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不再重蹈覆辙":童年期虐待背景下夫妻对亲职身份的适应

《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Infancy and Early Childhood》:“Desperate no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s”: Couple adjustment to parenthood in the context of childhood maltreatmen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3日 来源: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Infancy and Early Childh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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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讨了童年期虐待史如何影响向亲职身份的过渡,着重关注伴侣如何在夫妻关系中共同协商完成这一适应过程。研究采用解释性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对美国境内11对异性恋夫妻(共22人

  
本研究探讨了童年期虐待史如何影响向亲职身份的过渡,着重关注伴侣如何在夫妻关系中共同协商完成这一适应过程。研究采用解释性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对美国境内11对异性恋夫妻(共22人)进行了深入半结构化访谈,其中至少一方报告有童年期虐待史。访谈分析聚焦于亲职适应、关系功能以及二元支持过程中的涌现性主题。四个统领性的二元主题浮现出来:(1)童年期虐待的关系性意义建构,(2)虐待史激活的关系性挑战,(3)作为虐待相关脆弱性共同调节的二元支持,以及(4)夫妻对家庭生活的弹性与意向性取向。研究结果表明,支持性的浪漫伴侣关系可能成为一种关系性背景, parenting-related self-doubt(与养育相关的自我怀疑)在此得以协商,情感安全性得以培育,与父母自身童年经历迥异的照顾方式得以协作建构。这些发现对向亲职身份过渡期间旨在支持反思性养育和关系弹性的二元干预具有启示意义。
该研究发表于《Infant Mental Health Journal: Infancy and Early Childhood》,旨在探索童年期虐待史如何影响夫妻在向亲职身份过渡期间的动态变化与支持过程。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母亲个体经历,且多为量化研究,而对虐待史如何在夫妻关系中被共同协商、伴侣如何作为保护性因素发挥作用缺乏深入理解。研究人员注意到,尽管童年期虐待与母亲产后适应不良密切相关,但夫妻关系质量作为关键调节因素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讨;同时,虐待幸存者与伴侣的披露沟通、伴侣反应对适应的影响,以及非受虐伴侣如何看待受虐伴侣的养育能力等问题均缺乏研究。此外,既有研究倾向于强调虐待后遗症的负面效应,可能忽略了受虐父母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向亲职身份过渡)过程中的复杂性与积极适应。

研究人员采用解释性现象学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方法,通过目的性抽样,在美国中大西洋地区产科诊所及社交媒体招募了11对初育异性恋夫妻(共22人),要求至少一方在童年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中达到临床显著水平的虐待阈值,且孩子年龄在0至12个月之间。研究人员对夫妻双方分别进行约64分钟的半结构化线上访谈(通过Zoom平台),随后进行转录、编码与分析,并开展成员核查。分析采用Finlay提出的两阶段编码法:首先进行初阶分析/开放编码,标注单个访谈的概念;继而将配对访谈作为二元单位进行整合分析,探索汇聚、分歧与共构意义;随后进入二阶分析,建构高阶类别与主题,并与研究团队定期讨论以减少偏倚。

研究结果呈现四个互相关联的二元主题。第一个主题为"童年期虐待的关系性意义建构",包括两个亚主题。"伴侣引导的虐待识别"方面,几乎所有受虐伴侣都向配偶披露了虐待经历,但多数存在最小化倾向;约半数夫妻中,一方帮助另一方识别其经历属于虐待,伴侣的验证被体验为比治疗师更有价值,因其亲眼目睹了受虐者与施虐照顾者的互动。"对伴侣史的情感反应"方面,非受虐伴侣普遍表达愤怒与悲伤,个别感到更珍惜自己的积极童年;绝大多数伴侣给予支持性回应,但两名非受虐伴侣最初曾担忧受虐伴侣的养育能力或关系模式重现。

第二个主题为"虐待史激活的关系性挑战",包含三个亚主题。"污名/评判"方面,受虐者担忧因虐待史被视为不合格父母,部分伴侣意识到这种污名但予以化解。"童年比较"方面,七对夫妻出现相互比较童年经历的负性情绪,包括嫉妒、怨恨与哀伤。"能力不足感"方面,受虐者普遍表达关系性不足,尤其在成为父母时最为突出;但夫妻通常不认为非受虐伴侣天生更适合养育,这种感知不足反映了受虐者内化的信念,通过共同养育经验得以重新校准。

第三个主题为"作为虐待相关脆弱性共同调节的二元支持",涵盖三个亚主题。"伴侣作为自我怀疑的外部调节者"方面,言语肯定与积极倾听作为机制调节虐待相关的养育自我怀疑,这些实践对抗了与童年经历相关的深层内化不足信念,参与者常将此种肯定与童年家中缺乏验证对比。"问责作为预防性养育策略"方面,夫妻通过相互问责增强以不同方式养育的信心,双方均报告虐待史的夫妻中,问责更多描述为相互而非矫正性的。"共同边界形成与维持"方面,多数夫妻讨论与原生家庭共同设定边界,伴侣协助设定、维持并执行边界,包括讨论边界形态、帮助处理情绪或直接介入;双方均有虐待史时,自身经历增加了对伴侣困境的敏感性。

第四个主题为"夫妻对家庭生活的弹性与意向性取向",包含三个亚主题。"作为共同养育者的归属感"方面,伴侣描述孩子出生后情感归属感的增强,形成"我们对抗世界"的团队意识,尤其对受虐伴侣而言可能是首次体验到家庭作为支持性实体的归属。"共同重写家庭叙事"方面,夫妻协作反思童年照顾环境如何影响自身养育实践,从多方来源汲取或反向操作,发展出新的照顾方式,不受虐待史限制。"意向性地前行"方面,夫妻描述有准备、有结构地共同养育,主动选择不同于自身被养育方式的做法,伴侣频繁鼓励并强化这些努力,将意向性养育建构为夫妻共同承诺。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研究发现支持了人际关系在修正早期依恋工作模型中的作用,尽管受虐者常发展出不安全依恋风格,但如安全浪漫关系等 contradicting early working models(与早期工作模型相矛盾)的生命经验可促进更安全的依恋。研究局限性包括:样本为愿意共同参与研究的长期承诺关系夫妻,可能排除了受虐待影响最严重或关系不稳定的个体;研究要求双方知情同意并讨论虐待史,故反映的是已披露关系中的经验;仅限英语使用者,未能考察文化因素。临床启示方面,建议治疗师支持夫妻讨论过去经历如何塑造共同养育期望,发展 reassurance(再保证)、attentive listening(专注倾听)和emotional validation(情感验证)等实践技能,并纳入关于与原生家庭边界的讨论,借鉴辩证行为疗法(Dialectical Behavior Therapy, DBT)中的人际效能技能。

研究结论表明,本解释性现象学研究识别了四个互相关联的二元过程:童年期虐待的关系性意义建构、虐待史激活的关系性挑战、二元支持作为虐待相关脆弱性的共同调节、以及夫妻对家庭生活的弹性与意向性取向。这些发现共同表明,童年期虐待经历在向亲职身份过渡期间并非被孤立协商,而是在夫妻关系中被共同解释与管理。通过共同反思、协作设定边界以及在应对养育相关担忧中的相互支持,夫妻描述了他们如何协作建构与自身童年经历不同的照顾方式,为其家庭设定新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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