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的多尺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解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Sustainability》:Unraveling the Multi-Scale Spatial Patterns and Impact Factor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pproach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6日 来源:Sustainability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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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提高农业生态效率(AEE,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已成为实现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涵盖要素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长江经济带(YE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的背景下,提高农业生态效率(AEE,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已成为实现农业绿色转型的关键。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涵盖要素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长江经济带(YEB,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2010—2022年县域面板数据,研究人员采用超级效率松弛变量测度模型(super-efficiency slacks-based measure,SBM)对农业生态效率进行量化测度。进一步地,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SDM,spatial Durbin model)揭示其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整体农业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显著区域异质性仍然存在。农业生态效率表现出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区域差异主要来源于超变密度,表明高效率与低效率县域在空间上呈交错分布。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显示,本地温度、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农业财政支持以及农业生产结构对本地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则表现为负向效应。这些因素同时表现出显著空间溢出效应,其中相邻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条件会产生正外部性,而相邻地区的城镇化与温度则产生负向影响。本研究从空间相互依赖视角深化了对农业生态效率驱动机制的认识,为制定旨在促进大型流域农业绿色发展的跨区域协同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Sustainability》发表的这篇论文聚焦长江经济带县域尺度农业生态效率(AEE,agricultural eco-efficiency)的时空演化、区域差异及其驱动机制。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资源环境约束趋严以及农业绿色低碳转型需求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传统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增长模式虽然保障了粮食供给,却同时引发资源过度消耗、农业面源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农业生态效率强调以更少资源投入和更低环境代价获取更多农业产出,因此成为协调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矛盾的重要分析框架。长江经济带横跨中国东中西部,是国家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但不同河段自然本底、经济发展阶段和农业功能定位差异显著,导致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分异与演化机制极其复杂。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国家、省域或地级市尺度,且往往未能充分纳入非期望产出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难以精细揭示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的真实格局及其跨区域联动机制。基于此,研究人员围绕长江经济带729个县级单元,构建更符合“资源—经济—环境”复合特征的评价体系,系统测度农业生态效率,并从空间依赖视角识别其影响因素,旨在为流域尺度农业绿色协同治理提供实证依据。

在研究设计上,研究人员首先构建了包含要素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其中要素投入涵盖土地、劳动力、水资源与能源等,期望产出主要反映农业产值和粮食生产,非期望产出则包括农业碳排放与农业面源污染。农业碳排放采用系数法核算,农业面源污染基于化肥氮磷流失、农药无效利用与农膜残留构建综合指标。结果显示,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仍偏中等,多数年份均低于0.5,说明区域农业绿色转型虽有进展,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进一步分析发现,该区域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而稳定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并非单纯的区内或区际差异,而是高效率与低效率县域在空间上的交错重叠。模型估计进一步揭示,经济发展、城镇化、农业财政支持、农业生产结构与温度对本地农业生态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农村居民收入和受教育年限则与本地农业生态效率呈负相关;同时,相邻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条件具有正向空间外部性,而相邻地区城镇化和温度则呈负向溢出。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县域和流域双重尺度上细化了农业生态效率测度与解释框架,揭示了农业绿色发展并非孤立的地方过程,而是受到显著空间联动与区域耦合机制影响。

就主要技术方法而言,研究人员基于长江经济带2010—2022年729个县级单元平衡面板数据开展分析。首先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级效率SBM模型(slacks-based measure,含松弛变量的非径向效率测度)测算农业生态效率;其次运用全局Moran’s I与局部Moran’s I(LISA,局部空间关联指标)分析空间自相关和局地集聚格局;再次使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区域差异来源;最后构建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SDM)并结合逆距离权重矩阵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进行影响因素识别和稳健性检验。数据来源包括县域统计年鉴、人口普查、30 m土地覆盖数据、ERA5-Land气象再分析数据和MODIS年度NPP(net primary productivity,净初级生产力)产品。

以下结合论文结果部分各小标题进行解读。

3.1.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AEE
研究结果表明,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显著波动上升态势。2010年平均值为0.410,2015年升至0.495,2022年达到0.486,说明区域农业生产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方向上总体改善。研究人员据此指出,2014年后长江经济带战略持续推进,相关生态治理与农业绿色转型政策逐渐显效。然而,除个别年份外,农业生态效率长期低于0.5,且在2014年、2019年等年份出现明显回落,反映其提升过程并非线性,而是受到气候变化、政策执行和投入结构变化等多重因素扰动。分区域看,上游地区起点较低但提升最明显,由0.374升至0.525;中游地区长期维持较高水平但波动较强;下游地区整体偏低且波动最大,说明工业化、城镇化对农业空间和生态承载形成较强挤压。标准差分析进一步显示,全域县际差异略有收敛,但不同阶段仍出现反复波动,其中上游异质性最高,中游同质化增强,下游差距缩小较为明显。

3.2. Regional Inequality of AEE
基于Dagum基尼系数分解,研究人员发现长江经济带县域农业生态效率区域不平等在研究期内虽呈波动下降趋势,但总体仍然显著。总体基尼系数介于0.615—0.870之间,2015年后下降趋势较清晰,表明区域协调与绿色转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空间均衡,但2019—2020年不平等再次上升,说明农业生态效率分布仍对外部冲击较为敏感。更关键的是,差异来源分解表明超变密度(Gt)在多数年份占主导地位,10个年份中贡献率超过50%,峰值达62.27%。这一结果意味着,区域差异并非主要由传统意义上的区内差异或上中下游之间的简单区际差异造成,而是高效率与低效率县域在不同子区域之间相互交错、嵌套分布所致。区内差异贡献率相对稳定,说明各河段内部长期存在结构性不平衡;区际差异贡献率波动较大,反映不同时期三大区域之间的效率差异程度并不恒定。该结果强调,若仅依赖行政边界内政策调控,难以有效缓解农业生态效率的不均衡分布。

3.3.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AEE
空间格局分析显示,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持续表现出显著空间分异。2010年高值县零散分布,整体效率偏低;2014年各效率等级整体下移,低效率县域范围明显扩大,提示这一时期农业资源环境压力普遍增强;2018年进入恢复阶段,高效率县覆盖范围逐步扩展;到2022年,多数县域效率进一步改善,但高值与低值县并存的格局依然存在,部分上游山区及下游局部地区仍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全局Moran’s I在各年份均显著为正,数值在0.131—0.187之间波动,说明农业生态效率始终具有稳定的正向空间自相关,即相邻县域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与联动。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进一步揭示了集聚类型的动态演化。2010年高—高集聚主要分布于苏北、江汉平原和赣中,低—低集聚则集中于浙江、川东南、黔南和滇北;2014年高—高和低—低集聚数量均明显收缩;2018年高—高集聚格局与2010年相似,低—低集聚主要见于浙江、皖南及武陵山区周边;2022年高—高集聚扩展至苏北、赣中、川东南、川南和滇南,而低—低集聚则明显扩大至浙江、皖南、湘鄂赣交界、西鄂、西湘、黔南和川西高原。部分县域同时表现出低—高或高—低离群特征,说明局地异质性同样不容忽视。

3.4.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EE
在影响因素识别方面,研究人员首先从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两个维度预选九个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农村居民收入、农村教育水平、农业财政支持、农业生产结构、温度、降水与净初级生产力。经共线性诊断,各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IF)均低于5,说明模型设定合理。模型筛选结果表明,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最适合解释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机制。估计结果显示,在本地直接效应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农业财政支持和农业生产结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政府财政投入和粮食种植比重上升总体有利于农业生态效率提高;温度也显示正向作用,可能与作物生长条件改善有关。相反,农村居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呈显著负相关。论文对这一结果保持谨慎解释,指出由于模型未直接纳入绿色技术采用、环境规制强度与农户行为等变量,因此该负向关系只能被视为稳健的统计关联,而不能被简单解释为确定性因果机制。
从空间溢出效应看,相邻地区人均GDP和NPP的空间滞后项显著为正,说明邻近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条件可通过知识扩散、技术外溢和生态连续性对本地农业生态效率产生正外部性;相邻地区城镇化率和温度则表现为显著负向溢出,说明邻地快速城镇化可能通过劳动力和土地竞争,或经由跨界环境压力削弱本地农业生态效率,而相近气候环境下的温度升高也可能带来共享风险。逆距离权重矩阵与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核心变量方向与显著性基本一致,验证了结论稳健;同时地理邻近的空间相关强度高于经济相似性,表明农业生态效率更容易沿地理空间形成联动。

在讨论部分,论文进一步指出,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在2014年后明显提升,与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导向强化在时间上相吻合,但由于研究设计属于观察性分析,不能据此直接认定严格因果关系。论文同时强调,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格局并非静态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的简单映射,而是空间溢出、协同与挤出并存的动态结果。一方面,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环境治理经验可跨区域扩散,形成正向协同;另一方面,劳动力、水资源竞争以及污染跨界转移又会造成负向外部性。正因如此,地理邻近比经济相似更能塑造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联系。此外,研究还指出,仅提升农民收入或教育水平并不会自动带来农业绿色转型,财政支农虽对本地有效,但尚未形成显著跨区域带动效应,说明农业绿色治理亟须从单点政策转向区域协同政策组合。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研究构建了涵盖要素投入、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的农业生态效率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超级效率SBM模型与空间杜宾模型,对2010—2022年长江经济带县域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格局、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包括三方面:第一,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但多数年份低于0.5,仍具有较大提升空间;上游、中游和下游在效率水平、稳定性和演化路径上存在显著异质性。第二,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持续存在高—高和低—低集聚;以Dagum基尼系数衡量的区域差异主要由超变密度驱动,说明高效率和低效率县域在空间上呈交错分布,而非严格沿流域边界分隔。第三,空间杜宾模型表明,本地经济发展、城镇化、农业财政支持和农业生产结构对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正向直接效应,而农村居民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呈负向关联;同时,相邻地区经济发展和生态条件产生正外部性,而相邻地区城镇化和温度带来负向溢出效应。总体而言,本文通过县域、长期、显式空间化的分析框架,深化了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效率驱动机制的理解,并为大型流域农业绿色转型协同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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