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险脑卒中人群积极健康行为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一项横断面研究

《Frontiers in Health Services》: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ctive health behaviors in high-risk stroke populations: a cross-sectional stud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4日 来源:Frontiers in Health Services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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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研究人员旨在调查四川省攀枝花市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的积极健康行为(active health behaviors),并识别与这些行为相关的关键社会人口学、行为和环境因素。通过描述该人群积极健康行为采纳的现状和模式,该研究旨在为制定基于证据的、有针对性的脑卒中

  
背景:研究人员旨在调查四川省攀枝花市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的积极健康行为(active health behaviors),并识别与这些行为相关的关键社会人口学、行为和环境因素。通过描述该人群积极健康行为采纳的现状和模式,该研究旨在为制定基于证据的、有针对性的脑卒中一级预防策略提供信息。方法: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5年7月至10月,从攀枝花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招募616名脑卒中高风险个体。数据通过自填式问卷收集,包括以下工具:一般信息问卷、慢性病积极健康行为量表(Chronic Disease Active Health Behavior Scale)、健康动机行为量表(Health Motivation Behavior Scale)、健康素养问卷(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医疗社会支持量表(Medical Social Support Scale)和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结果:在招募的616名参与者中,616人(100%)完成了问卷,其中男性319人(51.8%),女性297人(48.2%)。对于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积极健康行为(proactive health behaviors)的总体平均得分为55.90±7.85,条目平均得分为2.79±0.39。根据量表的参考评分标准,总分≥80分表示积极健康行为良好,总分<60分表示积极健康行为较差。该人群的积极健康行为水平低于中等水平。单因素分析显示,不同年龄、吸烟状况、饮酒水平、居住地、生活来源、慢性合并症数量、体检频率以及是否接受过脑卒中相关培训或自主学习知识的参与者,其积极健康行为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健康素养、医疗社会支持、一般自我效能、年龄、吸烟、生活来源和体检状况对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的积极健康行为有显著影响(P<0.05)。结论:攀枝花地区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的积极健康行为水平有待提高。作为一项横断面研究,本研究在单一时间点收集数据,并确定了积极健康行为与多种影响因素(包括健康素养、医疗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之间的显著相关性。然而,本研究的样本仅从攀枝花地区招募,可能存在代表性有限的问题,且难以观察个体行为随时间的动态变化。因此,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仅适用于类似地区,其推广性可能有限。未来的研究应开展多中心、纵向、干预性和混合方法研究,重点是将健康素养转化为实践,加强社会支持系统,增强自我效能,并对不同特征的人群实施个性化的一级预防管理。
脑卒中(stroke)是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和高经济负担的特点。2021年,脑卒中位列全球第三大死因及第四大致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贡献因素。中国2021年的数据报告显示新发脑卒中约409万例,已成为城乡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一级预防是降低脑卒中发病率的最有效策略,健康行为可减少80%的脑卒中风险和50%的发病率。为促进中国医疗卫生发展理念从“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主动健康”概念应运而生,强调个体是自身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通过发挥个体主动性和持续参与健康行为实现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积极健康行为(active health behaviors)作为主动健康的实践路径,是将概念框架转化为实际健康益处的关键环节。然而,现有关于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积极健康行为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为弥补这一研究空白,研究人员将“积极健康行为”概念引入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的一级预防研究,系统调查该人群的实际行为水平,并深入分析其多层次、多维度复杂影响因素,以识别关键干预靶点,实施精准个性化健康管理方案,满足从被动治疗向主动健康管理转变的迫切实践需求。该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Health Services》。

研究人员采用横断面设计,于2025年7月至10月在四川省攀枝花市十个乡镇,按照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筛查方案,通过分层随机抽样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招募616名年龄≥40岁的高风险个体(根据“8+2”风险评估量表定义)。数据收集工具包括:自行设计的一般信息问卷、慢性病积极健康行为量表(Proactive Health Behavior Scale for Patients with Chronic Diseases, PHBS-CD)、健康动机行为量表(Chinese Version of Health Behavior Motivation Scale, HBMS)、健康素养问卷(Chinese Version of Health Literacy Questionnaire, HLS-Q16)、医疗社会支持量表(Medical Outcomes Study Social Support Survey, MOS-SSS)和一般自我效能量表(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统计分析采用EpiData 3.1双录入和SPSS 26.0,进行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Pearson相关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质量控制包括调查员标准化培训和现场问卷审核。

**参与者一般信息**: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616名有效参与者平均年龄为(63.5±10.2)岁,男性占51.8%,女性占48.2%;汉族占82.0%,彝族占15.7%;50~69岁人群占56.5%;初中及以下学历占81.7%;农村居民占76.1%;新农合参保占76.1%;合并超重/肥胖占74.2%,合并高脂血症占75.3%;58.4%从未接受体检;38.1%对脑卒中一无所知。这些特征表明样本主要以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为主,可能影响结果推广性。

**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积极健康行为得分**:通过量表评分分析,积极健康行为总分平均为(55.90±7.85),低于量表参考标准的60分临界值,提示整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各维度条目平均得分由高到低依次为:人际支持(3.15±0.58)、个人健康责任(2.76±0.72)、营养饮食行为(2.78±0.78)、心理压力应对(2.71±0.51)、运动行为(2.59±0.79)。人际支持维度得分显著高于其他维度,可能与条目设置偏向感知性问题有关。

**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积极健康行为的单因素分析**: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年龄(P<0.05)、吸烟(P<0.001)、饮酒(P<0.05)、居住地(城市vs农村,P<0.05)、生活来源(P<0.001)、慢性合并症数量(P<0.01)、体检频率(P<0.001)以及是否接受脑卒中相关培训或自学知识(P<0.01)对积极健康行为得分均有统计学显著差异。40~49岁组得分最高,50~59岁组最低;吸烟者和饮酒者得分显著低于不吸烟不饮酒者;农村居民得分低于城市居民;有稳定退休金者得分高于依赖子女抚养或个体经营者;体检频率越高,得分越高;接受过培训者得分高于完全无知者。

**积极健康行为与健康行为动机、健康素养、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的相关分析**: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积极健康行为总分与健康行为动机(r=0.156,P<0.01)、医疗社会支持(r=0.412,P<0.01)和一般自我效能(r=0.401,P<0.01)呈显著正相关;与健康素养(r=?0.380,P<0.01)呈显著负相关。相关分析揭示了变量间初步关系。

**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积极健康行为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积极健康行为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显著变量及健康行为动机、健康素养、医疗社会支持、一般自我效能量表原始分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健康素养(β=?0.231,P<0.001)、医疗社会支持(β=0.289,P<0.001)、一般自我效能(β=0.203,P<0.001)、年龄(50~59 vs 40~49,β=?0.119,P<0.01)、吸烟(否 vs 是,β=0.088,P<0.05)、生活来源(子女抚养 β=?0.099,个体经营 β=?0.113,均P<0.05)和体检频率(从未体检 β=?0.217,P<0.001)共7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调整R2=31.8%。医疗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是积极促进因素,而年龄较大、吸烟、健康素养得分较高(负相关)、生活来源不稳定和低体检频率是消极抑制因素。

讨论部分指出,积极健康行为水平较低可能源于样本以农村、低学历、低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为主,限制了健康信息获取和行为转化。年龄差异可能与40~49岁处于生理功能下降期,初始检出亚临床风险(如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激活恐惧驱动的预防动机有关。吸烟者行为得分较低可能与中年压力有关。自我效能与行为正相关,且社会支持可通过改善自我效能促进行为,而健康素养的负向效应可能与高健康素养人群知识停留于认知层面未转化为实际行为有关。生活来源不稳定和低体检频率反映了经济约束和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的影响。医疗社会支持的正向作用强调情感支持优于纯粹物质援助。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本研究显示,攀枝花地区脑卒中高风险人群的积极健康行为总体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影响因素包括不可改变因素(如年龄)和可改变因素(包括吸烟、饮酒、生活来源、体检频率、健康素养、医疗社会支持、自我效能等)。未来应采取综合性和个体化的干预策略:首先,通过健康教育提高健康素养(health literacy)和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增强内在行为动机;其次,构建“家庭-社区-医疗机构”三级支持网络,优化外部支持环境,重点推动高血压、血脂异常等基础疾病的管理和控制,普及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改善高风险群体的积极健康行为,降低脑卒中发病风险。本研究可能存在小样本偏倚等局限性;然而,所识别的现状和潜在机制仍为后续关于该人群积极健康行为的研究和干预方案的制定提供了关键科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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