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Midwifery & Women's Health》:Complementary Growth: Midwives and Obstetrician-Gynecologists in the US Maternity Car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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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孕产保健劳动力持续短缺,促使政策层面反复呼吁扩大助产服务(midwifery)可及性。联邦机构与专业组织普遍将助产士定位为可替代妇产科医师(obstetrician-gynecologists)的潜在人力资源,以填补产科服务能力下降所形成的缺口。经
引言
美国孕产保健劳动力持续短缺,促使政策层面反复呼吁扩大助产服务(midwifery)可及性。联邦机构与专业组织普遍将助产士定位为可替代妇产科医师(obstetrician-gynecologists)的潜在人力资源,以填补产科服务能力下降所形成的缺口。经济学理论提示,不同职业之间可能表现为替代关系、互补关系,或彼此独立。若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属于替代关系,则一方增长应抵消另一方;若属于互补关系,则二者将同步扩张;若彼此独立,则劳动力变化之间不应存在相关性。鉴定二者究竟属于何种关系,对于高效开展劳动力投资与规划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国家层面应对孕产保健短缺的行动不断加强之际。本研究旨在测量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劳动力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以判定二者在美国孕产保健体系中究竟发挥替代、互补,还是独立职业的功能。
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分析(retrospective analysis),考察2011—2023年间劳动力变化,数据来源包括区域卫生资源文件(Area Health Resources File)、美国助产认证委员会(American Midwifery Certification Board, AMCB)和CDC WONDER。劳动力密度定义为每1000例活产对应的服务提供者数量。研究在全国层面估计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密度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并按州级监管环境进行分层分析。
结果
2011—2023年间,妇产科医师密度与助产士密度均有所上升。助产士密度变化与妇产科医师密度变化呈正相关(r = 0.63;P < .001),提示二者劳动力增长具有互补性。该关系在实行独立助产监管和限制性助产监管的州中均持续存在。
讨论
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在美国孕产劳动力体系中发挥互补性职业作用,一种职业的增长与另一种职业的增长相关。劳动力规划与政策制定应将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之间的互补关系纳入考量。整合性资金策略、支付报销模式和劳动力预测,可能更有利于支持高质量孕产健康照护的可及性。
该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Midwifery》。论文围绕美国孕产保健劳动力短缺这一长期公共卫生与卫生政策议题展开,核心问题在于:在联邦机构、行业协会与政策倡议持续主张扩大助产服务供给的背景下,助产士是否能够作为妇产科医师的“替代者”来填补产科服务能力下降造成的缺口。既往政策讨论往往默认二者具有替代性,即助产士数量增加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妇产科医师不足;但从卫生经济学视角看,不同职业间还可能呈现互补关系,亦即一方扩张往往伴随另一方同步增长,或者二者彼此独立、互不相关。若对职业关系判断失准,则可能导致教育投入、监管改革、支付政策与劳动力预测方向失焦,最终影响孕产保健服务可及性。因此,研究人员试图基于州际劳动力变化的经验数据,判断美国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在现实孕产保健体系中究竟呈现何种关系。
论文首先梳理了美国助产职业的发展与制度背景。研究对象中的助产士主要指经美国助产认证委员会(American Midwifery Certification Board, AMCB)认证的注册护士助产士(certified nurse-midwives, CNMs)与认证助产士(certified midwives, CMs)。二者在教育层级、认证路径与执业范围上具有明确的专业规范,但在不同州的执业自主权、处方权、协作协议要求及医院收治权限方面存在显著异质性。这种州级监管差异不仅影响助产士流动与分布,还可能影响孕产保健团队的组织方式。基于这一现实,论文认为,仅把助产士简单视作妇产科医师的替代者,既无法解释多学科合作中的真实劳动分工,也可能掩盖制度环境对队伍扩张的作用机制。由此,研究人员提出使用“替代(substitutes)—互补(complements)—独立(independent)”这一经济学框架重新审视两类职业间关系。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2011—2023年的州层面回顾性观察研究。数据来源包括区域卫生资源文件(Area Health Resources File)、AMCB与CDC WONDER,覆盖美国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研究以每1000例活产对应的服务提供者数量作为劳动力密度指标,而非单纯使用从业人数或总人口作为分母,这是本文的方法学关键之一。作者指出,研究期内美国出生数下降,若仍以总人口衡量孕产劳动力供给,可能低估或扭曲与分娩服务需求直接相关的供给变化。研究通过比较2011年与2023年各州助产士密度、妇产科医师密度及总孕产服务提供者密度的变化,计算两类职业密度变化之间的相关系数,并进一步依据州级助产监管环境进行分层分析。此外,作者还进行了敏感性分析,按照“完全自主”“有限自主”“无自主”三类政策环境重新分组,以检验结论稳健性。样本队列来源并非个体患者,而是美国各州公开报告的州级劳动力与活产数据。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研究主要采用四类方法:其一,整合区域卫生资源文件、AMCB与CDC WONDER的州级二手数据,构建2011年和2023年美国50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的孕产保健劳动力数据库;其二,以每1000例活产的提供者数作为劳动力密度指标,校正出生率下降及州际生育水平差异对需求侧的影响;其三,采用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评估助产士密度变化与妇产科医师密度变化之间的关联方向与强度,并以相关系数r、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 CI)和P值呈现结果;其四,依据美国护士助产学院(American College of Nurse Midwives, ACNM)界定的州级监管政策进行分层,并开展敏感性分析,以评估监管环境对相关性的调节作用及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研究结果部分显示,2011年美国共有45,229名妇产科医师和12,383名助产士,总计57,612名孕产保健提供者;到2023年,妇产科医师减少至43,817名,助产士增至14,115名,总数为57,932名。按原始人数计算,妇产科医师减少3.1%,助产士增加14%,总体服务提供者仅增加0.6%;同期美国活产数下降9%。这意味着若仅看人数,容易得出妇产科医师供给收缩的印象,但当以活产数为分母衡量时,结果有所不同。2011—2023年间,妇产科医师密度由每1000例活产11.4人增至12.2人,助产士密度由3.13人增至3.93人,总劳动力密度由15.57人增至16.11人。也就是说,在分娩数量下降的背景下,两类职业相对于分娩需求的供给密度均有所提高。
在“Change in Maternity Workforce Density, 2011-2023”这一结果中,作者进一步呈现了州际差异。研究显示,各州劳动力密度变化并不均一:11个州的妇产科医师密度下降,7个州的助产士密度下降,5个州的总劳动力密度下降。这一发现说明,美国孕产保健劳动力演变并非全国一致扩张,而是存在显著地域差异。也正因此,分析州级变化之间的相关性,比仅观察全国总量更能揭示两类职业的结构性关系。
在“Correlation of Change in Density for Midwifery and Obstetrician-Gynecologist Workforces, 2011-2023”这一结果中,研究得到论文最核心的发现:助产士密度变化与妇产科医师密度变化呈中度正相关,全国层面的相关系数为r = 0.38,P = .006。这表明在州层面上,一州若在研究期内助产士密度上升,其妇产科医师密度往往也同步上升;若一州一方下降,另一方也更可能下降。这种同向变化不符合“替代关系”的预期,而更符合“互补关系”的定义,即两类职业在实际体系中更可能共同扩张或共同收缩。
在按监管环境分层的结果中,作者保留了“restricted states”和“independent states”两组分析。限制性监管州中,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密度变化的相关性较强(r = 0.72;P < .001);独立监管州中,该正相关依然存在(r = 0.35;P = .011)。这说明,无论州对助产执业自主性的制度安排较严格还是较宽松,两类职业总体上都表现出共同增长的趋势,只是相关强度有所不同。该发现支持论文的主结论,即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并非此消彼长的竞争性替代关系。
在敏感性分析结果中,研究人员进一步基于三项“有利于助产执业”的政策——无需书面协作协议、Medicaid(医疗补助)支付同等报销、允许助产士在分娩住院期间独立办理收治与出院——将各州划分为“完全自主”“有限自主”和“无自主”三组。结果显示,在完全自主州中,两类职业密度变化无显著相关性(r = ?0.01;P = .951);作者指出,这提示二者在该亚组中可能更接近独立关系,但由于样本量较小,不能排除Ⅱ类错误(type II error)。而在有限自主州(r = 0.53;P < .001)和无自主州(r = 0.56;P < .001)中,二者仍呈中度正相关。该分析并未推翻主分析结果,反而提示监管政策的具体构成可能影响两类职业协同扩张的表现形式,是后续研究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方向。
讨论部分围绕“为什么会出现互补性增长”展开,但作者保持审慎,并未将相关性直接解释为因果关系。论文指出,本研究只能确认两类职业增长存在相关,不能判定是一方增长导致另一方增长,还是二者共同响应某些外部结构性因素。作者提出若干基于原文的解释框架:一方面,医疗机构雇用助产士可能有助于将常规孕产照护任务从妇产科医师转移出去,使医师将更多时间投入程序性操作与外科治疗等报销更高的工作,因此助产士扩张并不必然压缩妇产科医师岗位,反而可能增强团队整体运转效率。另一方面,在孕产保健服务人员紧缺的大背景下,联邦层面的短缺地区激励政策可能同时促进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进入相关岗位,从而形成平行增长。论文还指出,除了书面协作协议之外,Medicaid报销政策及医院收治权限等制度因素,也可能继续制约助产队伍发展并影响两类职业关系。
政策意义部分强调,既然实证结果更支持“互补”而非“替代”或“独立”,那么劳动力规划、教育投资与支付改革就不应继续将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视为彼此隔离的两条队伍。作者主张,未来可考虑采用联动式劳动力发展策略、整合性的资金投入方式,以及更能体现团队协作价值的报销结构,以支持高质量孕产保健服务的扩展。换言之,若政策仍基于“互不相关”或“单向替代”的假设进行设计,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并错失增强孕产保健服务能力的机会。
论文在优势与局限部分也进行了规范说明。其优势包括:使用12年的时间跨度来观察劳动力变化,减少年度波动对趋势判断的干扰;采用每1000例活产作为分母,更贴合孕产服务需求变化。局限则主要在于:劳动力计数未必等同于实际临床可及性,部分助产士未从事临床分娩服务,越来越多妇产科医师也进入亚专科实践;分析基于州级汇总数据,无法揭示城乡差异、县域分布及跨州执业等更细粒度的服务可及性问题;此外,研究仅纳入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未将家庭医学医师、医师助理等其他分娩照护提供者纳入完整模型。因此,作者将本研究定位为对两类职业关系的初步探索,而非对州级孕产保健劳动力全貌的终局性刻画。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尽管自1999年以来,政策层面一再呼吁将扩大助产服务作为应对妇产科医师短缺的解决方案,但当前劳动力政策仍将助产士和妇产科医师视为彼此独立的职业,并分别进行预测与资助。本研究分析提示,这两类职业在经济学意义上属于互补关系,一类职业的增长与另一类职业的增长相关。若将二者错误界定为独立关系或替代关系,可能导致劳动力规划低效,并错失增强孕产保健服务能力的机会。公共卫生政策应超越这种碎片化路径,转而采用能够识别并支持助产士与妇产科医师互补角色的策略,以满足国家层面的孕产保健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