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and cooperative unions on 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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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要素,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与合作社联社(cooperative unions)在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在全面探讨这两类组织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及其内在机制
作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关键要素,农业合作社(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与合作社联社(cooperative unions)在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在全面探讨这两类组织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及其内在机制与区域异质性效应方面仍存不足。研究人员利用2015—2023年省级面板数据,以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为主要分析工具,辅以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基准回归、中介效应分析及异质性检验,从本地直接效应、跨区域溢出效应及传导机制三个维度进行系统考察。实证结果显示:(1)合作社与联社均对本地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空间溢出效应强度超过直接效应;(2)合作社的影响系数大于联社,但联社估计结果统计显著性更高;(3)合作社与联社通过要素再配置(factor reallocation)与技术扩散(technological diffusion)所介导的直接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两条渠道促进农业增长;(4)全样本交互SDM异质性检验表明,中部地区合作社效应显著较弱,西部地区联社效应显著较强,联社效应在主产区及高市场化程度地区有所减弱。上述发现为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与农业经济转型提供了科学依据。
论文解读:农业合作社与合作社联社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背景与意义
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以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合作社联社(cooperative unions,即合作社的再联合)数量迅速增长,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与农民增收的重要组织载体。然而既有文献多聚焦于合作社的收入效应或单一特征对产出的线性影响,较少将合作社与联社视为互补的组织层级系统加以整体考察;对联社这一较新型组织形态的经济增长作用及其中介机制缺乏充分实证检验;更重要的是,既有研究普遍忽视农业经济组织发展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即邻近地区间技术示范、要素流动与知识溢出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可能引致传统非空间模型设定偏误。此外,中国区域间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及产业结构差异大,两类组织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基于此,研究人员以2015—2023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及西藏)的平衡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系统识别农业合作社运营绩效(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Opac)与合作社联社运营绩效(operational performance of cooperative unions, Opcu)对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农业经济增长,agricultural economic growth, Aeg)的本地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传导机制及区域异质性,以期为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布局与区域协调政策提供循证依据。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构建2015—2023年中国30省平衡面板数据集,因变量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Aeg),核心自变量分别为合作社总盈余(Opac)与各省注册联社数量(Opcu),中介变量为农业领域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总量(农业技术创新,agricultur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gti),控制变量含农作物播种面积(land)、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human capital, Human)、农林牧渔固定资本投资(Capital)及农林水事务财政支出(Policy)。数据经2%缩尾(winsorization)及对数化处理。首先以双向固定效应OLS模型作基准回归;其次采用Bootstrap法检验农业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mediation effect);空间分析选用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ij=1/dij(dij为省会间球面距离),经全局Moran's I及LM检验确认空间依赖性后,通过Hausman、LR及Wald检验选定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进行双向固定效应估计,并按LeSage & Pace(2009)方法将SDM系数分解为直接效应(direct effect)、间接效应(indirect/spatial spillover effect)与总效应(total effect);异质性分析通过全样本SDM引入地区(东/中/西部)、主产区与非主产区、高低市场化水平分组虚拟变量与核心自变量的交互项实现;稳健性检验包括替换被解释变量(总产值TOV)、替换合作社绩效指标(经营收入OI)、消胀调整及加入中介变量作控制变量,并采用空间广义矩估计(Spatial GMM)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
基准回归分析(Benchmark regression analysis)
双向固定效应OLS及含滞后项的模型显示,Opac与Opcu系数均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及考虑1—3期滞后后结论稳健,证实合作社与联社对本地农业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支持H1与H2。滞后项弹性系数递减且显著性减弱,反映农业系统对合作社/联社发展的响应存在时滞。
中介效应分析(Mediating effect analysist)
Opac与Opcu对农业技术创新(Agti)均有显著正向影响(Opac: 0.271, p<0.01; Opcu: 0.070, p<0.05)。Bootstrap(1000次)检验表明:合作社→农业经济增长路径中技术创新为完全中介(complete mediating effect);联社→农业经济增长路径中技术创新为部分中介(partial mediating effect,间接效应占比约20.1%)。证实农业技术创新是合作社经济组织作用于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传导渠道,支持H3。
空间自相关分析(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的全局Moran's I为0.052(p<0.01),各年度Moran's I均正且显著(p<0.05),LM及Robust LM检验支持存在空间滞后与空间误差效应,验证了采用空间面板模型的必要性。
空间面板数据计量分析(Spatial panel data econometric analysis)
SDM分解效应显示:Opac直接效应0.039(p<0.05)、间接(溢出)效应0.702(p<0.01)、总效应0.741(p<0.01);Opcu直接效应0.020(p<0.05)、间接效应0.371(p<0.01)、总效应0.391(p<0.01)。两者空间溢出效应均大于直接效应,且合作社总体影响强度显著大于联社(保守t检验p≈0.079),联社各效应估计值统计显著性水平高于合作社。即使SDM中空间自回归系数ρ不显著,间接效应仍显著,说明本地溢出通过W×X项传递,支持H4;合作社效应量更大但联社更显著,部分支持H5。
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Robustness and endogenetic treatment)
分别替换被解释变量(改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TOV)、替换合作社绩效指标(改用经营收入OI)、按CPI消胀及将Agti加入SDM控制变量后,Opac与Opcu的直接、间接及总效应的方向、量级与显著性均保持一致;空间GMM结果与MLE基线估计相符,表明核心结论对指标选取、价格水平及估计方法均具稳健性。
异质性分析(Heterogeneity analysis)
全样本交互SDM结果表明:以东部地区为基线,合作社直接及溢出效应在中部地区显著偏弱(中部交互项负显著),西部地区无显著差异;联社直接及溢出效应在西部地区显著偏强(西部交互项正显著),中部地区无显著差异。以非主产区为基线,联社主产区直接及溢出效应显著减弱,合作社无显著差异。以低市场化组为基线,高市场化组中联社直接及溢出效应显著减弱,合作社无显著差异。
讨论与结论翻译(Conclusion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 结论部分节译)
实证研究表明:(1)农业合作社对本地农业经济增长具显著促进作用并产生更大空间溢出,联社呈类似但较温和模式;二者空间外部性均超过直接效应。合作社影响量级更大,联社估计统计稳健性更强。(2)农业技术创新在合作社—增长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在联社—增长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表明合作社与联社通过直接本地/溢出效应及要素再配置与技术扩散间接促进增长。(3)全样本交互SDM异质性显示:相较东部基线,合作社直接及溢出效应在中部显著较弱,联社效应在西部显著较强;联社效应在主产区及高市场化地区显著减弱,合作社效应于产区类型及市场化水平无显著变异。
以上解读严格依据原文内容浓缩整理,未添加推测性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