信息并非只在特定健康危机期间传播,61.3%正确否认“错误信息可以带来更好的健康决策”这一说法。该结果说明,受访者在健康错误信息的基本识别上已有一定基础,但在传播判断、后果理解和分享行为规范方面仍存在明显知识缺口。

Attitudes towards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79.0%的受访者表现出积极态度。总体上,受访者普遍认为社交媒体健康错误信息是严重问题、会危害公众、传播广泛,并对其后果表示担忧。对亲友受到影响的担忧程度高于对自身易感性的判断,这提示受访者对外部风险的感知强于对个人风险的感知。关于应对责任,受访者认为政府承担最重要角色,其次为医疗卫生工作者和社交媒体平台管理者。该部分说明,多数受访者在价值判断层面已充分意识到健康错误信息的公共危害,并倾向于期待制度性主体主导治理。

Practices toward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在实践维度上,60.5%的受访者面对情景化错误信息时选择忽视,主要原因是认为自己并非健康领域专家。采取行动者比例较低,其中16.9%选择举报,15.6%选择同时举报与纠正,5.4%仅选择纠正。对错误信息进行纠正者,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表评论或转发附文说明其错误;进行举报者则多通过平台举报功能向社交媒体管理方反映。这一结果表明,即使受访者对错误信息有一定识别和负面评价,现实行为上仍多表现为被动回避,而非积极干预。

Facilitators to take action towards health misinformation on social media:推动受访者采取行动的主要促进因素包括:错误信息被认为会影响其家人、朋友或社区;受访者对相关健康议题较为了解;以及发布错误信息者是其认识的人。该发现说明,行动意愿不仅受知识水平影响,也与关系亲近性、议题熟悉度及感知威胁程度有关。

eHealth literacy level:受访者eHEALS总分均值为30.29(SD 4.975),整体显示其自评电子健康素养较高。多数条目均值≥3.90,提示受访者对在线健康信息的查找与使用具有一定信心;但在评价互联网健康资源、区分健康资源质量以及利用在线信息进行健康决策方面,自信程度相对较低。该结果表明,信息获取能力较强并不等同于高水平的信息批判性评估与应用能力。

Factor association with KAP: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进一步揭示了KAP各维度的相关因素,模型拟合良好,且均显著优于随机水平,未发现明显多重共线性。

Knowledge:单因素分析显示,收入、就业状态和教育水平与知识有关;多因素调整后,仅教育水平仍为显著预测因素。高等教育与较高知识水平显著相关(adjusted OR = 9.720;95% CI = 2.180–43.329;p = 0.003)。该结果说明,教育程度是识别和理解健康错误信息能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Attitudes:单因素分析中,教育水平、eHEALS得分和知识水平均与态度显著相关;但在多因素模型中,仅知识水平保留显著性。知识水平较高者更可能持有积极态度(adjusted OR = 1.878;95% CI = 1.119–3.153;p = 0.017)。这表明知识可能是连接人口学因素、电子健康素养与态度的重要中介环节。

Practices:单因素分析中,年龄、是否为卫生工作者、较高eHEALS得分和积极态度均与采取纠正性行动显著相关;但多因素分析后,仅年龄和态度仍具显著性。年龄越小,越可能采取行动(adjusted OR = 0.971;95% CI = 0.952–0.991;p = 0.005);积极态度者也更可能采取行动(adjusted OR = 1.734;95% CI = 1.007–2.985;p = 0.047)。研究人员据此指出,实践层面的纠正行为更直接受到态度驱动,同时年轻用户在社交媒体空间中更愿意介入错误信息治理。

讨论部分围绕上述结果进行了归纳。研究指出,马来西亚社交媒体用户中,健康错误信息暴露普遍存在,而公众虽已形成一定认知与风险意识,但仍存在显著的“知行脱节”:知识与态度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但多数人在实践中选择忽视。知识不足主要体现于对错误信息传播情境、潜在危害及分享规范的理解不充分;态度方面,受访者普遍认为该问题严重且危害广泛,但对自身易感性的判断相对偏低;实践方面,不采取行动的核心原因在于缺乏专业自信。研究还指出,教育程度有助于提升知识,知识进一步塑造积极态度,而积极态度和较年轻年龄则促成纠正性行为。基于这些发现,研究强调应加强教育与数字素养干预,尤其针对老年人和态度较消极者;同时,应采取跨学科协作路径,由政府、医疗卫生人员、社区领袖、学者、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NGOs)及传播者共同参与健康错误信息治理。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马来西亚受访者对社交媒体健康错误信息的知识与态度总体处于中等至较高水平;然而,大多数人仍然选择忽视虚假健康信息。受访者认为,政府在应对此类问题中具有重要作用,且较高教育水平与更好的错误信息知识相关。较年轻的受访者以及持更积极态度者更可能采取纠正性行动。这些发现提示,减缓健康错误信息传播的策略应重点面向知识水平较低、态度不够积极的人群开展教育;对于老年人群,干预措施还应促进并鼓励其参与纠正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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