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Health Systems》:Maternity care practice and skill confidence among 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in Dhading district, Ne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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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背景
提高孕产妇保健质量对于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至关重要。然而,在低资源环境中,临床技能运用信心方面的缺口可能影响孕产妇保健质量。本研究旨在评估尼泊尔Dhading地区孕产妇保健提供者(下称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孕产妇保健实践现状及技能使用信心水平,并识别相关
摘要背景
提高孕产妇保健质量对于降低孕产妇死亡率至关重要。然而,在低资源环境中,临床技能运用信心方面的缺口可能影响孕产妇保健质量。本研究旨在评估尼泊尔Dhading地区孕产妇保健提供者(下称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孕产妇保健实践现状及技能使用信心水平,并识别相关影响因素。
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定量横断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设计,向尼泊尔Dhading地区62家提供分娩服务的卫生机构中129名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发放自填式问卷。收集信息包括孕产妇保健经验、培训与技术支持,以及孕产妇保健实践和信心。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识别与孕产妇保健实践信心相关的因素。
结果
参与者报告显示,其在产后出血(postpartum hemorrhage)和子痫(eclampsia)管理方面具有相对较高的信心,但在异常分娩及高级操作方面信心较低,其中以真空助产(vacuum extraction)和手动真空吸引术(manual vacuum aspiration)的中位信心评分最低。较高信心水平与参加技术助产员(Skilled Birth Attendant,SBA)培训、过去3个月内提供的孕产妇保健总评分较高以及对国家孕产妇与新生儿健康(maternal and newborn health,MNH)策略/项目有更好理解显著相关。
结论
较低信心水平与技术卫生人员/技术助产员(Skilled Health Personnel/SBA)培训不足、近期高风险病例经验匮乏以及对国家MNH策略理解薄弱有关。在Dhading这类低服务量地区,加强常规SBA培训、提供结构化轮转,并整合基于模拟的培训(simulation-based training),尤其是针对高紧急度急救技能的培训,可能有助于建立信心并提升孕产妇保健质量。
该文发表于《Discover Health Systems》,聚焦尼泊尔农村地区孕产妇保健质量提升中的一个关键但常被忽视的问题,即一线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在实际提供孕产妇服务时的“技能信心”。研究背景建立在全球与尼泊尔本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共同目标之上。尽管近几十年来尼泊尔通过推广机构分娩、扩大技术助产员(SBA)培训覆盖、加强孕产妇健康政策实施等措施,已明显提高了专业助产覆盖率并降低了孕产妇死亡比,但该国孕产妇死亡仍然是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尤其是产科出血、高血压性疾病和脓毒症等直接产科因素,仍是导致死亡的重要原因。许多此类并发症本可通过及时且恰当的识别与处置得到预防或治疗,因此,单纯提升服务覆盖率并不足以保证母婴结局改善,服务质量、临床能力维持和急症处置准备度同样关键。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人员指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中,医疗卫生专业人员能力不足已被视为导致孕产妇保健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能力”不仅包含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也包含在紧急情境下实施正确决策与操作的信心。信心在临床实践中并非附属变量,而是影响技能运用、任务执行、应急反应和主动干预的重要心理与行为基础。既往研究已显示,即使助产士具备一定理论知识,也可能在实际工作中缺乏自信而难以有效应用临床技能。尼泊尔既往研究还发现,技术助产员在产后出血知识和处置方面相对较强,但在休克管理、真空助产和感染预防方面较弱。然而,针对尼泊尔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实践信心”的研究仍较少,尤其缺乏对农村地区真实工作场景中影响信心因素的系统分析。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Dhading地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的孕产妇保健实践现状与信心水平,并进一步分析与信心相关的关键因素,为今后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培训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人员采用描述性横断面研究设计,在尼泊尔Dhading地区62家公立分娩服务机构开展调查,纳入129名直接参与孕产妇保健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研究对象包括医生、护士、助产士、辅助护士助产士(ANMs)、卫生助理(HAs)及社区医学助理(CMAs),其中部分非SBA/SHP人员也因农村地区人力短缺而实际参与分娩照护。研究使用尼泊尔语版结构式自填问卷,内容涵盖一般人口学特征、孕产妇保健经验、培训与技术支持情况,以及24项核心孕产妇技能在过去3个月内的实践情况与自评信心,并运用Mann–Whitney U检验、Kruskal–Wallis检验、Spearman秩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识别相关因素。样本来源为Dhading地区公立分娩机构在岗人员,数据收集时间为2023年3月至5月。
研究结果部分呈现出较为清晰的层次,可归纳如下。
3.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icipants
研究首先描述了参与者基本特征。129名有效样本中,女性占绝大多数,平均年龄30.5岁,近半数完成中学后18个月专业教育。职业构成以辅助护士助产士(ANMs)为主,工作地点主要为卫生站(health posts),且临时雇员比例较高。平均工作年限为92个月,平均分娩照护经验为77个月。过去1年中,参与者平均接生44例,平均处理复杂妊娠6例,每家机构平均仅有2名SHP/SBA人员。仅59.7%的参与者接受过SHP/SBA培训,而对国家母婴健康(MNH)策略和项目表示“较理解”或“非常理解”的比例为69.8%。这一部分说明,研究对象主要来自基层、低资源、病例量有限的公立机构,且标准化培训覆盖并不充分,这为后续解释其技能信心差异提供了现实背景。
在同一结果小节中,研究还比较了24项核心孕产妇技能在近3个月内的实施情况及其信心水平。结果显示,超过半数参与者在近3个月内未实施过若干关键急症处置,包括真空助产、成人复苏、手动真空吸引术、臀位分娩、子痫处理、宫颈裂伤修补、肩难产处理及胎盘手取术等。信心评分方面,手动真空吸引术和真空助产的中位数最低,仅为2分,而其余多数技能的中位数为3或4分。该结果表明,日常实践暴露不足主要集中于低频但高风险的复杂和急诊操作,而信心最低的也恰恰是这些操作,提示实践机会与信心之间可能存在密切联系。
3.2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confidence in maternity care skills
在相关因素分析中,研究人员首先通过单因素分析发现,接受过SHP/SBA培训的参与者,其总信心评分显著高于未接受培训者。Spearman秩相关分析进一步显示,总工作经验、分娩照护经验、过去1年接生数量、处理复杂妊娠数量、所在机构SHP/SBA人数、对国家政策/策略/项目的理解、物资储备充足性以及过去3个月内孕产妇保健实践总评分,均与孕产妇保健信心显著相关。这说明信心并非孤立形成,而是与临床暴露、培训经历、制度环境认知及服务实施程度等多方面因素有关。
进一步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在控制共线性后显示,只有3项因素仍与较高信心独立显著相关:参加SHP/SBA培训、过去3个月内孕产妇保健实践总评分较高,以及对国家政策/策略/项目理解更好。也就是说,标准化培训、近期实践活跃度和政策认知水平,是解释信心差异的核心变量。研究还通过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验证了24项信心量表具有较好的单维结构,Cronbach α值为0.908,提示该综合信心评分具有较高内部一致性。这一分析增强了结果的统计学可靠性。
4 Discussion
讨论部分围绕上述核心发现展开。首先,研究强调培训参与不足是导致低信心的重要因素。约60%的参与者完成了SHP/SBA培训,而受训者在常规和急诊情境中的信心均更高。研究据此指出,尼泊尔虽已扩大生殖健康服务覆盖、改善药品可及性,但若缺乏定期评估并维持能力的受训人员,保健质量仍难以得到保障。尤其是以实践为导向、在督导下开展的临床培训,对于建立和维持技能信心尤为关键。文章同时指出,认证培训点有限、课程时长较短、继续培训不足以及模拟培训机会有限等结构性障碍,可能削弱培训成效。
其次,讨论指出临床暴露不足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参与者年均接生44例,明显低于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与充分临床暴露相关的175例参考值。研究认为,Dhading地区低暴露可能与机构可及性不足、文化偏好及对机构分娩认知有限等因素有关。高频常规操作往往伴随较高信心,而高风险、异常分娩和低频急症操作的信心明显较低,反映出“少做即不熟,不熟则不自信”的现实困境。研究因此提出,结构化轮转至高分娩量机构、模拟教学、远程医疗指导及低剂量高频率(low-dose, high-frequency)演练,可能有助于维持高危低频技能。
再次,研究讨论了对国家MNH政策、策略和项目理解的重要性。结果显示,政策理解程度与信心独立相关。文章认为,熟悉SHP/SBA政策、安全孕产计划(Safe Motherhood Program)及MNH路线图等框架,能够在紧急情境下减少不确定性,支持临床决策,增强职业责任感与安全感。政策知识不仅是行政信息,也可能构成稳定临床判断的“认知锚点”。因此,加强政策传播、提高文件可获得性、在SBA培训中纳入政策教育并强化机构层面的入职培训,均被视为提升信心的现实路径。
此外,讨论还指出,物资储备充足性和督导频率在多因素分析中未显示与信心显著相关,提示单纯改善物资条件并不足以提升临床信心。换言之,系统准备度固然必要,但若缺乏以人员能力建设为核心的措施,如模拟培训、导师制支持和持续职业发展,则难以真正转化为更优的临床表现和孕产妇健康结局。
文章也坦诚研究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断,研究仅限于单一区域、推广性有限,自填式问卷可能存在社会期许偏倚,不同职业类别样本量较小且教育背景差异较大,客观能力评估如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或直接观察未被纳入,因此结果反映的是“感知到的信心”,而非经过验证的真实熟练程度。尽管如此,纳入非SBA人员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农村真实人力构成的外部效度。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表明,SHP/SBA培训不足、临床暴露有限——尤其是高风险病例暴露不足——以及对国家MNH政策/策略理解不充分,与医疗卫生专业人员较低的孕产妇保健信心相关。加强常规SBA培训、提供结构化临床轮转,并整合基于模拟的演练,尤其针对真空助产和手动真空吸引术等高急性、低频操作,可能有助于弥补这些缺口。政策制定者应确保广泛传播MNH策略,并通过标准化培训和定期评估,使医疗卫生专业人员重新分类等行政措施与经验证的临床能力保持一致。尽管信心并不等同于能力,但加强专业、机构和政策层面的这些组成部分,可能有助于改善照护过程并促进更优的孕产妇健康结局。未来建议开展纳入经验证能力评估的纵向研究和混合方法研究,以进一步阐明政策认知、临床暴露与职业信心之间的作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