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城市绿地空间中的生物多样性:鲁尔地区近期识别出的障碍与机遇

《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Promoting Biodiversity in Urban Green Spaces: Recent Hurdles and Opportunities identified in the Ruhr Are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6日 来源: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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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绿地空间(UGS)为城市气候调节、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关键效益。然而,主动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生态系统服务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因城市加密化导致的生境丧失、实施受限以及相互竞争的土地利用需求。尽管经生态学设计的UGS比传统装饰性UGS更能支持物种

  
城市绿地空间(UGS)为城市气候调节、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关键效益。然而,主动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关生态系统服务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因城市加密化导致的生境丧失、实施受限以及相互竞争的土地利用需求。尽管经生态学设计的UGS比传统装饰性UGS更能支持物种多样性,但此类空间往往与社会对于外观、秩序、安全性和可使用性的期待相冲突,并且可能需要额外的管理成本。本文作为一篇观点论文,综合了德国高度城市化的鲁尔地区一次利益相关者研讨会的见解。会上,来自城市行政部门、绿地管理、区域规划、科研和保护实践领域的16位专家讨论了公共UGS中城市生物多样性当前面临的障碍与机遇。与会者识别并讨论了4项关键障碍,并分别对应提出了改进相关不足的机遇:(1)草屑处置或利用的高成本与法律约束,可通过市政合作开展生物质管理及推动城市放牧举措加以应对;(2)工作人员对实施较为“现代”的生物多样性导向管理参与度较低,可通过针对性培训和公众参与予以缓解;(3)公众偏好高度维护的UGS,可通过公众参与和协同设计活动,促进社会对“更野化”或“较不整洁”UGS的更广泛接受;(4)城市加密化与竞争性土地利用带来的压力,可通过战略性保护棕地及其他开放空间、将补偿性措施更好纳入城市规划,以及营造多功能、气候适应型生境来应对。研究人员据此认为,在大都市区域中解决这些障碍、推动城市生物多样性,需要整合生态、社会、政治与操作层面的考量。因此,通过协作式研讨会获取实践者视角,能够为UGS策略的设计、管理与传播提供可操作性建议,在应对社会和治理障碍的同时提升生物多样性,并为全球城市协调保护目标与城市开发压力提供参考。
《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发表的这篇论文围绕城市绿地空间(UGS)中的生物多样性促进问题展开,聚焦德国鲁尔地区这一高度城市化、后工业化大都市区的现实情境,系统梳理了公共绿地在生物多样性导向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障碍及可行机遇。文章首先指出,城市绿地不仅是城市气候调节的重要载体,也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提供自然体验与非正式环境教育机会的关键空间,同时还可作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避难所。既有研究表明,城市地区因生境异质性高、环境动态强以及外来物种持续输入,往往具有较高的物种丰富度;若城市绿地以自然友好、结构多样的方式设计和管理,其在物种保护方面具有显著潜力。然而,现实中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提升并不容易推进。城市扩张和加密化造成生境丧失与破碎化,治理与制度结构限制了生物多样性政策落地,主管部门缺乏系统监测物种分布的能力,经济开发诉求与生态保护之间存在直接冲突,公众对“看起来不整洁”的自然化绿地也常有抵触。这些问题共同导致许多城市绿地被高强度修剪、过度设计,或者在土地需求上升时直接被其他用途取代。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从实践者视角出发,识别在大都市区域推进城市生物多样性时最现实、最紧迫的障碍,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改进路径。

在研究设计上,论文以鲁尔地区为焦点区域。该区域人口约510万,面积约4435 km2,是德国最大的都市区之一,也是欧盟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之一。鲁尔地区具有鲜明的工业历史,经历了从煤炭与钢铁工业中心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遗留下大量工业遗址、棕地和多样化开放空间,为城市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了独特背景。研究人员指出,该区域现今仍拥有大量UGS,包括公园、墓地、植物园、游乐场,以及面积可观的棕地。这一地区此前已形成区域生物多样性战略和相关行动计划,因此适合作为观察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治理难点的样本场域。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利益相关者研讨会与文献综合分析。2025年3月12日,研究团队在Ruhr University Bochum组织了题为“城市绿地空间:介于再自然化、荒野化与工业遗产之间”的专题研讨会,共有16名参与者,来源包括城市行政绿地管理部门、区域规划机构“Regionalverband Ruhr”、Federal Highway Research Institute、区域住宅水务管理部门、科研机构及地方自然保护实践机构。研讨会中,参与者围绕生态提升UGS、生物多样性营造与城市荒野构建等议题展开交流。文中所述障碍并非预设,而是从讨论中归纳产生;随后由参与者共同探讨潜在应对策略。研究人员依据议题出现频率和讨论重要性筛选出4项核心障碍,并结合现有国际文献加以印证,从而形成本文的分析框架。该方法的关键在于以实践经验为基础,将多部门协作知识与学术证据相结合,提炼可推广的政策与管理建议。

研究结果部分围绕4个“障碍—机遇”主题展开。

Hurdle and opportunity A: Economic disposal of grass cuttings restricts ecological grassland management
研究人员指出,草屑处置的经济成本和法规约束,是限制城市草地生态化管理的重要障碍。通过研讨会讨论和文献对照可知,若要提升城市草地中的植物丰富度和节肢动物多样性,通常需要从覆盖式碎草还田(mulching)转向减少修剪频率并清除草屑的管理方式。然而,草屑清运与处置费用较高,且在法律上常被视作废弃物处理,这使许多城市在将草坪转化为草甸时顾虑重重。研究人员总结认为,应对路径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市政间合作,通过协调修剪时间、联合运输与共享处理基础设施来降低处置成本;二是推动草屑资源化利用,如堆肥、农地覆盖或作为动物饲料,以减少废弃物管理负担;三是发展城市放牧(urban grazing),利用羊、山羊等进行生态放牧,从源头减少草屑产生并增加生境异质性。由此可见,该障碍不仅体现了生态管理的成本瓶颈,也揭示了城市绿色废弃物循环利用和替代性管理方式的潜力。

Hurdle and opportunity B: Low staff engagement for ecological outcomes and associated “extra efforts”
研究人员在研讨会中发现,一线操作人员对现代生态导向UGS管理的参与度不足,是另一个关键问题。许多绿地养护人员长期接受的是以观赏性和整洁性为核心的传统培训,其工作惯性往往倾向于频繁割草、清除落叶和枯木,而不是维持结构复杂、对生物多样性更友好的生境。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生态化转型初期常伴随更多沟通、协调和制度调整,因此被一线人员感知为“额外工作”。针对这一问题,论文提出三方面机会:其一,强化同伴交流(peer-to-peer communication),通过经验分享和互相示范降低不确定性,增强操作人员对生态管理的认同;其二,为每个UGS制定分区化、精细化的养护与发展方案,明确不同区域应采取的修剪、清洁和保育强度;其三,让公众与操作人员共同参与UGS目标制定过程,使一线人员更准确理解公众对绿地管理的真实期待。研究结果表明,生态导向管理能否落地,不仅取决于政策目标是否先进,更取决于执行层面是否具备相应知识、设备和协作机制。

Hurdle and opportunity C: Public perception of “untidy” urban nature
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公众对“不整洁”城市自然的负面认知。研究人员指出,较少修剪的草地、保留枯木和落叶的空间,虽然在生态上更有利于昆虫、植物和其他野生生物,但在社会审美上常被视为疏于管理、缺乏安全感或不够宜人。这种“秩序必须维持”的观念,使得许多UGS被实施高强度维护,进而损害生物多样性。针对这一障碍,研讨会参与者提出了几项对策。首先,需要开展针对性环境教育,强调UGS可同时承担休闲、运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重功能。其次,应加强对“不整洁”外观生态价值的传播,向公众说明减少修剪、允许自然生长对于昆虫和其他物种的重要性。再次,推动公众参与和协同设计(co-design),让居民通过活动日、讨论会和自然体验活动直接参与生态提升方案制定,从而增强对自然化绿地的理解、认同与归属感。研究人员据此认为,社会接受度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通过沟通、教育和互动逐步塑造的治理变量。

Hurdle and opportunity D: Competing land use and conversion of post-industrial land
在土地利用层面,研究人员强调,竞争性用地需求和后工业场地转化,是鲁尔地区乃至其他城市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结构性难题。棕地、贫营养草地及其他未林化开放空间,往往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是受威胁物种的重要栖息地,但在城市规划中常被视为可随时开发的“土地储备”。同时,德国法律要求建设造成的生态损害实施补偿,但现实中补偿措施往往偏向在远离城市的地区造林,未能有效维持城市内部生态功能,甚至可能导致高价值开放生境丧失。围绕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归纳出四类主要机会:一是通过法定补偿措施、土地利用规划和景观规划,优先将棕地和开放地纳入公共UGS或保护地体系;二是优先推进已硬化土地再开发,减少对绿地的新增占用;三是通过与企业、教会、公用事业机构、医疗部门及非政府组织建立城市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实施本地补偿和生态提升;四是将补偿投入用于气候适应型与高生物多样性的城市生境营造,如近自然池塘、湿草地、林荫大道和雨洪调蓄设施,而非单一依赖远距离造林。研究结果说明,城市生态补偿若要真正服务于城市生物多样性,必须从“数量补足”转向“功能与位置匹配”。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将上述4类障碍置于国际背景中进行理解,指出这些问题并非鲁尔地区独有。草屑处置、操作人员参与不足、公众对“野化”绿地的认知冲突,以及棕地与开放空间在开发压力下的流失,均在多个国家和地区被观察到。因此,鲁尔地区研讨会识别出的障碍与机遇具有广泛的国际可转移性。论文的核心讨论强调,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并非单纯的生态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生态学、社会接受、行政体系、土地政策和跨部门治理的综合议题。若缺乏公众理解与一线执行支持,即使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管理方案也难以持续;若忽视开放空间和棕地的生态价值,城市生态网络将持续破碎化;若补偿制度仅追求形式合规而缺少城市内部功能导向,则难以实现真正的生态恢复与气候适应协同。

研究结论可概括为: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通常需要对UGS的设计、维护和保护方式进行根本性转变。保障高质量UGS并对退化城市区域进行生态提升或恢复,仍是紧迫任务。基于自然的开发与补偿措施,能够在促进生态提升的同时,与自然体验和气候适应目标形成协同效应。然而,要使这些措施成功实施,公众及操作人员的接受与理解至关重要,这尤其包括针对工作人员的生态培训,以及面向公众的教育和自然体验机会。这些措施不仅有助于理解生态过程,也有助于提升对临时使用限制或不符合传统审美期待的管理干预的接受度。此外,行政、政治、科学界与公众之间广泛而持续的沟通,对于及早识别冲突、推动参与并形成社会可接受方案具有关键意义。面向绿色、宜居和可持续城市的战略伙伴关系,不应局限于自然保护部门和绿地管理部门。公共绿地中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展示,还可进一步激励私人土地所有者在庭院设计和管理中更加关注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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