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Influence of multidimensional determinants on physical activity behavior: a perspective from health promotion and behavior change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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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设施供给在塑造个体体力活动行为方面的作用已被广泛认可。然而,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设施密度或可达性等单一属性,对设施多样性与质量关注有限,且缺乏健康促进与行为改变理论的明确指导。为填补上述空白,研究人员以中国五个代表性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在理论驱动的分析
体育设施供给在塑造个体体力活动行为方面的作用已被广泛认可。然而,既有研究往往聚焦于设施密度或可达性等单一属性,对设施多样性与质量关注有限,且缺乏健康促进与行为改变理论的明确指导。为填补上述空白,研究人员以中国五个代表性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在理论驱动的分析框架内考察多维度决定因素与体力活动行为之间的关联。具体而言,研究将设施类型多样性、设施数量、设施质量及设施可达性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连同个体特征、社会环境因素及健康意识,分别与锻炼频率、锻炼强度和锻炼持续时间进行关联分析。在健康促进理论与行为改变理论的指导下,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异质性分析及稳健性检验等方法。结果表明:(1)设施类型多样性、设施数量及设施质量与锻炼频率、锻炼强度及锻炼持续时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而设施可达性与上述体力活动行为指标呈显著负相关;(2)在个体特征方面,年龄较大与较低的锻炼参与度相关,而男性、公务员、退休人员以及收入和教育水平较高者表现出更高的体力活动水平;(3)在社会环境方面,支持性的家庭锻炼氛围和丰富的社区体育活动能够显著促进人们的体力活动行为;(4)在健康意识方面,其对体力活动行为的影响尤为突出,健康意识较高者更积极地参与体力活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活水平提升,公众对健康议题的关注度日益增强,健康意识逐渐提高。在此背景下,美国发布《Healthy People 2030》,日本推行"健康日本21"计划,中国亦出台《"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构建县乡村三级公共体育设施网络并实现城市社区"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然而,既有研究在探讨体育设施与体力活动行为关系时,多聚焦于设施密度等聚合指标,对设施多样性、质量及可达性等多维属性如何共同塑造体力活动行为尚缺乏系统考察;同时,个体特征、社会环境因素及健康意识等非设施决定因素常被孤立分析,未能整合于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中,导致研究多停留于统计关联描述,而对背后的行为机制解释不足。
为应对上述局限,研究人员基于健康促进理论与行为改变理论,构建理论驱动的分析框架,以中国五个代表性城市——上海、乌鲁木齐、海口、沈阳和长沙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系统考察多维决定因素对体力活动行为的联合影响。研究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结合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最终获得1,800份有效问卷。健康促进理论强调支持性环境对个体参与体力活动的促进作用,认为设施多样性(facility type diversity)与数量扩展了锻炼机会,提升了不同偏好用户的匹配度;设施质量(facility quality)增强了用户满意度与锻炼体验,降低了感知安全风险;设施可达性(facility accessibility)减少了时空阻碍,降低了参与成本。行为改变理论则关注知识、信念、感知与自我效能对行为决策的影响,认为设施配置作为外部环境触发因素,通过改变个体的感知行为机会、结果预期及行为障碍,进而影响其体力活动决策。
研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锻炼频率、锻炼强度和锻炼持续时间为因变量,以设施类型多样性、设施数量、设施质量及设施可达性为核心解释变量,控制个体特征(年龄、性别、职业、收入、教育程度)、社会环境因素(家庭锻炼氛围、社区体育活动组织频率)及健康意识等变量,并运用描述性分析、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异质性分析及稳健性检验等多种方法。
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样本中设施类型多样性均值为3.25,设施数量均值为15.68,设施质量评分均值为3.12(五分制),平均可达距离为0.85公里;体力活动方面,平均每周锻炼3.15次,锻炼强度均值为1.86(五分制),每次锻炼持续时间均值为45分钟。
相关性分析表明,设施类型多样性、设施数量及设施质量与锻炼频率、锻炼强度、锻炼持续时间均呈显著正相关,而设施可达性与三者呈显著负相关,即距离越远或时间成本越高,体力活动参与水平越低。这一发现与健康促进理论中支持性环境促进健康行为的观点相一致,也与行为改变理论中行为成本影响行为采纳与维持的论述相契合。
回归分析结果进一步揭示:设施类型多样性、设施数量及设施质量对锻炼频率、锻炼强度和锻炼持续时间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设施可达性则呈显著负向影响,表明更大的空间或时间距离与更低的体力活动参与相关。个体特征方面,年龄与体力活动呈显著负相关;男性体力活动水平高于女性;与公务员相比,企业在职人员、个体经营者及学生体力活动水平较低,而退休人员较高;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均与体力活动呈正相关。社会环境因素中,社区体育活动组织频率和家庭锻炼氛围均与体力活动呈显著正相关。健康意识对所有体力活动结果变量均有显著正向影响。
异质性分析从年龄、性别和收入水平三个维度展开。年龄异质性分析显示,设施类型多样性、数量及质量与体力活动的正向关联在年轻群体中强度最大,随年龄增长而逐渐减弱,但在所有年龄组仍保持显著;设施可达性的负向关联在各年龄组均显著,且在老年群体中更为突出。性别异质性分析表明,设施类型多样性、数量及质量的正向关联在男性中强度大于女性,但各关联在女性中仍显著;设施可达性的负向关联在两性中均显著。收入异质性分析揭示,设施类型多样性、数量及质量与体力活动的正向关联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单调增强,即从低收入组到高收入组渐次加强;设施可达性的负向关联在各收入组均显著。
稳健性检验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操作化方式的方法,以设施条件替代设施质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设施类型多样性、设施数量及设施条件的系数仍显著为正,设施可达性系数仍显著为负,与基准回归结果方向一致、显著性稳定,表明研究发现对变量测度方式不敏感,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从理论延伸与局限展望两个层面展开。理论层面,研究结果拓展了健康行为生态模型, empirically confirming that multiple dimensions of facility provision jointly contribute to shaping exercise behavior,而非通过单一环境属性发挥作用; facility accessibility的负向作用支持了行为经济学和习惯形成理论中关于摩擦成本降低健康行为参与可能性的观点;群体异质性结果则补充了行为改变理论,凸显了差异化、靶向性干预的重要性。研究局限主要包括:横截面数据无法确立因果关系,所有发现仅解释为统计关联;自.reported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倚和报告偏倚;五城市样本的外部效度受限;未充分控制社区或城市层面的聚类效应。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客观测量工具、多层模型方法并拓展地理覆盖范围以深化和验证现有发现。
研究结论部分明确指出:设施类型多样性、设施数量和设施质量与锻炼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均显著正相关;设施可达性(以距离或时间成本测度)与体力活动行为显著负相关;体育设施配置的影响在不同群体间存在显著异质性,年轻群体、男性和高收入群体的关联强度更大;社会环境因素和健康意识对体力活动行为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为优化体育设施配置和促进公众体力活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