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爱尔兰男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经历及其影响:男性亲密伴侣暴力经历研究的定性发现

《Behavioral Sciences》:Experiences and Impact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gainst Men in Northern Ireland: Qualitative Findings from the Male Experienc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19日 来源:Behavioral Sciences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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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密伴侣暴力(IPV)影响所有性别个体,并可导致不良的躯体、生理心理及社会结局。相较于对顺性别女性(cisgender women)遭受IPV经历的研究,男性相关经历仍研究不足,导致在患病率、受害经历、披露以及结局方面存在显著认知缺口。男性亲密伴侣暴力经历研究

  
亲密伴侣暴力(IPV)影响所有性别个体,并可导致不良的躯体、生理心理及社会结局。相较于对顺性别女性(cisgender women)遭受IPV经历的研究,男性相关经历仍研究不足,导致在患病率、受害经历、披露以及结局方面存在显著认知缺口。男性亲密伴侣暴力经历研究(ME-IPV Study)旨在探索:IPV经历的性质、躯体与心理影响、报告/披露障碍、披露经历、支持经历,以及北爱尔兰(NI)情境下的支持需求。本混合方法研究采用了`N = 10`名定性访谈参与者的数据(定量结果另文报告),并使用诠释现象学分析(IPA)框架进行分析。参与者描述其经历了多种形式的IPV,其中胁迫性控制(coercive control)、心理虐待以及制度性虐待(institutional abuse)高度流行。这些经历的不良后果包括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诊断,躯体症状学表现,多种健康状况的出现/加重,以及自杀意念。获得照护的障碍主要包括缺乏专门的照护路径、担忧自身不会被相信,以及污名相关障碍。披露经历呈现混合特征:对家人/朋友的披露多为积极,而对警方及国家机构的披露多为消极。北爱尔兰男性的IPV经历构成一项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并且显然,IPV对男性身心健康及福祉的影响是深远的。
该文发表于《Behavioral Sciences》,聚焦北爱尔兰男性遭受亲密伴侣暴力(IPV)的生活经验及其健康后果,旨在弥补男性IPV研究长期相对不足的证据缺口。现有研究更多集中于顺性别女性受害者,而男性受害经历在流行程度、虐待类型、披露路径、支持需求及健康后果等方面缺乏充分实证资料,尤其在北爱尔兰(NI)这一具有特定社会文化与制度背景的地区更是如此。研究指出,男性往往因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对“不被相信”的担忧、对制度系统的不信任,以及对IPV定义认识不足而延迟披露或不求助,导致实际问题规模被遮蔽,也使政策、服务配置和公共讨论长期不足。因此,开展针对本地男性IPV受害者的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上的补缺价值,也具有明确的公共卫生意义。

研究人员围绕男性在亲密关系中的IPV经历开展了定性研究,重点考察关系中的虐待形态、身心健康影响、正式与非正式披露经历、求助障碍、支持体验以及恢复需求。研究结果表明,受访男性普遍经历了多重形式的IPV,其中以胁迫性控制(coercive control)、心理/情绪虐待和制度性虐待最为突出;相关经历与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躯体症状、自杀意念以及社会功能受损密切相关。研究还发现,家人和朋友提供的支持相对更可能带来正向体验,而警方、法院及其他国家机构的应对则常被参与者体验为冷漠、敌对或缺乏理解。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研究以北爱尔兰本地样本直接呈现了男性IPV受害的复杂性,证明其并非边缘现象,而是涉及心理健康、社会支持、司法回应与政策设计的系统性公共卫生议题。

在方法上,研究属于混合方法研究中的定性部分,采用横断面回顾性设计。样本来源于北爱尔兰相关慈善机构和支持组织转介及招募,纳入标准为年龄≥18岁、现居NI、男性或认同为男性、且至少经历过一次针对自身的IPV。最终共纳入10名参与者,均为顺性别男性,且均曾处于异性恋亲密关系中。研究人员通过Microsoft Teams或Zoom开展半结构式访谈,每次约60–90 min,并使用NVivo 14进行资料整理与编码。在分析策略上,研究采用诠释现象学分析(IPA),通过逐份访谈反复阅读、初始编码、整合为元编码(meta-codes)并进一步归纳形成主题,以把握参与者如何理解其重大生活经验及其后果。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保留了较为清晰的主题结构,并据此呈现男性受害者从关系早期到离开关系之后的整体经验。

“3.1.1. Early Indications of IPV Behaviour”部分指出,参与者在关系早期已察觉某些“危险信号”,如小规模争执、轻微心理虐待、非理性嫉妒等,但这些行为在当时常被解释为压力、怀孕、婚前紧张或暂时情绪问题,因此容易被忽视。研究据此表明,男性受害者在关系初期并不总能将这些信号识别为虐待前兆,回顾时则常伴随后悔与自责。

“3.1.2. Sudden Change in Behaviour”部分显示,多数参与者提到伴侣行为会在同居、结婚、生育等重大生活节点后突然恶化,形成更持续的虐待模式。研究由此揭示,IPV在男性样本中往往并非一开始就以高度显性的暴力呈现,而是在关系稳定化后迅速升级。参与者当时多采取安抚、回避或试图修复关系的应对方式,但后来意识到这些努力通常无法阻止虐待加剧。

“3.1.3. IPV Experiences by Type”概括了参与者经历的IPV类型,涉及心理/情绪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胁迫性控制和制度性虐待五大领域,共17类表现。研究由此说明,男性IPV受害经历具有多模态特征,远超“仅指身体暴力”的狭义理解。

“3.1.4. Psychological/Emotional Abuse”表明,心理/情绪虐待包括辱骂、煤气灯操控(gaslighting)、操纵、威胁、自伤/自杀威胁、职业破坏、利用子女施压等。参与者普遍认为,这类虐待给其带来持续困惑、恐惧和严重痛苦。一些人甚至认为,相比躯体伤害,心理虐待更难修复。研究据此强调,非躯体形式的暴力在男性受害者中具有极强破坏性。

“3.1.5. Physical Abuse”指出,躯体虐待包括掌掴、推搡、拳打脚踢、抓挠、持器具威胁和投掷物品等。尽管不少参与者遭受了明确的身体攻击,他们仍因性别观念而低估事件严重性,甚至将某些行为视为女性愤怒时“可预期”的反应。研究说明,男性身份认同和社会容忍度会削弱其对躯体暴力的受害识别。

“3.1.6. Sexual Abuse”呈现了无同意性接触与生育胁迫(reproductive coercion)等经历。参与者讨论此类经历时常表现出强烈痛苦,并受到英国法律中关于强奸(rape)定义限制及社会污名的双重影响。研究表明,男性在性暴力受害的命名、确认与披露上面临更复杂障碍。

“3.1.7. Coercive Control”指出,胁迫性控制主要表现为行踪监控、社交隔离、经济虐待以及利用子女实施控制。参与者描述其日常生活逐渐丧失自主性,“维持和平”成为优先目标。研究由此证明,胁迫性控制是男性IPV经历中的核心结构性特征。

“3.1.8. Institutional Abuse”是本文极具特色的发现之一。该部分显示,施暴者会通过律师、法院、警方、社会服务系统等国家机构继续实施操控,包括虚假指控、程序拖延、报案施压和经济消耗。研究据此指出,制度性虐待不仅延续了关系终止后的伤害,也显著加重了参与者的经济与心理负担。

“3.1.9. Coping”部分发现,参与者采用了适应性与非适应性并存的应对方式。前者包括工作投入、离开冲突现场、运动等;后者包括酗酒、隔离、自伤、压抑情绪及异常饮食。研究表明,男性在长期虐待环境下常以功能性但可能有害的方式维持生存。

“3.1.10. Physical Impacts”显示,参与者报告了脑雾(brain fog)、睡眠障碍、健康状况恶化、运动减少、卫生习惯和饮食习惯变差等躯体后果。研究未宣称严格因果关系,但清楚呈现出参与者将这些身体变化理解为IPV经历的重要后果。

“3.1.11. Psychological Impacts”指出,心理影响包括恐惧、哀伤、无助、不公感、警觉性增高、自我价值受损以及功能瘫痪感。许多参与者接受了全科医生(GP)与咨询服务照护,并提及焦虑、抑郁和PTSD等正式诊断。研究由此证实,男性IPV受害与显著精神健康负担密切相关。

“3.1.12. Suicidality”表明,多名参与者曾出现自杀意念、制订计划甚至实施自杀尝试。他们将自杀视为逃离持续痛苦、制度压迫和失控处境的一种出口。研究提示,男性IPV受害与自杀风险之间存在严重关联,这一问题在污名较重的社会环境中尤应受到重视。

“3.1.13. Social Impacts”显示,IPV还导致社会层面的长期后果,包括自我隔离、重新建立亲密关系困难、名誉受损、就业前景受影响以及被“犯罪化”的体验。研究说明,男性受害者常经历双重受害:既受虐待本身影响,也受虚假指控及社会评价所伤。

“3.1.14. Experiences of Disclosure”指出,参与者向家人和朋友披露后的反应不一,但总体上较国家机构更可能获得理解与支持。相较之下,警方披露体验多为负面,包括不记录报案、轻视、质疑甚至反向逮捕。研究据此表明,制度系统中的性别偏见和不信任感,是阻碍男性受害者有效披露的重要因素。

“3.1.15. Barriers to Help-Seeking”将障碍归纳为三类:后勤性障碍、污名性障碍和信任障碍。后勤性障碍包括缺乏清晰照护路径与信息不足;污名性障碍包括羞耻感、害怕不被相信、担心法律和社会后果;信任障碍则体现为对法院、警方与国家机制缺乏信心。研究据此勾勒出男性求助受阻的多层机制。

“3.1.16. Experiences of Support”发现,家人、朋友、伴侣、同伴支持小组以及咨询/治疗服务均可发挥重要作用。参与者尤其重视同伴支持,因为在类似经历者之间更容易获得验证、建议与归属感。研究表明,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均具有价值,但前者在应对持续中的虐待根源方面存在局限。

“3.1.17. Post-IPV Recovery”则说明,离开虐待关系并获得支持后,参与者逐渐进入恢复过程,表现为自我价值恢复、身心状况改善、重建亲密关系能力以及与子女关系改善等。不过,恢复往往并非线性完成,尤其在仍需因子女问题与前伴侣持续接触时,创伤影响可能延续。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最重要的结论是:北爱尔兰男性的IPV经历具有明显的多类型、长期化和深层健康损害特征,尤其是非躯体形式的虐待——如心理虐待、胁迫性控制和制度性虐待——在创伤形成中占据核心地位。研究同时强调,男性受害者的心理健康后果十分突出,既包括焦虑、抑郁、PTSD等诊断,也包括认知模糊、执行功能受损、自我价值感崩解与高自杀风险。讨论部分还指出,披露之后若遭遇警方、法院或其他国家机构的消极回应,不仅会削弱个体求助意愿,也会放大其创伤负担。研究进一步认为,男性面临的求助障碍具有个人、社会与制度三重维度,因此北爱尔兰在研究、实践与政策层面均需作出更系统的回应,包括提升公众认知、减少污名、改进支持转介路径,并在法律与服务体系中更明确地纳入男性IPV受害者。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结果表明,北爱尔兰男性的亲密伴侣暴力经历是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亟需立即关注。这些结果验证了既有文献关于男性IPV受害与一系列不良健康、心理健康及福祉结局相关的结论。此外,本研究进一步补充了有关男性受害者所面临显著自我/社会污名,以及在披露、照护和求助过程中遭遇障碍的证据。北爱尔兰的学术界、法定机构部门及第三部门应承担起支持此类经历男性的责任。尽管本研究描述了明显的不良躯体和心理结局,但改变、认知提升与制度改革仍然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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