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轨迹组:家庭收入、邻里劣势与学校环境的作用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Mental health trajectory groups: Family income, 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and role of the school environment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3日 来源: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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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家庭收入和邻里劣势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但关于它们与基于群体的不同变化模式的独立关联知之甚少。此外,学校环境如何与此类心理健康轨迹模式相关联,以及它们是作为独立的促进因素还是减轻风险的保护因素,也尚不清楚。数据来自青少年脑认知发展研究(Adolescent

  
虽然家庭收入和邻里劣势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但关于它们与基于群体的不同变化模式的独立关联知之甚少。此外,学校环境如何与此类心理健康轨迹模式相关联,以及它们是作为独立的促进因素还是减轻风险的保护因素,也尚不清楚。数据来自青少年脑认知发展研究(Adolescent Bra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StudySM,ABCD study?;n=9769;基线至第2年;年龄9-13岁)。内化(internalizing)和外化(externalizing)行为使用儿童行为核查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进行测量。研究人员采用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ing,GMM)识别具有不同心理健康轨迹的亚组,并使用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检验家庭收入、邻里环境与轨迹组成员身份之间的关联,以及基线学校和学区特征的调节作用,同时控制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和父母教育程度。对于内化行为,识别出两个轨迹类别(91%低下降组,9%高上升组);对于外化行为,也识别出两个类别(92%低下降组,8%高稳定组)。较低的家庭收入与内化行为的高上升轨迹模式和外化行为的高稳定模式相关。更积极的学校氛围预测了内化和外化行为属于低下降轨迹组,尽管没有发现调节作用的证据。低家庭收入(而非邻里劣势)是内化和外化行为轨迹处于临床范围内持续升高(从9岁至青春期早期)的风险因素。然而,积极的学校氛围是内化和外化行为轨迹的促进因素(promotive factor),而非保护因素(protective factor)。为家庭提供资源支持并改善学校环境可能有助于改善青少年心理健康。
研究背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益严重,内化(如抑郁、焦虑)和外化(如品行障碍、对立违抗障碍)行为在青春期呈现不同的发展轨迹。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和邻里劣势(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ND)如何独立地与基于群体的轨迹模式(尤其是临床显著升高的小亚组)相关联。此外,学校环境(包括学校氛围和学区有效支持弱势学生发展的特征)对这些轨迹的影响尚不明确,它们究竟起促进作用(promotive)还是保护作用(protective)也缺乏证据。因此,本研究旨在利用大规模纵向数据,识别内化和外化行为的轨迹亚组,并检验家庭收入、邻里劣势与这些亚组的独立关联,以及学校环境的潜在调节或主效应。

主要研究发现与结论:研究人员基于ABCD研究?数据(基线至第2年,年龄9-13岁,样本量n=9769),采用增长混合模型(GMM)识别出内化和外化行为各两个轨迹类:对于内化行为,91%为“低下降”组(初始低水平并随时间略降),9%为“高上升”组(初始高水平并随时间显著增加,T分数位于临床范围64-69);对于外化行为,92%为“低下降”组,8%为“高稳定”组(初始高水平并保持稳定,T分数位于临床范围64-65)。逻辑回归显示,在控制协变量后,较低的家庭收入(以收入-需求比ITNR衡量)显著预测了内化行为的“高上升”轨迹和外化行为的“高稳定”轨迹(所有高ITNR组的比值比OR均显著低于最低组)。而邻里劣势(ND)在双变量水平与高风险轨迹相关,但在调整家庭收入后不再显著,提示家庭收入是独立风险因素。更积极的学校氛围(由青少年报告的4项学校气候因子衡量)与内化行为的低下降轨迹(OR=0.64)和外化行为的低下降轨迹(OR=0.80)显著关联,但学校氛围与家庭收入或邻里劣势无显著交互作用,表明其起促进而非保护作用。学区对经济弱势学生的学习进步率(ECD learning rate)与轨迹组成员身份无显著关联,也未发现调节作用。该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主要技术方法:研究使用来自青少年脑认知发展研究?(ABCD study?)的纵向数据,该全美多中心研究招募了11,880名9-10岁儿童,基线数据采集于2016-2018年。本研究使用4.5版数据(基线、第1年、第2年随访),年龄9-13岁,并排除2020年3月1日后的数据以避免COVID-19影响。最终分析样本为9769名参与者(用于GMM)和8268名参与者(用于回归分析,排除缺失值)。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ing, GMM),用于识别内化和外化行为的潜类别轨迹,基于贝叶斯信息准则(BIC)、熵值和Lo-Mendell-Rubin似然比检验选择最优分类数;(2)混合效应逻辑回归(Mixed Effects Logistic Regression),控制研究地点聚类效应,检验家庭收入(ITNR分类为五等分)、邻里劣势(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构建的五指标复合因子)与轨迹组成员身份的主效应及交互效应,并纳入学校气候因子(青少年报告的4项因子)和学区ECD学习率(来自斯坦福教育数据档案v4.0)作为预测变量和调节变量;(3)以“低下降”组为参照组,计算比值比(OR)及95%置信区间,并使用Type III Wald检验评估分类变量及其交互作用的整体显著性。

研究结果:

**内化症状**

- **轨迹识别**:通过GMM确定2-class模型为最优(熵值0.92,LMR p=0.007),区分出“低下降”组(91%,n=8938,初始内化行为原始分4.3,线性斜率-0.26,p<0.001)和“高上升”组(9%,n=831,初始原始分14.7,线性斜率2.45,p<0.001)。T分数显示低下降组处于正常范围(46-47),高上升组处于临床范围(64-69)。
- **ITNR(收入-需求比)与ND(邻里劣势)作为预测因子**:在完全调整模型中,所有较高ITNR组归属于“高上升”轨迹的比值比均显著低于最低ITNR组(OR从0.74到0.51,omnibus p<0.001)。ND在双变量水平增加“高上升”组归属风险(OR=1.15, 95% CI [1.03, 1.28]),但调整ITNR后不再显著(OR=1.09, 95% CI [0.94, 1.25])。未发现ND与ITNR的交互作用,且研究点内及点间ND均无显著关联。
- **学校气候作为预测因子和调节变量**:学校气候因子(正向)显著降低“高上升”轨迹的归属风险(OR=0.64, 95% CI [0.52, 0.79])。学校气候与ITNR或ND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 **ECD学习率作为预测因子和调节变量**:ECD学习率与轨迹组成员身份无显著关联(OR=0.99, 95% CI [0.89, 1.10]),且无显著交互作用。

**外化症状**

- **轨迹识别**:GMM也确定2-class模型最优(熵值0.95,LMR p=0.008),包括“低下降”组(92%,n=8984,初始外化行为原始分3.4,线性斜率-0.30,p<0.001)和“高稳定”组(8%,n=785,初始原始分16.9,线性斜率1.07,p=0.051)。T分数显示低下降组正常(43-44),高稳定组临床范围(64-65)。
- **ITNR与ND作为预测因子**:所有较高ITNR组归属于“高稳定”轨迹的比值比均显著低于最低组(OR从0.54到0.36,omnibus p<0.001)。ND在双变量水平显著增加风险(OR=1.31, 95% CI [1.18, 1.46]),但调整ITNR后不显著(OR=0.96, 95% CI [0.84, 1.11])。无交互作用。
- **学校气候作为预测因子和调节变量**:学校气候显著降低“高稳定”轨迹归属风险(OR=0.80, 95% CI [0.63, 0.999])。无调节作用。
- **ECD学习率作为预测因子和调节变量**:无显著关联(OR=1.00, 95% CI [0.90, 1.12]),无调节作用。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与先前研究不同,本研究仅识别出两个轨迹组(多数低症状与少数持续临床水平),这可能与样本整体症状较低、年龄范围较窄(9-13岁)以及仅三个时间点有关。家庭收入低是独立风险因素,且症状在9岁时已出现临床升高,提示轨迹分异在童年期已存在,社会经济差异更多体现在症状持续水平而非变化速率上。邻里劣势在调整家庭收入后不独立预测,可能因为其与家庭收入高度相关,或街坊特征在青春期后期才更凸显。积极的学校氛围(包含正向强化、沟通、自主参与机会)独立预测低症状轨迹,但未调节家庭或街坊风险,表明其作为普遍促进因素而非针对高风险的保护因素。学区ECD学习率无显著作用,可能与测量变异性小或对心理健康影响间接有关。研究结论部分翻译为:当前研究识别出内化和外化行为的两个亚组,揭示了一个高风险亚组,其症状在临床范围内持续升高,从童年持续至青春期,并未被现有环境支持所缓冲。童年晚期较低的家庭收入(而非邻里劣势)与两种行为类型的高风险轨迹组成员身份独立相关,无论学校环境支持如何。相反,童年晚期积极的学校氛围与内化和外化行为的稳定低症状水平相关联。研究结果强调了在未来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研究和政策中,同时考虑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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