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政府与中国居民心理健康:潜在机制及城乡异质性的实证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Digital government and residents’ mental health in China: evidence on potential mechanisms and urban–rural heterogeneit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26日 来源: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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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政府已成为当代公共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其与居民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考察。本研究基于2021年与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的个体层面数据,将其与2020年和2022年省级

  
数字政府已成为当代公共治理的关键组成部分,然而其与居民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充分考察。本研究基于2021年与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的个体层面数据,将其与2020年和2022年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指数进行匹配,旨在探讨数字政府发展是否与中国居民心理健康存在关联,以及该关联在城乡人口之间的差异。研究方法上,研究采用汇总横截面设计中的一期滞后匹配策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模型估计关联,并采用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估计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同时辅以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发展与居民心理健康存在正向且稳健的关联。机制分析显示,健康相关活动受限的减少与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可能构成两条潜在传导路径。该正向关联在农村居民中表现得更为稳定,尽管城乡差异的统计显著性需谨慎解读。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该关联在人力资本较高、健康约束较少、数字公共服务使用能力较强的个体中更为显著。结论认为,数字政府的影响可能超越行政效率本身,与居民心理健康、健康能力及心理资源存在关联。为促进包容性数字治理,政策制定者应优先关注健康服务整合、数字可及性、服务易用性以及对弱势和结构性 disadvantaged 群体的线下支持。
本研究发表在《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旨在探讨数字政府发展与居民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及其城乡异质性。研究背景方面,数字政府已成为当代公共治理转型的重要制度情境,数据科学、人工智能与公共行政数字化正系统性重塑政府组织、治理能力及公共服务供给。然而,现有文献多聚焦于电子政务成熟度、数字治理能力与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正向关联,对心理健康这一更具公共卫生意义且对外部环境更为敏感的个体状态关注不足。心理健康较一般生活满意度更能反映个体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情绪压力、抑郁感受及心理脆弱性。此外,宏观数字治理环境与个体心理健康之间的传导机制亦有待理论化。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户籍制度(Hukou)深刻塑造了公共服务的空间配置,农村居民长期面临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健康资源可及性较弱等结构性约束,这为检验数字政府的补偿性赋能效应提供了重要经验情境。

研究人员开展了以下研究:首先,检验数字政府发展是否与居民心理健康存在正向关联;其次,考察健康相关活动受限(客观生理约束)与生活幸福感(主观心理资源)是否构成潜在传导机制;最后,探究该关联是否呈现补偿性赋能模式,即在农业户口居民中更为稳定或显著。研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数字政府发展与居民心理健康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健康相关活动受限的缓解与生活幸福感的提升构成两条潜在传导路径;该正向关联在农村居民中更为稳定,但城乡差异的统计显著性需谨慎解读;该关联在人力资本较高、健康约束较少、数字公共服务使用能力较强的个体中更为显著。研究意义在于:跨越公共行政与公共健康学科边界,将数字政府与居民福祉研究从行政效率、服务便捷性和生活满意度拓展至心理健康这一更具体领域;同时纳入客观行为约束与主观认知评价,尝试打开宏观数字治理环境与微观心理状态之间的"黑箱";并引入补偿性赋能理论视角,为理解数字时代公共服务均等化、包容性治理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系提供新证据。

研究采用的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如下:数据来源上,个体层面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年与2023年两期数据,宏观层面数据来自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政府发展指数报告》;研究设计上,采用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指标与个体层面调查数据相结合的汇总横截面设计,并实施一期滞后匹配策略——将2020年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指数与CGSS 2021年个体数据匹配、2022年指数与2023年数据匹配,以增强时序关系并缓解反向因果担忧;估计方法上,基准模型采用OLS回归控制地区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并通过省份聚类稳健标准误处理组内相关;为处理潜在内生性,构建两个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包括邻省数字政府发展的空间滞后项(基于地方政府间标尺竞争与政策扩散逻辑)以及基于1982年各省邮局数量的历史份额-变动份额(Bartik)工具变量;此外,还通过替换因变量(自评健康)、采用有序Probit模型、估计分层线性模型(HLM)以及剔除直辖市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部分:

基准回归结果:控制个体特征、区域经济发展、年份与地区固定效应后,数字政府指数标准化值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居民心理健康得分平均提高0.268分,数字政府发展与居民心理健康存在显著正向关联,为假设H1提供初步实证支持。

城乡异质性分析:分样本回归显示,数字政府指数系数在农村居民中为正且统计显著(β=0.383, p<0.01),而在城市居民中系数较小且不显著(β=0.027)。全样本交互模型中,数字政府指数与农村户籍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但不显著(β=0.049),线性组合检验显示农村居民总效应为正且边缘显著(β=0.267, p=0.050)。这表明假设H4获得方向性或部分实证支持,但需谨慎解读。

稳健性检验:替换因变量为自评健康后,数字政府指数在全样本和农村居民样本中仍为正且显著;采用有序Probit模型后结果模式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分层线性模型显示数字政府指数在全样本、农村居民及城市居民样本中均与心理健康正相关;剔除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后,数字政府指数在全样本和农村居民样本中仍显著为正。多数稳健性检验表明该正向关联在农村居民中更为稳定。

工具变量估计:2SLS估计中,全样本数字政府指数系数仍为正且显著(β=0.166, p<0.01),农村地区系数(0.181)大于城市地区(0.123)。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均大于10,Hansen J检验p值介于0.174至0.289之间,未拒绝过度识别约束。

机制分析:健康相关活动受限机制方面(假设H2),数字政府指数与健康相关活动受限显著正相关(β=0.345, p<0.01),将两者同时纳入模型后,健康相关活动受限与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β=0.442, p<0.01),而数字政府指数系数从0.268降至0.115且不显著。生活幸福感机制方面(假设H3),数字政府指数与生活幸福感显著正相关(β=0.240, p<0.01),将两者同时纳入模型后,生活幸福感与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β=0.393, p<0.01),而数字政府指数系数从0.258降至0.163且不显著。这些发现为假设H2和H3提供了逐步回归证据。

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该正向关联在60岁以下、男性居民中较为明显;在农村居民中,该正向关联主要集中在受教育年限超过9年以及健康相关活动受限较少或无受限的群体中;收入水平方面,全样本中该关联在低收入群体中更明显,农村样本中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均显示正向显著关联,高收入群体系数略大;区域位置和政治理解维度的估计相对不稳定,置信区间较宽。

讨论部分总结:本研究将省级数字政府发展指数与CGSS微观数据相结合,发现数字政府发展不仅与行政效率或服务流程优化相关,还可能与居民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联,这拓展了数字政府研究的社会意义。该发现可通过行政负担(administrative burden)与制度摩擦(institutional friction)理论加以理解:传统公共服务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序碎片化和高额线下交易成本可能增加居民办理公共事务的时间成本与认知负担,进而产生挫败感、无助感和不确定性压力;数字政府通过在线办理、数据互操作性、流程再造和信息公开降低这些制度摩擦,使公共服务更加可及、透明和可预期。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政府通过在线预约、电子健康档案、远程医疗、健康信息传播和公共卫生数据整合降低健康服务的信息、时间和交易成本,改善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利用率,从而减少健康相关活动受限,而活动受限的缓解有助于维持个体的社会独立感和控制感,降低与生理功能约束相关的心理困扰。同时,数字政府通过改善公共服务便利性、治理透明度、诉求表达渠道和制度回应性提升居民生活幸福感,而生活幸福感作为主观幸福感的核心组成部分,反映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认知评价,更高水平的生活幸福感意味着更积极的生活评价、更强的环境掌控感和更稳定的情绪调节,从而与更好的心理健康相关联。

城乡异质性方面,相较于城市居民,数字政府与心理健康的正向关联在农村居民中统计上更为稳定,这为补偿性赋能假说提供了方向性和情境特异性证据。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地区长期面临公共服务供给滞后、优质医疗资源空间错配、地理距离导致的线下互动成本较高等系统性约束,数字政府不仅作为额外服务渠道,更可作为对结构性服务缺位的补偿性回应。从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来看,数字政府有助于扩展农村居民获取资源和应对风险的能力。然而,交互模型中城乡交互项未达常规统计显著性水平,故H4仅获方向性支持而非完全确认。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还表明,即使在农村人口内部,该正向关联也更集中于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健康能力和服务使用能力的群体,说明数字政府的补偿性赋能并非自动实现,数字接入并不自动转化为数字收益,平台的可及性、易用性、可理解性以及弱势群体的必要辅助支持至关重要。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本研究将省级数字政府发展与CGSS微观数据相结合,考察了其与居民心理健康的关联。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发展与心理健康存在正向关联,健康相关活动受限和生活幸福感可能构成两条潜在传导路径。该正向关联在农村居民中更为稳定,但城乡差异需谨慎解读。这些结果表明,数字政府的影响可能超越行政效率本身,延伸至公共卫生和包容性治理领域。未来数字政府发展应更加关注服务可及性、健康服务整合、数字包容以及对弱势群体的线下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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