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霉菌毒素的认知与加纳北部利益相关方预防霉菌毒素摄入良好实践的相关性

《Applied Food Research》:Knowledge of mycotoxins is associated with good practices in preventing mycotoxins ingestion among stakeholders in Northern Gha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19日 来源:Applied Food Research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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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充分了解霉菌毒素的不良影响,可能有助于改进暴露控制实践。然而,关于加纳北部利益相关方霉菌毒素预防实践与其对霉菌毒素影响认知之间关联的证据仍然有限。研究考察了霉菌毒素知识与避免摄入受霉菌毒素污染食物实践之间的关系。 方法:本研究采用分析性横断面研究(cr

  
目的:充分了解霉菌毒素的不良影响,可能有助于改进暴露控制实践。然而,关于加纳北部利益相关方霉菌毒素预防实践与其对霉菌毒素影响认知之间关联的证据仍然有限。研究考察了霉菌毒素知识与避免摄入受霉菌毒素污染食物实践之间的关系。

方法:本研究采用分析性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设计,并使用多阶段抽样技术。对母亲/照护者(MCs)和农业工作者(AWs)采用半结构式问卷开展一对一访谈;对医疗卫生专业人员(HCPs)则采用Kobo toolbox链接收集数据。基于各自10个条目的量表,将受访者的霉菌毒素知识划分为充分或不足,将预防实践划分为差或好。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检验霉菌毒素知识与实践之间的关联。

结果:约65.1%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40.2%的农业工作者和34.1%的母亲/照护者报告具有充分的霉菌毒素知识。此外,53.7%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65.9%的农业工作者和40.5%的母亲/照护者报告具有良好的霉菌毒素预防实践。与霉菌毒素知识不足者相比,知识充分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和农业工作者表现出良好霉菌毒素摄入预防实践的可能性分别约为前者的4倍和3倍[校正优势比(AOR)=3.90,95%置信区间(CI):1.39–10.94;AOR=3.69,95% CI:1.31–10.39]。同样,知识充分的母亲/照护者表现出良好霉菌毒素预防实践的可能性约为知识不足者的2倍。

结论:本研究表明,对霉菌毒素健康效应具有更高水平认知,可能有助于改进避免霉菌毒素摄入的预防实践。
该文发表于《Applied Food Research》,围绕加纳北部霉菌毒素暴露防控这一公共卫生与食品安全交叉议题展开。研究背景在于,霉菌毒素是真菌产生的有毒次级代谢产物,常污染谷物、坚果、饲料及多类农产品,尤其易在高温高湿环境下滋生并积累。黄曲霉毒素(aflatoxins)和伏马毒素(fumonisins)等常见霉菌毒素可经受污染食物直接进入人体,也可通过乳、蛋、肉等动物性食品间接暴露,长期摄入可损害肝脏、肾脏和免疫系统,并与癌症风险、先天缺陷、生殖异常、细胞突变及婴幼儿生长迟缓相关。撒哈拉以南非洲是霉菌毒素污染高发区域之一,而加纳既往研究已显示主食、婴儿食品及鲜牛乳中存在霉菌毒素污染,部分样本超过国家限值。因此,在加纳北部这一重要粮食主产区,识别影响居民和关键从业者采取预防行为的因素,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有问题主要在于,虽然霉菌毒素污染及其危害已被多项研究证实,但对不同利益相关方是否具备足够认知、这种认知是否真正转化为减少摄入的实践行为,相关证据仍然不足。尤其在母亲/照护者(MCs)、农业工作者(AWs)与医疗卫生专业人员(HCPs)三类群体之间,知识水平和行为模式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研究人员因此开展本研究,旨在检验霉菌毒素知识与预防摄入实践之间的关联,为公共卫生教育、农业推广和跨部门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研究采用分析性横断面研究设计,在加纳北部5个地区开展调查,并纳入HCPs、AWs和MCs三类对象。研究结论表明,无论在粗模型还是校正人口学、社会经济及信息来源后的模型中,较高水平的霉菌毒素知识均与更好的预防和管理实践显著相关。这意味着,提高霉菌毒素健康危害认知,可能是促进风险规避行为的重要干预切入点。该结论对食品安全治理、营养教育和基层卫生促进具有直接应用价值,也提示卫生和农业部门需要协同推进霉菌毒素防控教育。

研究使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可概括如下:研究在加纳北部上西区、上东区、萨瓦纳区、东北区和北部区开展,采用多阶段抽样与整群抽样策略招募HCPs、AWs和MCs。数据采集工具为经预实验的半结构式问卷,MCs和AWs通过一对一访谈收集,HCPs通过Kobo Toolbox在线填写。研究基于10条目知识量表和10条目预防/管理实践量表构建分类指标,并进行Cronbach's α信度检验。统计分析使用分层调查二元Logistic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逐步校正人口学变量、家庭财富指数(通过主成分分析,PCA构建)及霉菌毒素信息来源,以评估知识与实践的独立关联。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首先报告了“3.1.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的发现。三类人群平均年龄相近,约为27–28岁。HCPs和AWs以男性为主,而MCs全部为女性。伊斯兰教是三组中最主要的宗教信仰。教育水平方面,HCPs全部接受过高等教育,而AWs和MCs则以基础教育为主,提示三类群体在正规教育背景上存在明显梯度差异。职业构成上,HCPs主要为护士或助产士,AWs绝大多数为农民,MCs中约半数为农民。这些结构特征为后续理解知识和行为差异提供了基础。

“3.2. Sources of mycotoxins information among the participants”部分显示,不同群体获取霉菌毒素信息的渠道存在差异。HCPs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是媒体,AWs最主要来源是农业推广人员,MCs则主要从媒体和医疗卫生工作者处获取信息。该结果说明,霉菌毒素风险传播应针对不同人群采用差异化渠道,农业推广体系和卫生服务体系在基层宣教中均具备关键作用。

“3.3. Knowledge of respondents toward mycotoxins contamination”部分表明,HCPs中约65.1%具备充分的霉菌毒素知识,AWs为40.2%,MCs为34.1%。这一结果说明,HCPs对霉菌毒素危害的认知明显高于另外两类群体,而AWs与MCs整体认知仍然不足。结合其教育背景,可见较高的正规教育和专业训练可能有助于提高相关知识水平。

“3.4. Practices toward mycotoxin contamination prevention”部分进一步指出,AWs中65.9%表现出良好的预防和管理实践,HCPs为53.7%,MCs仅为40.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HCPs知识水平最高,但其良好实践比例并未高于AWs;AWs虽然知识水平不如HCPs,却表现出更高的良好实践比例。这提示,直接参与粮食生产、处理与储存的经验,可能对行为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MCs在知识和实践两方面均处于较弱位置,表明其是后续干预应重点覆盖的人群。

“3.5. Association between practice and knowledge of mycotoxins contamination”是全文的核心结果。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显示,在HCPs中,具有充分霉菌毒素知识者采取良好预防实践的优势约为知识不足者的3.90倍,且在校正混杂因素后仍具有统计学意义。在AWs中,这一关联同样稳健,知识充分者采取良好实践的优势约为3.69倍。在MCs中,知识充分者采取良好实践的优势约为2.39倍。也就是说,三类关键利益相关方中均观察到了“知识越充分,实践越良好”的一致模式,而且这种关系在分层和校正后仍然存在,支持知识作为行为促进因素的重要地位。

讨论部分主要围绕上述关联展开。研究人员指出,结果与既有文献趋势一致,即霉菌毒素的有效管理依赖于食物价值链中各方的认知与意识。知识不仅是成功干预的基础,也可能通过提升风险感知和危害认知,促进个体采用更好的储存、处理和食物选择行为。论文同时指出,HCPs具备较高知识水平,可能与其专业培训和持续教育有关;而AWs和MCs知识不足,可能与较低教育程度有关。另一方面,AWs尽管知识不及HCPs,但因长期参与生产与储粮活动,在实践层面表现更优。这一现象说明,知识和经验均可能影响行为,但在本研究中,知识与行为之间仍表现出独立且稳定的正相关关系。

论文还强调,当前AWs和MCs对霉菌毒素危害认知不足值得警惕,因为霉菌毒素控制处于健康、农业与贸易交叉界面,单一部门难以独立应对。研究结果提示,若能提升相关群体对霉菌毒素健康后果和经济损失的认识,可能有助于推动其采取更积极的风险控制行为。作者据此提出,应强化卫生部门、农业部门及卫生服务提供者的教育与宣传职责,尤其要加强面向MCs的综合教育项目。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为:本研究表明,在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农业工作者和母亲/照护者中,较高水平的霉菌毒素知识与采取预防霉菌毒素食物中毒的实践呈正相关。研究结果提示,有必要由卫生部、农业部及卫生服务提供者进一步加强霉菌毒素教育。

总体而言,该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将霉菌毒素风险防控从单纯的污染监测拓展到“知识—行为”关系的实证检验层面,并在加纳北部这一高风险、重要农业生产区域,对HCPs、AWs和MCs三类关键人群进行了并行比较。研究证明,提升霉菌毒素认知不仅是健康传播任务,也可能是改善实际预防行为、减少膳食暴露的重要公共卫生策略。与此同时,研究也通过分群结果揭示了不同人群在知识储备、实践能力及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差异,为后续制定针对性干预策略提供了明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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