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Diagnosing community food system governance: jurisdictional complexity,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rural food system inequities in Western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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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治理已成为推进韧性(resilience)与可持续(sustainable)食物系统的一项关键策略,尤其适用于小型与农村市政地区。然而,社区行动者往往在并不正式掌握土地、基础设施、市场或政策权力的情况下治理食物系统,这引发了关于社区主导型治理边界与可能性的
社区治理已成为推进韧性(resilience)与可持续(sustainable)食物系统的一项关键策略,尤其适用于小型与农村市政地区。然而,社区行动者往往在并不正式掌握土地、基础设施、市场或政策权力的情况下治理食物系统,这引发了关于社区主导型治理边界与可能性的讨论。本研究考察了在此类条件下,多行动者社区食物治理如何运行,以及其对韧性、可持续性与正义的影响。研究采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 BC)Revelstoke的定性、社区参与式个案研究方法,基于对18名参与者的半结构式访谈,这些参与者分别来自市政政府、公共卫生、教育、住房、服务原住民的组织以及社区食物组织,同时结合对地方食物与规划文件的分析。研究运用诊断性治理视角,考察分层的制度性、政治经济性与认识论性条件如何塑造社区食物治理实践及其结果。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安排在维持食物可及性、促进社会凝聚力以及应对供应链中断和气候相关基础设施脆弱性等扰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然而,治理回应总体上仍主要是反应性的。权威、资源与合法性主要在社区尺度之外被建构,从而限制了地方行动者推动食物系统转型性变革的能力。此外,专家驱动型政策框架倾向于优先采用技术官僚式路径,进而约束了关系型、地方基础型以及公平导向型治理实践。本研究推进了一种面向社区食物治理的诊断性方法,阐明了为何出于善意的干预可能只是稳定既有的不平等食物系统,而非推动其转型。通过识别塑造地方治理能力的结构性条件,该研究为强化通向更具韧性、可持续且公正之食物未来的社区治理路径提供了扎根于经验的见解。
本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聚焦加拿大西部农村社区食物系统治理的结构性困境,核心问题是:在地方社会被要求承担越来越多食物安全、食物供给协调与危机应对责任的同时,决定土地利用、交通基础设施、市场流通、监管规则与资源配置的关键权力却主要集中在更高治理尺度。研究背景在于,当前食物系统普遍面临可持续性、韧性与公平性危机,尤其在地理隔离、基础设施有限且高度依赖长距离供应链的农村地区,这些问题更为突出。新冠疫情、极端气候事件以及贸易不稳定进一步暴露了集中化、即时化(just-in-time)食物流通体系的脆弱性。既有研究虽然强调地方化生产、缩短供应链和社区参与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地方化本身并不会自动解决食物不安全、土地可及性不足、收入不平等和文化承认缺失等深层问题。因此,开展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在于:辨明社区食物治理为何常常不可或缺,却又难以实现结构性转型。
研究人员以加拿大BC省Revelstoke为案例,探讨社区食物治理如何在结构性约束下运行,并分析这种治理格局对食物系统韧性、可持续性与正义的影响。论文提出两个研究问题:其一,农村市政地区面临哪些食物正义问题,这些问题如何通过社区食物治理实践与治理安排表现出来;其二,定居殖民主义现代性范式下的结构性条件如何塑造社区食物治理在应对食物系统不平等时的可能性与限度。研究结论表明,社区组织、地方机构与跨部门网络在维持食物可及性、开展危机响应、支持学校供餐、组织食物援助和维护社会联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其行动大多仍停留在补偿性、应急性和反应性层面。决定治理成效的权威、资源和合法性主要被嵌入社区尺度之外的制度、市场与知识体系之中,导致地方治理难以推动根本性变革。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通过诊断性治理分析,将农村食物不平等从单一的政策缺口或资源短缺问题,推进为制度、政治经济与认识论结构共同塑造的结果,从而为理解社区治理能力的边界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框架。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社区参与式定性个案研究设计,以Revelstoke为经验场域,样本包括18名当地居民与从业者,来源涵盖Revelstoke Local Food Initiative、Community Connections Revelstoke Society、学区、Interior Health Authority、市政府、临终关怀机构、原住民友谊中心和社区住房机构。研究通过Zoom开展40–80 min半结构式访谈,并结合地方规划与食物政策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分析中使用NVivo(v.14),采用演绎—归纳结合的主题分析法,并以“The House That Modernity Built”框架中的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启蒙人文主义(enlightenment humanism)、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与可分离性(separability)四个维度作为诊断性分析透镜。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保留并围绕四个小标题展开论述。
3.1 Global capitalism: market governance and community dependency
该部分指出,Revelstoke的食物可及性、价格和供给稳定性深受市场治理结构支配,本地行动者对企业化供应链几乎没有实质影响力。通过访谈,研究发现当地高度依赖少数大型零售商和长距离运输网络,尤其依赖单一公路通道,使食物系统在交通中断、野火、雪崩和洪灾面前极为脆弱。研究还显示,企业集中控制加剧了价格上涨与空间性价格不平等,居民对食物定价缺乏监督能力。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大坝建设淹没了大量农地,削弱了本地农业生产基础;土地价格飙升又进一步将农业生产排除在多数居民能力之外。通过这些研究,作者得出结论:全球资本主义逻辑通过供应链集中、市场依赖和资本密集型基础设施建设,系统性地制造了农村社区的食物脆弱性与治理依赖。
3.2 Enlightenment humanism: epistemic authority and technocratic governance
该部分分析了知识权威如何塑造社区食物治理。研究通过访谈发现,公共卫生、食物教育和政策设计主要由专家驱动型、赤字导向型框架主导,专业知识常被置于生活经验和关系型知识之上。食物不安全问题在实践中经常被解释为个人知识不足、营养认知不足或行为选择不当,因而教育被视为主要干预路径。研究同时发现,一部分参与者开始反思这种以西方专业知识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质疑为何卫生和气候治理领导职位高度集中于接受西方高等教育者,以及原住民知识为何难以获得同等承认。该部分据此得出结论:启蒙人文主义通过技术官僚主义和知识等级结构,使食物治理倾向于采用教育化、行为化的干预,而压缩了关系型、社区定义型及原住民知识基础的治理空间。
3.3 Nation-state: jurisdictional fragmentation and limited local authority
该部分展示了民族国家尺度上的权力分割如何限制地方治理能力。研究通过案例材料表明,加拿大联邦、省与市政之间的职责分散导致食物系统治理呈现碎片化格局,地方政府虽然承担越来越多食物安全与社区协调责任,却缺乏对土地、基础设施、供应链和监管制度的决定权。访谈反映出,地方机构在推进农业用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将原住民食物实践纳入规划体系时,均受到法规、边界和资金条件限制。与此同时,Revelstoke对横贯加拿大公路的依赖显示,交通基础设施这一上位治理领域对地方食物安全有决定性影响。该部分得出结论:民族国家式治理通过层级化法规、空间边界和资源分配机制,将责任下放给地方,却并未同步下放权力,从而形成显著的尺度错配。
3.4 Separabi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stitutional separation, and relational responses
该部分聚焦社会分层、制度分隔与关系性应对。研究表明,高地价、土地获取障碍、气候灾害和收入分化共同推动了平行食物系统的形成:一部分居民可借助市场获得食物,另一部分则 increasingly 依赖食物银行、学校餐食和社区慈善服务。通过访谈,作者发现食物银行使用者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低收入群体,就业人口和所谓“消失的中产阶层”也在进入食物援助体系。与此同时,慈善性食物供给既弥补了国家干预不足,也伴随着羞耻感与社会污名。研究还发现,共享餐食、社区花园、邻里互助与普惠性学校供餐等实践,有助于削弱污名化并强化社会凝聚力。由此,该部分得出结论:可分离性不仅表现为人地分离,也表现为社会群体、制度责任和食物获取路径的分化,但地方社会同时通过关系性照护与互助网络发展出一定的替代性治理实践。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并未将农村食物系统不平等归因为单一政策失败,而是强调其为现代性与殖民性结构共同作用的结果。食物正义(food justice)研究有助于揭示不平等后果与伦理诉求,但在解释为何许多正义导向干预始终停留于反应性和改良主义层面时,诊断能力有限。相较之下,“The House That Modernity Built”框架更清晰地揭示了限制社区治理转型能力的四重结构。可分离性使食物责任被切割到不同政策领域,并使慈善性和补偿性回应获得正当性;启蒙人文主义强化专家知识地位,使治理偏向技术化和教育化;民族国家通过边界、规制与资金体系制造地方责任和权力的不对称;全球资本主义则通过企业化供应链、价格机制和市场依赖,将关键治理过程置于民主问责之外。论文据此提醒,不能将“解决食物不平等”的责任不加批判地转嫁给农村社区本身,也不能过度高估地方化治理的能力。社区组织不仅是服务提供者,也是受限制度环境中的治理行动者,其以尊严为中心的服务、互助与集体食物实践虽无法独自拆解结构性根源,却为更具关系性和适应性的治理形式提供了现实空间。研究进一步指出,强化社区食物治理不应只依赖地方尺度,而应包括支持原住民治理权威与土地基础食物实践、改革限制地方生产的土地利用与基础设施体系、挑战边缘化社区知识的认识论等级,并推动跨尺度协调而非单纯责任下放。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主要作为一项关于结构性约束下加拿大农村市政地区社区食物治理的经验分析,表明食物系统不平等并非仅由孤立的政策失灵所致,而是由更深层的制度性、政治经济性和认识论性条件塑造。通过将“The House That Modernity Built”作为诊断性治理透镜,分析表明,与土地获取、可负担性、规制性排斥及知识边缘化相关的挑战,反映了嵌入现代定居殖民系统中的治理逻辑。这些结构塑造了哪些社区治理形式是可能的、合法的和可操作的,从而阐明了为何地方食物系统干预往往既属必要,却又不足以实现转型性变革。对这些动态的识别同时凸显了社区食物治理的局限与可能。尽管地方行动者无法仅凭自身拆解组织权威、市场与司法辖区的结构基础,但其在维持食物可及性、应对扰动以及培育关系性照护与责任实践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就该案例而言,社区治理倡议——包括食物项目、互助以及以尊严为中心的服务供给——展示了即使在受限制度环境中,治理仍可通过不同方式被实践。这些实践并不能消除不平等的结构性驱动因素,但它们创造了适应性空间,在抵御现有系统最有害影响的同时维系了韧性与社会凝聚力。研究结果对食物治理与规划实践具有重要意义。诸如Revelstoke的Official Community Plan、Food Security Strategy和Food Charter等举措,为正义与韧性导向治理提供了有价值的切入点,但其有效性取决于能否处理超越社区尺度的更广泛治理条件。因此,强化社区治理需要支持原住民治理权威与土地基础食物实践,改革限制地方生产的土地利用与基础设施系统,并挑战边缘化生活经验与关系型知识的认识论等级。同样重要的是,应避免在缺乏相应权力、资源与跨尺度协调转变的情况下,进一步将责任下放给社区。总体而言,本文强调,强化社区食物治理并不是孤立提升地方能力的问题,而是要处理塑造治理组织方式本身的结构性条件,从而为致力于建设更具韧性、更可持续且更公正食物未来的学者与实践者提供扎根经验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