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Psychiatric and Mental Health Nursing》:Allyship in Psychiatric and Mental Health Services: A Scoping Review and Thematic Analysis
摘要
引言
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服务因维持强制性与认识不公(epistemic injustice)实践而日益受到审视。盟友关系被概念化为一种致力于权力再分配的承诺,并已成为应对此类不正义的策略。
目的
本研究旨在梳理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领域中有关盟友关系的文献及当前知识现状。
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共纳入34篇报告(n?=?34),并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与主题分析。
结果
文献分析识别出表征盟友关系的四个彼此关联且相互补充的主题:(1)心理健康领域中盟友关系的范围;(2)其一般原则;(3)盟友所表现出的品质;以及(4)其行动谱系。
讨论
纳入研究将盟友描绘为具有反思能力的行动者,他们能够意识到自身特权并为患者发声。然而,研究结果揭示了表演性盟友关系与有效盟友关系之间的伦理张力,并提示其存在强化家长主义结构而非拆解这些结构的风险。
实践启示
研究结果强调,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负有伦理责任,应抵制仅具象征性或表演性的盟友关系。
建议
本综合分析强调,盟友关系在伦理上必须锚定于社会正义、认识谦卑以及相互解放等原则。
与心理健康护理的相关性
盟友关系一直是精神科护理中的重要讨论议题。本综述结果通过识别试图成为并实际扮演盟友者的原则、品质与界定性行动,为护理实践提供了参考。研究结果还指出了若干行动路径,以推动教育课程的调整,将盟友关系的关键维度纳入其中,包括特权识别、权力再分配与认识谦卑。最后,本范围综述也提示,应警惕对“盟友”概念的不加批判使用,以避免其政治基础被抹除。
1 Introduction
本文首先指出,生物医学精神病学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性审视,相关文献集中揭示其内在暴力性以及对具有亲历经验者的认识排斥。作者据此提出,当前研究与基层运动已发展出多种解放性实践,例如自主药物管理、叙事教育学等,其共同目标在于承认患者的声音、知识、权利、决策权与尊严。在此基础上,文章引入“盟友关系”概念,将其暂时界定为占据支配地位群体成员为了边缘化群体利益而推动权力再分配的行动方式。文本同时说明,护理人员虽常被描述为患者的“天然盟友”或“潜在盟友”,但这一论断仍存在争议,且缺乏充分经验性证据支持。
随后,本节进一步梳理盟友关系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领域,尤其是护理学中的兴起背景。作者认为,该概念之所以逐渐进入学科话语,与康复导向运动(recovery-oriented movement)、社会正义诉求以及医学知识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议程的增强密切相关。尽管如此,相较于共同决策、以人为中心照护等相近概念,专门讨论盟友关系的研究仍较为有限。文中还提到近期文献已尝试提出有效盟友关系的框架,并对表演性盟友关系(performative allyship)进行范围综述,从而提示需要更深入考察其结构条件与实践应用。
本节后半部分集中讨论了精神卫生护理与社会工作一方面被视为适合形成盟友身份的领域,另一方面却也被批评持续复制压迫性动力。作者援引相关论述指出,护理实践常被视为精神病学的操作性延伸,而非真正以康复为核心;社会工作甚至被批评未能有效反对精神病学中的人权侵犯。围绕“盟友”概念的争论因此聚焦于:专业人员是否在“拯救”边缘群体的名义下延续了权力不平等,是否将盟友关系去政治化,并削弱了其原本所包含的行动主义、团结与位置性反思。由此,文章明确提出,尽管精神卫生文献经常使用盟友概念,但系统考察其用途、挑战与限制的综合研究仍属缺失。
2 Aims
本节明确界定了研究目标,即系统描绘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领域中有关盟友关系的科学文献版图及其知识现状。作者进一步将该总体目标细化为三个研究问题:其一,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科学文献如何描述盟友关系;其二,盟友关系具备哪些特征;其三,与有关该主题的批判性写作相比,科学文献所呈现的盟友概念存在哪些限制。该部分的功能在于为后续研究设计与分析框架提供清晰导向,也表明本文不仅关注概念描述,还关注概念边界与批判性反思。
3 Context
本节从历史与概念谱系层面为盟友关系奠定理论背景。文章指出,盟友关系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美国大学校园中被广泛用于描述异性恋群体与性少数群体之间的团结实践,随后扩展至多种受压迫群体,包括具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群。作者强调,尽管该概念传播广泛,但其定义至今仍缺乏统一共识,并持续卷入规范性争论。其概念化过程容易出现理想化、误解、工具化以及政治本质被稀释等问题。
在原则层面,本节指出盟友关系通常与社会正义原则相联系,其核心在于承认支配群体所拥有的特权,并利用这些特权推动结构性改变,以拆解不正义、社会排斥与压迫。作者借助经典定义说明,盟友并非单纯提供支持的人,而是在个人与职业生活中积极终结压迫的人。由此,盟友关系被概括为一种与权力再分配、团结、互惠以及自决相一致的连贯行动。
本节进一步呈现当代学术讨论中的关键分歧。一方面,有学者区分以身份认同为导向的表演性盟友关系与以支持性行动为导向的有效盟友关系(effective allyship);另一方面,也有观点主张以“共谋者”(accomplice)替代“盟友”,以凸显更深入、更持续且相互问责的参与。作者还引入一项以行动与动机为核心的定义,强调盟友关系应由优势群体个体实施的多重行动构成,这些行动须以平等主义目标为驱动,并被其所支持的群体认可为真正的支持。
最后,本节交代了本文的生成语境。作者团队长期从事制度性精神病学中的压迫与解放问题研究,团队成员兼具研究者与精神科护士等多重身份,因此经常需要反思自身位置性(positionality)。盟友关系被视为帮助识别特权、避免研究再生产压迫、并促进亲历经验者实质参与的重要策略。然而,在强调绩效与表演性的学术环境中,何谓“好的盟友”行动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正是这种实践与反思中的困惑,促成了本研究对盟友关系在知识生产与精神卫生护理实践中意义的进一步探究。
4 Methods
本节说明研究采用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设计,并依据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方法学指引依次完成研究目标界定、纳入标准制定、检索策略设计、证据检索、文献筛选、资料提取、证据分析、结果呈现以及结论总结等步骤。文章特别强调亲历经验知识贯穿整个研究过程,一位亲历经验专家参与了研究设计共建、结果分析及论文审阅。研究方案已在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注册,并遵循PRISMA-ScR报告规范,以保证透明性与规范性。
4.1 Inclusion and Exclusion Criteria
纳入与排除标准围绕研究对象、核心概念、情境与证据类型构建。纳入文献须聚焦于与心理健康问题相关的卫生专业人员或相关人群,直接讨论盟友关系概念,并处于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服务语境中。仅讨论伙伴关系或共同参与等相邻概念而未直接涉及盟友关系的文献被排除。研究不设年份限制,但限定为英文或法文文献;证据类型则涵盖原始研究、知识综合、理论讨论、评论与社论。该标准体现出作者意在最大范围把握新兴概念的知识图谱,而非仅聚焦某一方法类型。
4.2 Search Strategy
检索工作分别于2023年4月与2026年2月进行,覆盖CINAHL、Medline、PsycINFO、Web of Science、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及Social Work Abstracts等数据库,并在心理健康文献馆员支持下构建检索式。由于初步检索发现文献数量较少,研究者在最终策略中移除了护理专属关键词,以便更全面纳入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领域相关研究。除数据库检索外,作者还辅以相关期刊与灰色文献的手工检索,但本文仅呈现通过系统检索流程获得的来源。这一策略反映出研究团队对概念新兴性与文献分散性的回应。
4.3 Selection of Evidence
文献筛选由两名独立评审者先后完成题名摘要筛选与全文筛选,并在试筛阶段就评审一致性达成共识;若发生分歧,则由第三位评审者裁决。筛选流程通过Covidence软件管理,并以PRISMA流程图形式呈现。作者同时说明,本研究未对纳入研究开展方法学质量评价,理由在于范围综述的目标在于描绘证据范围、识别盟友关系特征,而非比较研究质量;同时,新兴议题文献高度异质,若过度依赖质量评价,可能排除部分具有概念价值的知识来源。因此,研究改以经验性、论述性与意见性文献分类,以维持严谨性与包容性之间的平衡。
4.4 Data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资料提取与描述性分析依照JBI建议并结合本研究目标进行调整。三位评审者先独立提取10篇文献并协商形成一致的提取框架,随后开展整体描述性分析,以勾勒文献现状。其后,第一作者依据Braun与Clarke的六阶段主题分析路径实施主题分析,并经全体作者讨论验证。此过程最终识别出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核心主题,包括盟友关系的界定特征、应用方式与局限。整体而言,本节体现了研究在方法上兼顾系统性、反思性与合作性。
5 Results
5.1 Descriptive Analysis
描述性分析显示,研究共纳入27篇科学论文或书章及7篇相关社论或评论。文献地域分布高度集中于澳大利亚,其次为美国,另有新西兰、加拿大、日本与英国的少量研究,说明心理健康领域关于盟友关系的学术讨论具有明显的地域聚集性。学科上以护理科学为主,其次为心理学、社会工作、地理学和公共卫生。方法上除少数定量研究外,大多数研究采用定性路径,尤以主题分析最为常见。多数文献未明确说明理论框架,仅少数使用社会正义理论、反殖民理论、污名社会生态模型、组织文化理论或赋权理论等。这些结果表明,盟友关系虽被频繁讨论,但其理论化程度仍然不足。
参与者方面,合并样本总数为4340人,其中具有亲历经验者占重要比例,但大量样本来自两项定量研究。研究还指出,“盟友”的识别标准在多数文献中并不清晰,有些依据自我认同,有些依据他者认定。为提高方法清晰性,作者将所有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领域工作、因而具有认识特权者归入“潜在或指定盟友”类别。多数研究虽纳入亲历经验者参与研究过程或作为研究对象,但其参与深度及方式往往缺乏细致说明。
5.2 Thematic Analysis
主题分析归纳出四个总主题,分别涉及盟友关系在心理健康中的范围、一般原则、盟友品质与行动谱系,并进一步揭示概念运用中的多重张力。
5.2.1 The Scope of Allyship in Mental Health
文献将盟友关系描述为同时覆盖个体、人际与结构三个层面。个体层面强调对自身特权、偏见与预设的觉察,以及通过教育实现“去学习”(unlearning),从而脱离精神病学主导话语并形成自主批判能力。某些研究还指出,盟友身份并非与亲历经验完全对立,部分盟友也可能具有心理健康亲历经验,因此“盟友/患者”二分法过于简化,但现有文献对此复杂性讨论不足。
在人际层面,盟友关系被视为建立信任、关系安全与支持性空间的重要机制。相关研究显示,公开承认系统性不正义及社会变革必要性,比单纯宣示自身为盟友更能赢得服务对象信任。此层面还强调,盟友应作为促进者而非“拯救者”,在必要时懂得后退,同时继续维护与保障患者表达空间。结构层面则突出盟友调动资源、推动患者有意义参与及制度承认的作用,包括在雇佣、工作量与报酬等方面实现正式承认。总体而言,文献表明盟友行动可以从体制内调适延伸至更具颠覆性的行动,甚至与行动主义发生交叉。
5.2.2 General Principles of Allyship
本节主题分析提炼出三个总原则。第一是认识谦卑(epistemic humility),即盟友需要与自身既有知识拉开距离,反思专业社会化带来的认识局限,并承认患者拥有独特而有效的知识。第二是权力再分配,即盟友应利用自身权力与特权去放大患者声音、促进经验多样性表达,并推动组织结构承认患者专长。作者借助患者自述病历(Patient-Authored Medical Record)案例说明,当专业人员采取“不知道”(Not-Knowing)姿态时,患者更可能重新书写自身生命叙事,并在医疗记录这一传统上由专业人员垄断的文本中重新获得主体性。
第三项原则是团结,且更强调“有效团结”而非停留于象征姿态的团结表达。相关文献认为,共享叙事与关系性照护有助于形成相互理解,但若权力再分配仅停留在倡导层面,盟友关系仍可能维持原有差异结构。由此可见,盟友如果主导变革、替患者发言、赞美而非持续支持其贡献,或以“赋权”之名取代其自决,便可能偏离真正的团结逻辑。
5.2.3 Qualities of Allies
文献归纳的首要品质是反思性(reflexivity)。这一品质使盟友能够意识到自身权力、特权、偏见与所内化的主导知识体系,并为后续行动奠定基础。第二项关键品质是对话开放性,它既要求承认盟友与患者之间的差异,也要求认可彼此知识的独特性,并围绕改善心理健康这一共同目标展开合作。反思与开放共同构成盟友身份形成所需的内向审视与外向理解机制。
此外,真实性与完整性也被视为有效盟友关系的核心品质。真实性体现为对价值与原则的真诚承诺,完整性则体现为言行一致,使盟友避免沦为表演性姿态。患者尤为重视这一点,因为它能够抵御形式化、象征化的结盟。最后,主动性也频繁出现,即盟友不仅在压迫显现时回应,更需预先识别压迫动力并提前推动文化与结构性变革,尤其在亲历经验专家(expert-by-experience, EBE)进入学术环境的议题上表现突出。
5.2.4 Repertoire of Actions
盟友行动谱系主要包括积极倾听、劝服、冒险、倡导与自我倡导支持。积极倾听被概括为“多听少说”,尤其在盟友与患者发生冲突时,有助于避免盟友的防御性反应。劝服则多见于推动EBE进入学术和制度空间的情境,盟友凭借象征权威与制度通道,争取机会、说服同侪并强调患者参与的积极成效。冒险性行动则体现于对机构规范的挑战、知识共建实践以及面对职业层级压力时所承受的不适与代价。文章同时提醒,这种风险并非盟友单方面承担,亲历经验者往往也需暴露个人经历、应对污名与专业等级秩序。
至于倡导,文献普遍承认其在盟友行动中占据主导位置,但批判性作者指出,过度强调倡导可能重现“专业者/消费者”的传统二分,并延续替他人发声的父权式模式。与之相比,自我倡导在现有文献中较为边缘。研究者认为,自决与自我倡导原则上应主要掌握在患者自身手中,而盟友的职责更适合定位为营造并守护有利于自我代表的环境。
6 Discussion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通过范围综述弥补了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领域中盟友关系特征论述不足的问题,但同时发现该领域存在显著理论与经验研究缺口。尽管盟友关系深受社会正义原则影响,明确使用相关理论框架的研究却很少;多数研究也未真正从理论上界定盟友关系及其复杂性。作者据此强调,未来需要更多具理论支撑、方法多样且立足临床情境的研究。
作者进一步认为,文献整体更倾向于将盟友关系理解为一个连续的、维度性的现象,而非简单二分为表演性或有效性。盟友身份的形成固然重要,但单有身份宣称并不足够,关键在于将意识转化为行动。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处理精神病学情境中盟友实践的伦理张力,例如在强制治疗、决策能力丧失等场景下,有效盟友关系如何可能仍缺乏探讨。
讨论还强调了交叉身份与自我揭露问题的重要性。一些盟友本身也拥有亲历经验,但相关伦理复杂性在纳入研究中几乎未被讨论。作者同时指出,是否可被称为盟友并不主要由个人自我认定决定,而应由边缘群体基于其行动作出评估,这对未来研究中的参与者界定具有方法学意义。
最后,作者提出本综述揭示了两种盟友关系理解之间的深刻张力:一是以权力再分配为核心的主流理解,二是更强调相互解放与政治团结的历史性理解。这种张力体现在盟友是否应被视为行动者而非行动主义者,以及为何文献更强调倡导而非支持自我倡导。作者据此批判“英雄—受害者叙事”(Hero-Victim narrative),指出其会延续“拯救者/被拯救者”的二分,导致盟友更倾向于“替……说话”,而非“与……共同发声”或“让其自己发声”。在此意义上,盟友概念存在被净化、去颠覆化与去政治化的风险。
7 Limits
本节指出三方面限制。首先,由于综述限定在心理健康领域,历史、政治、社会学与哲学层面对盟友关系的讨论大多未被纳入,也因此弱化了性别、性取向、文化背景与移民身份等交叉性维度。其次,本研究虽然识别了盟友关系的若干组成要素,但并未经验性验证这些要素的效度与适用性。再次,部分文献源自同一数据集与相近研究群体,可能限制结论的广泛性。作者还说明,本文未处理更近期关于以“共谋者”替代“盟友”的概念争论。
8 Conclusion
结论部分从教育、研究、服务管理与临床实践多个层面提出启示。教育上,应谨慎将盟友关系基础纳入心理健康课程,避免其被扭曲或工具化;可行路径包括实质性纳入EBE参与课程开发、使用亲历经验者生产的教育材料,以及对盟友关系的社会、政治与历史基础开展批判性探究。研究上,作者指出护士等专业人员虽常被称为患者的潜在或天然盟友,但大量证据表明其更常参与而非挑战精神病学中的压迫机制,因此有必要继续检验盟友关系如何真正转化为专业实践。
在服务管理与政策层面,本文提醒,不能不加批判地使用盟友概念,否则其政治基础将被抹除;同时,精神病学与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必须保护自身行动能力(agency),因为压迫性动力的挑战依赖于体制内外的具体行动。作者明确主张,行动主义应构成盟友行动谱系的核心部分。临床上,这意味着专业人员有时需要从事可能违背既定机构规范的实践,例如在护理角色被结构性限制于技术性乃至强制性干预时,真正采取盟友行动往往需要承担显著风险。遗憾的是,现有文献尚未充分说明,为使精神科护士及其他心理健康专业人员能够有效承担盟友角色,究竟需要哪些迫切的结构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